材料一：

批判性思维有两个特征：第一，批判性思维首先善于对通常被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结论；第二，批判性思维又是用分析性和建设性的论理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解释并做出判断，而不是同样接受不同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不是“批判”，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指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的第一层次是一种能力，有别于知识。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除了能力层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也称之为心智模式。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个属于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的心智模式是成长型心智模式，就是一种开放式的思维习惯，不断拓宽思维范围，想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问之前没有怀疑过的命题。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思考什么”和“问为什么”。这个层次是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误区”，走进思维“盲区”。有关“如何”方面的问题，多是技术层面，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取，也可以通过诸如ETS的考题来测试。而有关“什么”和“为什么”方面的问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如何”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如何”的，很少是关于“为何”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知半解。批判性思维除了要求在逻辑上、统计上不犯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的原因。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摘编自钱颖一《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理念与实践》）

材料二：

批判性思维是“开放理性”的精神和“探究实证”技能的结合。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这样的精神和技能，是人的认知和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是文明社会的前提和支柱，换句话说，如果作为个体的人没有开放思维、没有理性辨别力、没有论证技能，那么，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理性社会以及对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可能的。国家发改委产业司原司长年勇指出，我们高端产业落后的一大原因，在于我们的人才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他直言：“没有人，什么都干不成。”显然，他说的人，指那些既能思考又能实干的人。人没有思维能力和实干精神，像没有接上电脑运转的硬盘，它不可能有任何超出已有存储的新产出。

年勇是了解国内外产业和科技发展情况的专家，他谈论“没有人”的问题，显然不是无的放失。其实，人们早已认识到我们的学生会做题、但不会提出和解决问题的痼疾。我们在网络上、社会上经常看到以虚假、情绪和忽悠来代替理性思考和实证实践的现象。缺乏既能思考又能实干的人，一直就是我们社会和科技发展的第一瓶颈。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认识。

在最近这几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就需要我们除了学外语，还要学习另一种语言，即“理性语言”，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这样的思维和表达的核心，是客观性；而客观性，来自具体、细致、深入和广泛的真实叙事和合理推理。抽象、模糊、大话、套话、空话和情绪化的表述，没有理性根基和内容，就不能有力回击恶意的攻击，也不会让广泛的听众信服。

很多人也已认识到，这些问题和基础教育一直缺乏理性精神和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直接关联，虽然这些年已经有不少批判性思维理念的传播和改革努力，目的和坐标就是要突破这个瓶颈，但现有的观察是，目前的基础教育，和现代社会和国家发展背景下培养有德有能的人的目标，依然没有很好对接上，它依然没有大力有效地培育开放理性精神，没有学习“理性语言”。

（摘编自董毓《批判性思维是“开放理性”精神和“探究实证”技能的结合》）

“文化”是汉语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与“化”起初是分开的，属于两个彼此独立的概念。

“文”，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花纹，“物相杂，故曰文”“五色成文而不乱”“文，错画也，象交文”中的“文”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产生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归纳之，“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又引申出教行迁善之义。

“文”与“化”并用，较早见诸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西汉以后，“文”与“化”开始并提从而形成一个完整词语，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因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逐渐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故文化通常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社会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狭义的文化，通常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实际上把文化视为与政治、经济相区别的实体范畴，又称为“小文化”。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股潮流，文化概念的定义也多样化起来。总之，我们认为，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非物质的东西。换言之，自然界本无文化，自从有了人类，凡经人“耕耘”的一切均属文化范畴。

在西方，文化一词系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原义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满足食住等需要的过程中，对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后来，该术语产生了转义，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赛罗在其“智慧文化即哲学”这句名言中把文化的转义确切地表达出来了。智慧文化的内容变为主要指改造、完善人的内在世界，使人具有理想公民素质的过程。于是，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培育公民具有参加这些活动所必需的品质和能力等内容渐被纳入文化概念，其内涵由此变得更为丰富。但在黑暗的中世纪，文化概念的含义被神学观念压制，18世纪启蒙时代的理论家们把文化概念逐步从神学体系中解放出来。自18世纪末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巨变。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在纵览各家、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美国著名人类学专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性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这一定义广为现代西方学者所接受。

