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可能预见100年后的世界吗?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过去，在预测未来的时候除了少数例外，我们总是犯明显低估未来的错误。1893 年曾有74位名人对下一个100年的生活进行了预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全部低估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基础已经基本奠定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基本知识不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而现代的计算机科学、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理论，也为我们的预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这使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看到100 年后世界的轮廓。

但是，人们对信息时代所做的若干预测却没有成为现实。例如很多未来学家预测“无纸办公室”，然而，只要看一看任何一个办公室，你就会发现现在用纸的数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我们再来看一下“可视电话”，在1964 年世界博览会期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花了1亿美元去完善一种可以连接电话系统的电视屏幕，你在打电话时可以看到对方，对方也可以看到你。这个产品仅售出很少，这是一个代价昂贵的失败。另外，也有人预测，通过互联网召开会议将会使面对面的生意洽谈不再必要，人们都在家里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工作，城市几乎变为一座空城；“网络旅游”兴起，人们会整天躺在沙发上，通过互联网漫游世界和欣赏景色；还有人认为传统的媒体即将消失，因特网将会吞噬剧场、收音机、电视。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并非如此。尽管在因特网上进行视频对话很容易，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愿意上镜头，城市的交通堵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去外国旅游的人数打破了纪录；因特网改变了整个媒体的面貌，但是并没有消除电视、无线电广播和剧场的作用。

为什么这些预测不能成为现实呢?我猜测大部分人拒绝这些高级的方式是因为我所说的洞穴人原理。遗传和化石证据说明，看起来很像我们的现代人是10多万年前从非洲起源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与那时相比，我们的大脑和个性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你拿出一个那个时期的人，在解剖学上他和我们是相同的；如果你给他洗个澡、再刮刮胡子让他穿上三件套西装，然后把他放在华尔街上，他和其他人在外表上并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的需要、梦想、个性和愿望也大同小异，在10万年中恐怕也没有多大变化，我们仍然像我们的洞穴祖先那样思考问题。

我想说的是，每当现代技术和我们原始祖先的愿望发生冲突时，总是这些原始的愿望占上风。这就是洞穴人原理。

例如，洞穴人总是要提供“被杀死猎物的证据”，仅仅吹嘘一个大猎物跑掉了是不够的。一个到手的有血有肉的猎物，始终比跑掉的猎物要实惠得多。类似的，当处理文件时，我们总想保存一份打印稿。我们本能地不信任飘浮在我们计算机屏幕上的那些电子，因此会把电子邮件和报告统统打印出来，甚至在毫无必要时也这样做。这就是无纸办公室一直没有出现的原因。

同样，我们的祖先喜欢面对面地会见。这有助于加强我们与其他人的联系了解他们内心的情感。这就是无人城市也没有出现的原因。例如，一位老板可能想要仔细地品评他的雇员，通过在线网络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以面对面的方式，老板就能够读到这个人的身体语言，获得有价值的信息。通过近距离观察一个人，我们就能够理解他微妙的身体语言，发现他的头脑中正在想些什么，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我们的类人猿祖先，在他们能讲话之前的几千年中都是使用身体语言传达他们的思想和感情。这也能解释网络观光游览始终未能代替实地旅游的现状。看一张泰姬陵的图片是一回事，亲自实地去看它则是另一回事。其中的理由是，我们古代的祖先总是希望亲自看到某件事物或事情，而不依赖道听途说。依靠实际的身体体验而不是传言，对他们在森林中幸存下去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我们的祖先是打猎的人，因此，我们喜欢看别人，甚至坐在电视机前几个小时无休止地观看我们同类的表演，但是当我们感到别人在看我们的时候就会立即感到紧张。事实上，科学家已经计算出，当陌生人盯着我们看大约4秒钟，我们就会感到紧张：大约 10秒钟后，我们甚至会对盯着我们看的人产生敌视。这就是为什么原来的可视电话会昙花一现，可见，现代技术和我们原始祖先的愿望之间依然存在竞争，即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与走出去接触我们周围的事物之间的竞争。在这个竞争中，我们两者都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网络空间和虚拟现实时代畅游，我们仍然有真人演出的剧院、摇滚音乐会，纸张和实地旅游。但是，如果有人拿出一张我们喜爱的歌星的免费照片和一张他的音乐会的门票，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门票。这就是洞穴人原理：我们情愿两者兼得，但是如果要我们选择，我们会像我们的洞穴人祖先那样，选择后者。