（摘编自刘生全《文化：不同语境下的理解与阐释》）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是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做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改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各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case（标准案件；参照执行案件，判例案件）。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我在前几篇杂话中已说过，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材料一：

语言的形式之所以能是美的，因为它有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这些美都是音乐所具备的，所以语言的形式美也可以说是语言的音乐美。在音乐理论中。有所谓音乐的语言：在语言形式美的理论中。也应该有所谓语言的音乐。音乐和语言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音乐和语言都是靠声音来表现的.声音和谐了就美，不和谐就不美。整齐、抑扬、回环。都是为了达到和谐的美。在这一点上。语言和音乐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语言形式的美不限于诗的语言：散文里同样可以有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和回环的美。从前有人说。诗是从声律最优美的散文中洗炼出来的；也有人意识到.具有语言形式美的散文却又正是从诗脱胎出来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没有意义的；只是要是语言，就可能有语言形式美存在，而诗不过是语言形式美的集中表现罢了。

在音乐上。两个乐句构成一个乐段。最整齐匀称的乐段是由长短相等的两个乐句配合而成的，当乐段成为平行结构的时候，两个乐句的旋律基本上相同，只是以不同的终止来结束。这样就形成了整齐的美。同样的道理应用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语言的对偶和排比。对偶是平行的、长短相等的两句话：排比则是平行的、但是长短不相等的两句话.或者是两句以上的、平行的、长短相等的或不相等的话。

远在第二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就以善用排比的语句为人们所称道。直到现在，语言的排比仍然被认为是修辞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排比作为修辞手段虽然是人类所共有的，对偶作为修辞手段却是汉语的特点所决定的。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虽然双音词颇多，但是这些双音词大多数都是以古代单音词作为词素的.各个词素仍旧有它的独立性。这样就很适宜于构成音节数量相等的对偶。对偶在文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骈体文和诗歌中的偶句。

骈偶的来源很古。《易·乾卦·文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左传》说：“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这种例子可以举得很多。六朝的骈体文并不是突然产生的，也不是由谁规定的.而是历代文人的艺术经验的积累。秦汉以后，文章逐渐向骈俪的方向发展，例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说：“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水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 又说：“节同时异，物是人非。”这是正向着骈体文过渡的一个证据。从骈散兼行到全部骈俪，就变成了正式的骈体文。

对偶既然是艺术经验的积累，为什么骈体文又受韩愈等人排斥呢？骈体文自从变成一种文体以后，就成为一种僵化的形式.缺乏灵活性.从而损害了语言的自然。骈体文的致命伤还在于缺乏内容，言之无物。作者祇知道堆砌陈词滥调，立论时既没有精辟的见解.抒情时也没有真实的感情。韩愈所反对的也只是这些，而不是对偶和排比。他在《答李翊书》里说：“惟陈言之务去。”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里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他并没有反对语言中的整齐的美。没有人比他更善于用排比了：他能从错综中求整齐，从变化中求匀称。他在《原道》里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又说是：“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样错综变化，就能使文气更畅。尽管是这样，他也还不肯放弃对偶这一个重要的修辞手段。试看他在《送李愿归盘谷序》所写的“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和在《进学解》中所写的“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无一不是文质彬彬、情采兼备。

总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整齐而不雷同，匀称而不呆板，语言中的对偶和排比，的确可以构成形式的美。在对偶这个修辞手段上，汉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这一艺术经验是值得我们继承的。

（摘编自王力《略论语言形式美》)

材料二：

诗歌离不开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之可贵，在于它能高度地进行艺术概括，揭露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内在矛盾，突出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中的矛盾，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从中国文学发展史角度看，这只有发展到律诗中的对偶形式，才把这种形象思维的艺术手法发展到极致。因为律诗讲究对偶，就硬性规定了一个格式。对偶要求成对使用的两个文句字数相等.结构、词性大体相同，意思相关。这种对称的语言方式。形成表达形式上的整齐和谐和内容上的相互映衬，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对偶要求作者揭露矛盾，运用起来是辩证的，有助于辩证思维的形成。