让我们再回到因特网刚刚创立的时候，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它将演化为科学和进步的论坛，结果它很快就退化成一个让人为所欲为的地方，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在部落中快速传播信息的基本方法是传言，今天，部落传言的规模被大众媒体极度放大了，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就能够绕地球很多次。因此，如果你想预测将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只要想一想 10 万年前我们祖先的社会关系并将其放大 10 亿倍即可。

现在，让我们开始遐想下一个100年。

（摘编自加来道雄《物理学的未来》，伍义生等译）

①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基石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创造力量的民族。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中华的先民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心。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人间英雄和氏族首领的英雄事迹的文学表述。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他们与希腊神话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实即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艺术夸张。请看孟子对大禹治水事迹的叙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这分明是一位人间领袖的英雄事迹，哪里有丝毫的神话色彩？有人说这是儒家对传说进行信史化的结果，但儒家的思想正是中华先民的集体观念的理论表述，这仍然证明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本精神。

②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智慧都是人生智慧，他们关怀的对象都是人生现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对宙斯、耶和华、安拉的至高权威顶礼膜拜时，中华的先民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的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获取灵魂的净化剂或愉悦感时，中华的先民却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惶惶，席不暇暖。在政治活动彻底失败后，又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学术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了“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是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他对生命感到充实、自信，从而在对真与善的追求中实现了审美的愉悦感，这就是为后儒叹慕不已的“孔颜乐处”。与儒家相反，庄子则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庄子是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的，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他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环境的精神自由，是保持人类自然本性的个体生命的尊严。

③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产生于人间，是由人类自身的力量来创造的。《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这大概是惟一的关于诗歌降自天庭的记载。屈原《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郝懿行疏云：“开即启也，汉人避讳所改。”可见这是指真实的历史人物启。对于屈赋中所写启与《九辩》《九歌》之事，后代注家聚讼纷纭，总的趋势是神话色彩越来越淡薄，至朱熹遂认定《九辩》实乃“舜禹之乐”，并非降自天庭。朱熹的解释不一定符合事实，但这却代表古人的普遍看法，即不相信《山海经》的悠谬之说，而宁可相信一种符合理性的信史化说法。

④在中华文明史的初期产生的艺术品虽然也有以祭祀鬼神为用途的，但是最常见的还是与先民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例如仰韶文化的大量彩陶器具上所绘的鱼鸟图案，无论是意味着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还是祈祷狩猎有获，都反映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诉求。最早的古代歌谣也都是人间的产物，都是直接与先民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对于古代艺术的这种性质，先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吕氏春秋·仲夏纪》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里记录的是上古时代歌、乐、舞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演，它所再现的内容显然正是当时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

⑤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例如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上的纹饰，从早期的神秘诡异的饕餮图案逐渐转变为后期的圆润柔和的几何纹饰；又如汉唐两代都很发达的墓葬壁画，前者常见伏羲、女娲蛇躯交尾之类的神话题材，后者却以宴饮、耕牧等人间生活为主要内容；又如诗歌中的神仙主题，从秦代博士所作《仙真人诗》到汉末曹操所作《精列》等游仙诗，神话色彩越变越淡，及至晋代郭璞的《游仙诗》，竟被钟嵘评为“乃是坎壤咏怀，非列仙之趣也”。东汉王充高举反对“虚妄”而提倡“真美”的理论旗帜，固然是针对甚嚣尘上的谶纬神学的行为，但何尝不是文学艺术中人本精神愈益强化的一种反映。

⑥从整体而言，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准则。以诗歌为例，从先秦以来，人们强调诗歌源于人间的生活，是人们喜怒哀乐的自然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它不一定真是产生于尧舜时代，但肯定在先秦时代就已深入人心，绝非仅为儒家学派独自信奉。对于“诗言志”的释义，历来多有歧解，但其基本的内涵是很明确的。孔颖达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后人或以为这是孔氏对“诗言志”说和魏晋时产生的“诗缘情”说的弥缝折衷之言，其实先秦时“志”即包含“情”在内，孔氏之语符合先秦实际情况。总之，在中华先民看来，诗歌完全是抒写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文化形态，人本精神就是中华诗国的核心精神。

（摘编自莫砺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人本精神》）

材料一：

毫无疑问，公众苦网暴久矣。近年来，网暴引发的悲剧不少，有的是个人、自媒体账号或组织为了流量等利益刻意为之，有的是人们在不以为意状态下攻击他人形成的规模效应，还有的是“法不责众”心理驱使下的跟风讨伐、地域黑、群体黑等。