律诗对仗形式之所以在我国唐代兴盛起来，除了我国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作用外，还有以认识论、方法论为基础的古代哲学在文学上的继承发展问题。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从《周易》中的乾坤、阴阳、尊卑演进到后来的天人、形神、有无、本末等无数对立的范畴。构成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对整个思想领域包括文学领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而且有丰富辩证法思想的佛教和道教学说，恰巧随着唐代统治者的先后提倡，使唐代诗人从思想上受到影响，从哲学与文学的结合来看，这是一大进步。当时很多有名的诗人，不是道家的崇奉者，就是佛教的信徒，杜甫号称儒家也和佛教禅宗有关系。这些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渊源。

（摘编自张银线《论律诗对偶形式与古诗哲理表达》)

材料一：

白嘉轩来到新买的田里察看，老远瞅见那块地里正有人吆着高骡子大马双套牲畜在地里飞梭似的耕作。地头站着一个穿黑袍的人，高个儿，手叉着腰，那是鹿子霖，他傲然瞅视着拽犁奔驰的骡马。白嘉轩一看就火了：“子霖，你怎么在我的地里插铧跑马？”鹿子霖佯装惊讶地说：“这是我的地呀！”白嘉轩说：“这得凭契约说话，不是谁说是谁的就是谁的！”鹿子霖说：“我不管契约。是李家寡妇寻到我屋里要把地卖给我。”鹿子霖从长工手里夺过鞭子接过犁把儿，勒回牲畜示威似的翻耕起来。白嘉轩一跃上前抓住骡马缰绳。两个年龄相仿的男人随之就厮打在一起。长工刘谋儿是外村人不敢插手，只顾去逮惊跑的牲畜。两个男人从李家寡妇的地里扭打到地头干涸的水渠，同时跌倒在渠道的草窝里，然后爬起来继续厮打，又扯拽到刚刚翻过的土地里。这时候村子里拥来许多男女，先是鹿子霖的几个内侄儿插手上阵，接着白嘉轩的亲门近族的男子也上了手，很快席卷为白鹿两姓阵势分明的斗殴，满地都是撕破的布片和丢掉的布鞋。

（选自陈忠实《白鹿原》）

材料二：

中国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从熟人开始，再到不熟的人一圈一圈的推，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在“差序格局”这张伸缩网中，始终以“己”为中心，但这里的“己”是通过血缘关系将“自我”层层包裹，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而划分的标准就是血缘的远近和关系的亲疏，通常是按照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向外推的过程。这样形成的整个血亲群体常常会共同维护亲族的尊严和利益。

（选自韩梦瑶《差序格局：乡土社会人伦关系的中国特色》）

文中明明是白嘉轩和鹿子霖的私人纠葛，为什么会引发大规模的斗殴？请回顾《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的概念，并结合概念、材料二分析其原因。

差序格局的概念：

原因：

材料一：

20 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人自我意识越来越鲜明，新诗也呈现出主体性强化的倾向。

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特性。诗歌创作的主体即诗人，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他有着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美学理想。传统的小说、剧本侧重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对象也照样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与鲜明爱憎，但是主体一般总要隐藏到情节和场景的后面。诗歌则不然。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

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胡适把新诗的发生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念，得到了“五四”时代其他诗人的热烈回应。此后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诗的主体性常常被强调。

但是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以诗人的主观世界为表现对象，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抒情诗以表现诗人的情感为主，但这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

诗的主体性要求诗人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因而优秀的诗篇是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然而抒情诗是否只是纯个性，纯偶然性，而毫无普遍意义呢？不是的。优秀的诗人在创作时决不是不负责任地自由倾泻，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民族的特征以及自己的哲学与美学观点对之进行审视，进行加工。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为什么主体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往往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呢？这是由于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普希金说过：“我的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对诗人来说，自我与时代、与人民是一致的，因为诗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人民的一员。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种涵盖一切的气魄：我是人民！人民是我！因此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

（摘编自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材料二：

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称为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共性、反意义等现象，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甚至以庸俗、低劣、丑恶入诗。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

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于不同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人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摘编自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

自媒体时代最显著的两个特征是，信息生产量巨大和信息传播速度快、获取便捷。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读者毫无抵抗力，因为信息包含了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全部内容，诸如经验、知识、故事、传奇等。而小说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只不过是小说家对信息艺术化、个人化处理之后以艺术作品之名进行的传递。那么，在时代与小说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信息落差”，当读者在自媒体的无数信息中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精神启蒙和精神满足时，如果当前小说没有超越这些信息的优势——足够的叙事吸引力和精神震撼力，那么读者势必将会远离当前小说，小说的艺术创造活力也势必随之而衰。

在口头传播时代和书籍报纸时代，读者和小说家之间几乎不存在“信息落差”，甚至小说家的信息量大于读者；而到了电视时代，这种“信息落差”出现了，但缝隙不大，所以本雅明感叹“小说作为讲故事这门古老的手艺衰落了”；在前两个时代，一个聪明的小说家尚能弥补这种“信息落差”，但是如今，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是足够聪明或者伟大，他将很难填补这种“信息落差”。毫无疑问，信息的爆炸现场对小说写作造成了重大挑战甚至威胁，读者的逃离是挑战和威胁之一，而真正的挑战和威胁来自小说家的无奈——“想象力已经落后于极端的花哨现实”（乔治·斯坦纳语）以及无法创造艺术的征服力去弥补“信息落差”。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无数的光怪陆离的信息和现实奔涌到小说家面前时，是否为小说家打开了一扇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之门呢？当然是。所以，找到处理信息的原则和方式，将信息进行艺术的转化成为关键。

如果我们将信息分为日常生活和传奇经验两种，我们会发现，小说艺术的呈现大致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或理论：如果我们写的是一个日常生活故事，那么我们就得写出它的传奇性；如果我们写的是一个传奇经验或故事，那么我们就得写出它的日常性。日常生活的传奇性和传奇经验的日常性，这二者的平衡处理，实质上是在独特、生动的“个”和普遍、宽阔的“类”之间展开，最终做到“个”中有“类”，“类”中有“个”，如黑格尔所说“艺术不应该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现，这普遍性必须经过明晰的个性化，化成个别的感性东西”。

“日常生活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却展示了时间的内涵”“它是一切，包围着我们”“但像时间一样，不知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学者徐前进如是形而上概括。日常生活的特点注定了当我们把日常生活原封不动搬进小说时，因其无限重复、缺乏奇异、丧失意义感，它不仅摧毁读者的阅读耐心，也难以迈入艺术的层面。所以，要超越日常生活的重复、狭隘与功利，就必须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化，即写出它的传奇性——赋予日常生活断裂、惊奇和伟大。小说艺术也正是在日常生活这种传奇性的转化中完成的。写出日常生活的传奇性是完成信息到艺术转换的途径之一，反之，还有另外一条途径是写出传奇故事的日常性。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降临，制造传奇和讲述传奇如更大的旋风一般席卷我们的世界。只要打开网络热搜或进入短视频平台，千奇百怪的信息和传奇经验或故事层出不穷地冒出来，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极端的花哨现实”在各个数字终端被观看、被消费，甚至被轻而易举地添油加醋地“创作”之后再一次被传播，数不尽的传奇故事因此而诞生。制造、讲述、消费传奇在今日自媒体时代俨然已成为一桩全体网民参与的大生意，大受平台和资本青睐。

毫无疑问，这些传奇信息或故事不仅对普通网民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对小说家们也是如此，这是他们单调匮乏的日常生活和书斋经验之外写作素材重要的来源和补充。但是，当小说家把目光投向这些传奇经验或故事，借助想象力和虚构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小说时，我们看到了传奇经验或故事转换为小说的种种遗憾。有些小说只是传奇经验或故事的扩展版，如啰嗦的新闻事件；有些小说描摹的人物大起大落，多写的是时代热门之事，如社会变革“大事记”……这类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对传奇经验或故事的处理丧失了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导致了这类小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叙事美学偏向，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是：“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

如何从传奇经验或故事的“力”中呈现出“美”来，有一策略：便是写出它的日常性来，即写出“飞扬”中的“安稳”来。传奇经验的“这一个”与日常性的“这一类”在小说中相遇的瞬间，艺术的化学反应随之发生，传奇经验的“力”被普遍性的日常伦理削弱，而表现出小说的“美”来，诸如那种人类的普遍关切、情感以及认知等。

（摘编自石华鹏《在日常与传奇之间——自媒体时代小说写作的两种叙事策略》）

材料一：

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就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在这种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可是在都市里律师之上还要加个大字，报纸的封面可能全幅是律师的题名录。而且好好的公司和个人，都会去请律师作常年顾问。在传统眼光中，都市真是个是非场，规矩人是住不得的了。