每一起网暴事件，看起来似乎都是“新闻上的故事”，但它其实离我们很近，不少人甚至也曾在有意或无意中充当了导致“雪崩”发生的“一片片雪花”。

治理网暴，现在已有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也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信条例》等行政法规。这些规定和要求的重点大多是在末端治理，即网暴发生后如何规制和救济。 而在现实中，追贵的难度依然较大，比如定性难——侮辱、诽谤的认定标准，受害与网暴的关联性，精神伤害程度认定，等等。

在此背景下，此番国家网信办的征求意见稿主要聚焦平台方的作为、责任和义务，更加强调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这也意味着，源头治理十过程治理+末端治理，形成了更完整的治理链条，织密了治理之网，其效果值得期待。

网暴发生在网络空间，网络平台是技术和服务的提供方，离网暴最近，有技术能力去对网暴进行监测预警、发现识别和及时处置，这也是平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近年来，有关平台也为此做了一些技术尝试。比如，跟帖留言显示用户 IP 地址所在省、评论框设置友善发言提示、为遭受网暴的受害者提供便捷求助渠道，等等。要有效遏制网暴，平台还应在技术响应上多一些探索。比如，一些直播平台对诸如“斗狠PK”、引导用户低俗互动、组织煽动粉丝互撕谩骂、拉踩攻击等涉嫌违法违规的主播或内容进行断播、封号，采用的技术多为“机审十人工巡检”，即通过“热度阈值”“以图比图”“声纹识别转文字”等，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介入处置。在治理网暴上，此类技术也应该派上用场。上述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信息分类标准和典型案例样本库，区分舆论监督和善意批评，增强识别准确性；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信息预警模型，及时发现、预警网络暴力风险等，这对平台提出了现实又迫切的要求。

（摘编自吴迪《治理网络暴力需要更多技术响应》）

材料二：

为切实加大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力度，营造良好网络生态，国家网信办起草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近日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网络信息服务者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机制。

如今，网络暴力已成为网络生态环境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其并非单纯将社会中的传统/暴力形式迁移至网络空间，而是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而不断迭代升级，具有诽谤性、诬蔑性、煽动性、侵犯名誉和损害权益等特点，呈现出参与主体众多、传播链条复杂、扩散速度迅速、社会危害性大等特征。

网络暴力之所以屡屡发生，背后成因有很多。其中，一些平台缺乏有效管控是重要因素。在利益驱动下，某些平台为了追求流量和热度，对不良信息予以默认纵容甚至推波助澜。因此，治理网络暴力，强化平台责任无疑是重要环节。无论是有关部门启动的“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要求网站平台认真抓好集中整治，还是《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建立网暴预警、保护、防扩散等治理机制，都说明网站平台在网络暴力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责任。

其实，平台在网络暴力的治理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其一，平台.作为信息中介的角色，对于形成中的网络暴力事件具有更强的动态感知力和预测力；其二，平台能够更为直接地对接网络暴力被害人，并于第一时间对网暴被害人诉求作出回应；其三，平台作为信息传输中枢，能够相对快速地追踪信息源头与流向，从而及时对传播中的涉网络暴力信息采取引流、拦截、清除等处置措施；其四，作为涉案数据的控制者或占有者，平台能够更为有效地与网络暴力治理的其他主体相对接，同时留存相关证据以备执法或司法之用。

平台只有切实履行好责任，才能把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实践中，一些平台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履行网络暴力治理责任，如对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采取禁言、屏蔽或关闭处理；建立智能过滤、一键防护等网络暴力被害人保护机制，并加强对未成年人等群体的保护等。但也有一些平台存在履职尽责不到位、制度机制不完善、管理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如对于不同形式网络暴力信息的拦截和处置能力存在差异、防护功能开启复杂程度不一、举报举证途径不畅通且响应迟缓等。

此次，征求意见稿主要围绕监测预警、信息处置和保护机制三个方面展开，核心就在于进一步明确平台的网络暴力治理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在监测预警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建立网暴信息分类标准、案例样本库、预警模型，并针对重点账号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从而实现对网络暴力的治早治小。在信息处置方面，进一步明确不同情形下不同类型的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可以采取的具体处置措施，使得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处置违法违规信息时能更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提升其治理行为的规范性和合法性。在保护机制方面，对此前一些平台探索的一键防护、私信阻断等做法予以确认，有助于统一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治理实践，提升整体信息治理效能。此外，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明确了不同主体违反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使其治理义务形成完整闭环。