讼师改称律师，更加大字在上；打官司改称起诉；包揽是非改称法律顾问——这套名词的改变正代表了社会性质的改变，也就是礼治社会变为法治社会。

在都市社会中一个人不明白法律，要去请教别人，并不是件可耻之事。事实上，普通人在都市里居住，求生活，很难知道有关生活、职业的种种法律。法律成了专门知识。不知道法律的人却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在有秩序的都市社会中，在法律之外生活就会捣乱社会的共同安全，于是这种人不能不有个顾问了。律师地位的重要从此获得。

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是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做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改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各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 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现代的社会中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了，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也因之，并不能盼望各个在社会里生活的人都能熟悉这与时俱新的法律，所以不知道法律并不成为“败类”。律师也成了现代社会中不可缺的职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材料二：

观念与时俱进，价值则变中有恒。2020年11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认识“天下无讼”的价值追求提供了科学的方向指引。

具体来说，纠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如何看待纠纷、处理纠纷，不同文明形态下的社会认知与解纷机制并不相同。自周孔以来，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对于由讼而生的纠纷的看法及其解决之道，形成了一以贯之的传统，这就是追求“天下无讼，以和为贵”。这种解纷传统的价值预设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伦理人，伦理道德是社会生活的基石，人与人的关系必以伦理道德为前提，社会秩序的构建不是契约下的界限分明、权利本位，而是相与相让的伦理亲情。在现实生活中，人是有欲望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无尽的欲望与资源的不足构成了冲突的根源，由此而来的各类形态的纠纷，自然难以避免。尽管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国政府，都在奉行着荀子“隆礼重法”的国家治理传统，但社会生活秩序的建立却依然以息讼无讼、追求和合为价值理念基石，这既是社会结构所然，也是中国文化个性所在，更是中国人处理纠纷、看待诉讼的独有视角。

（摘编自陈景良《“天下无讼”价值追求的古今之变》）

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意象的认识和把握的自觉意识主要受到现代主义观念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诗歌意象的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新诗中常有传统意象的闪现。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的新诗创作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

戴望舒重视选用古典意象，主张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来表现。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有着这样的古意雅情，戴望舒几乎每一作诗，便沉陷于古典意象的包围之中。连连不断的古典意象启发着他，使得他比其他诗人多了一份灵感的源泉，于是他能写出《雨巷》这样堪称典范的现代诗。

《雨巷》属于戴望舒说的那种通过旧的意象表现新情绪的代表性诗歌。谁都能一眼看出此诗直接采用了古诗中的丁香意象，但是，戴望舒没有简单地重复表现古典的丁香意象所包含的意绪，而是以古典意象固有的意绪作序引，借题发挥地表现自己新的体验、新的情感。戴望舒并没有把此诗真的写成“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没有在“愁”字上大做文章，虽然他每每写到“愁怨”“忧愁”，而将这些传统意象的内容赋予了一位假想中的姑娘，这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实际上是他对古典诗歌中有关意象的复合印象的人格化体现，以她的恍惚出现又飘然而逝来表现诗人的“冷漠，凄清，又惆怅”的情绪体验。于是，在这首诗中，“愁”不再像古诗中那样是表现的主要对象，“冷漠，凄清，又惆怅”才是全诗表现的“新情绪”，“愁”连同包含“愁”绪的丁香意象，以及将这意象人格化的那位想象中的姑娘，都只成了借以表现这些“新情绪”的客体。

在意象构思上，现代诗人普遍锐意于创新。即使不能创新，也至少要做到对旧意象进行翻新。墨守旧意象、旧意境，一向被视为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指出：“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

许多传统的意象由于构思方式的不同而面临着内涵的改变。古代诗人构思意象纯粹由“象”出发，以“象”为主，附“意”于“象”。比如“黄昏”，古代诗人们首先捕捉到“黄昏”的景象之美：那时明暗交错，彼此混沌，云里雾里，一派朦胧；若夫日沉月初上，则牵动微妙幽思，顿生浪漫之想，遂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唱。于是，黄昏之象的美引起了一系列美的意念，让传统的“黄昏”意象充满了美艳动人的光泽。因此，尽管“黄昏”也易勾起愁绪，但古人宁愿将表现愁绪的任务交付给黄昏之后的皎皎明月或黄昏之前的沉沉暮日，唯独避开黄昏。现代诗人则毫不犹豫地将种种愁绪交付黄昏意象去表现，因为现代诗人的意象营构是“意”常先于“象”，产生了一定的“意”并酝酿到相当的浓度之后，才在“象”的世界寻找载体结成意象。于是对于黄昏这样的古老意象，他们可以先不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将自己的现代感受和人生体验中的一些相应印象赋予黄昏意象作新的表现，这就改变了黄昏意象传统的内涵，而使之呈示出迷茫、悲愁色调。现代的“黄昏”意象因而划出了与传统意象清晰的界线。

对于古代诗人来说，一个成功的意象营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可能成为万代诗人借鉴的对象，成为一种经典；可在过分信奉“兴生于中，无有古事”之信条的现代诗人笔下，他们的意象造设无须像古代诗人那样求得普遍的共感，只要体现出现代感兴的独特性。而且，各种现代诗歌理论都在鼓励感受和表述的独创性，这使得现代诗歌意象的造设便呈现出随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所揭示的结果便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象的繁多和重叠，二是意象的个性化及对普遍经验的突破。现代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是建立在艺术个人主义化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往往只注重创新，鼓励意象的新奇，相对忽略了意象设计的普遍意义，造成许多“读不懂”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经典化。

（摘录自朱寿桐《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

材料一：

回溯到商、周交替之际，一个文明较高的商朝，被文明较低的周朝所取代，这件事情本身必会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反省。他们还免不了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这么强大，而且主导北方中国的商王国，居然被小小的周国灭亡了？他们的回答是：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为依归的，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亲”。这可说是第一次将道德的意义超越人类力量的命运。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易经》中所谈的命运，不完全是盲目的，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人类自己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发展的方向。这个观念与天命具有道德意义是相互配合的。

等到西周覆灭，周人的封建系统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不再有过去那样的自信，也不再有过去那样主宰的力量，天命的意义必须要有新的解释。在《论语》里面，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在孔子承受同时代人的迫害时，他曾经说：“天给了我这个天命。天生了我，给了我一个任务。有了这样的任务，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天命已经不是政治的使命，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之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

汉代编辑成书的《礼记》，其中的《中庸》篇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过去，我们对《中庸》这段话并不是十分理解。最近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其中有两句话似乎正是阐释“天命”与“性”的关系。郭店文书《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里的“天”，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间各种力量的总和；在这个宇宙力量的总和之中，每一个人有天生的禀赋，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词。

如果孔子所理解的命和性，正如郭店文书所说，那么人类全体具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而每一个个人也有特定的性，也就是禀赋。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才能够理会孔子为什么找出“仁”这个字作为他思想最主要的中心。孔子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仁”这个字相当于整个的人性。这一个命题，应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假设。

如孔子所说，仁作为个人的禀赋，可以表现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人性，那么怎样发抒人性才使人有资格成为“仁人君子”？仁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仁是人性的本质，也是一个人性格成长的种子。由《论语》来看，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中心，但是孔子很少触及群体的仁，很少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仁。孔子盼望的是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仁，使仁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也使得这个人成为“仁人君子”。理论上，有许多个别的仁人君子时，社会应当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甚至是符合最高人心的社会。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因为每人都有应当去做的事情，但他去做这些事情时，并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

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这种主张的例证，他出生在一个社会政治动乱的时代，竭尽己力去改造世界，像苏格拉底那样周游列国，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虽然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他从不气馁，明知不可能成功，却仍然坚持不懈。

《论语·宪问》篇里记载孔子论到自己时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尽了己力之所及，而把事情的成败交付给命。“命”字通常译作“命数”“命运”或“天意”。就孔子来说，这个字的含义是“天命”或“天意”；换句话说，这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的一股力量。到了后期儒家，“命”的含义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的条件和一切在运动的力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但是外部条件是否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人所能做的只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种人生态度就是“知命”。按照孔子的看法，“知命”是做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这就是说，要认识世界存在的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就是个人对外在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如果这样行事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永不失败。这是说，如果我们做所当做的，遵行了自己的义务，这义务在道德上便已完成，而不在于从外表看，它是否得到了成功，或遭到了失败。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