（摘编自裴炜《遏制网暴，平台要有更大作为》）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述，陆机的《文赋》同《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中国古代经典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命题。例如，《文赋》对“艺术想象”问题的相关论述早于意大利批评家马佐尼的《〈神曲〉的辩护》1300多年，而它对言、象、意传统命题的拓展及其所对应体现的文本、世界、作者的三维关系，更是遥遥领先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文赋》对“想象”问题的论述展示了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作者、文本与世界三者之间的辩证转化关系，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想象始于“观”。关于想象在写作构思中的样态和作用；陆机在《文赋》中有具体且富有原创性的论述，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说奠定了基础。 陆机认为，想象始于“伫中区以玄览”，“伫”的致静与“玄览”的灵动既相对应又相统一。 “伫”（或“佇”）即“久立”，蕴含长久孤独思索之意，它以“立”的姿态，表明创作者“致虚极，守静笃”的主动性；其与庄子“形似槁木，心如死灰”的“隐机而坐”具有本质的不同，庄子体于道，陆机致于言。 因此，“虚静”应是创作构思的必要步骤，而非目的本身；以静“致”动，静以养“思”，“伫立”是为了.更深刻细微地“玄观”宇宙；文学创作的“艺术想象”正是从“观”万物并作、“瞻万物而思纷”开始的。

其二，想象经于“游”。 想象始于“观”，还必经于“游”，方可从“眼”入“心”。在中国哲学中，“游”具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诸如孔子的“游于艺”、庄子的“逍遥游”、屈子的“浮游求女”等不同的思想面向，这种复杂性对《文赋》有明显的影响痕迹。陆机认为艺术想象的过程细微精妙，他强调“收视反听，耽思傍讯”，就是要摒弃外物之累，消除二元对立，实现物我合一的状态。在这里，“我”不再是观物的主体，而是与物同游、化合为物的精神显现。而“心游万仞”则是指物我合一的想象、遨游乃至沉思过程，对于这种精神游历状态，庄子“吾丧我”的描述更为形象。所不同的是，陆机强调鲜明的“存我”意识，因为《文赋》的写作目的是论述文学创作何以可能，只有“存我”才能实现从“物象”到“我思”的写作转化。

因此，《文赋》的“艺术想象”与庄子的以想象活动实现审美超越属于不同的问题场域，应分别对待。把外物之“观”转化为内心之“游”，实现从外到内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作用。写作如牛马反刍，若没有外“观”之积累，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陷入“玄想”漫思之中，无法形成艺术之“象”；而没有内心之“游”，则无法摆脱“为文造情”的外在功利，无法实现“游于艺”的艺术欣赏，更无法达到“逍遥游”之“取象言道”的境界。

其三，想象即“赋形”。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以物我两忘的融合状态促发想象思维是重要的准备阶段，但不能止于此。想象是关于某种“象”的思，在创作者的想象活动中，其所想之“象”必然要不断清晰化、具象化、立体化，亦即想象的“赋形”。伴随着“情”的逐渐条理有序与理性化，寓身于情思的“物象”如漂浮散漫的片片白云，聚集成特征鲜明的具体“意象”。此“意象”已经不是观物之视、观物之闻的外在“物象”，而是转化成“胸中之竹”的“意中之象”，从“眼前之竹”到“胸中之竹”的转换性实现，体现了从“物”到“意”的真正蜕变，文学创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因此，《文赋》中“想象”何以可能的命题呈现出文学创作构思的具象化过程，想象是从“物象”到“意象”的“赋形”转化过程。

其四，想象需“以言行事”。与西方强调纯粹的想象不同，陆机的艺术想象更为推崇如何“成文”这一具体目的，换言之，想象需“以言行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想象促使言说，并最终以言说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二是想象本身即言说，想象以语言为基础。具体而言，文学写作最终以语言文字呈现，想象在兴“意”、聚“象”、成“言”等全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从思到言，过程曲折艰难，“于是沈辞弗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一方面，通过运思活动来进行语言表述，虽然如重渊之中游鱼衔钩般不易，但终能穿破层云，准确击中飞鸟，进而实现文与思的协调，“沈辞”与“浮藻”在此均可指“意”形于“言”的过程；另一方面，“沈辞”与“浮藻”以“思”之顺畅、“言”之凝涩形成鲜明对比，从“沈辞”走向“浮藻”，体现出“思”在其中的根本促发作用。以“思”促“言”，还需要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荡涤文思是为“以言行事”做充分准备，文学想象的最终目的是写作。

总之，文学写作是言、象、意的辩证统一过程。 写作赋予抽象物以具体形态，面对无声物则给它以声响，言、象、意在这一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的过程中协调共鸣；以“至小”之文统摄“至大”之辽阔神思，“言”既是“思”展现的载体，又构成“思”的内在根据。 同时，“思”以“言”为基础，又以“言”为表征。

（摘编自彭成广《〈文赋〉：“想象”何以可能》）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劳模工匠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劳模工匠工作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对进一步加强劳模工匠工作、弘扬劳模工匠精神提出了新定位、新任务和新要求。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带头作用，创新弘扬劳模工匠精神的思想路径，提升广大劳动者素质素养，树立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推动更多劳模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竞相涌现，具有重大意义。

劳模工匠是我国优秀劳动者的杰出代表，是中国产业工人的先进典型，他们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持续推动着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营造了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劳模工匠是党和国家事业的认同者、维护者和建设者，能够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建构起个人与集体、个人梦与中国梦、个人家庭与国家民族融合统一的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新时代要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来说，就是要向劳模工匠学习“有理想守信念”。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思想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引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强大思想动能。

劳模工匠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典型代表，也是广大劳动者学习劳动技能、培养劳动习惯的实践导师。劳模工匠工作室是由具有较强技术能力、业务能力、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劳模工匠领衔，以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以解决工作现场难题、推动所在单位创新发展为目标的群众性创新活动平台。要充分利用全国各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将工作室建设成为发挥技能引领作用的重要实践基地。要加强新时代劳模工匠之间的交流沟通，有序扩大跨区域、跨行业、跨企业的创新工作室联盟。新时代要强化技术技能教育，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来说，就是要向劳模工匠学习“懂技术会创新”。发挥劳模工匠的技能引领作用，做好劳模工匠“传帮带”工作，以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为依托，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技能提升提供多样化劳动场所，培养培育创新意识、创业意识、创造意识，提升劳动效率、创新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技能支撑。

劳模工匠以积极的劳动姿态、卓越的劳动创新、丰富的劳动创造、果敢的劳动担当和无私的劳动奉献，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激励了千万普通劳动者坚守信念、立足岗位、开拓创新、建功立业。在革命战争年代，赵占魁、吴运铎、甄荣典等劳模先进，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提供了坚韧强劲的精神动力，为边区革命和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时传祥、邓稼先、蒋筑英等劳模先进，成为激励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袁隆平、樊锦诗、包起帆、郭明义、高凤林等劳模工匠，为党和国家建立了杰出功勋。新时代要强化精神教育，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来说，就是要向劳模工匠学习“敢担当讲奉献”。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精神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开展劳动情感教育，体认“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观念，改变劳动精神面貌、端正劳动态度、涵养劳动情怀，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基础支撑作用，进一步完善劳模工匠政策，不断丰富补充劳模工匠的各种机制；进一步提升劳模工匠地位，增加劳模工匠在各级代表、委员中的比例；进一步落实劳模工匠待遇，充分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制定与劳模工匠的贡献相对应的经济待遇标准。全社会要发挥舆论导向作用，进一步加大对劳模工匠精神的宣传力度和广度，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劳动、尊重劳模工匠、学习劳模工匠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强化劳模工匠精神宣传的深度和温度，讲好劳模工匠故事，推动劳模工匠精神进入寻常百姓家。大中小学要发挥教育引导作用，积极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解决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愿劳动、不爱劳动的现象；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让学生愿劳动、想劳动、爱劳动、懂劳动、会劳动；强化实践体验，培养科学劳动的精神，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培养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进而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成就自我、报效国家、奉献社会。

（摘编自彭维锋《劳模工匠精神的科学内涵与弘扬路径》）

东北黑土地含碳量高、土壤质地疏松、适耕性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然而，由于高强度开发利用和用养失衡，传统的翻耕技术破坏地表秸秆保护层，以及风蚀和水蚀严重等因素，黑土地的生态和生产功能均出现不同程度退化。

2007年以来，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团队通过借鉴引进模仿自然的国际保护性耕作方式，为吉林省的梨树县研发并创建了“梨树模式”，解决了东北黑土区玉米秸秆移除导致耕地退化的关键问题，有效保护了黑土地。

“梨树模式”以秸秆覆盖为核心，建立了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施肥、除草、防病及收获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其中，覆盖了收获、休闲季、播种+施肥+镇压、除草、苗期、后期等流程，包括秸秆覆盖免耕、秸秆覆盖条带旋耕、秸秆覆盖垄作以及高留茬垄侧栽培等适合不同地域与土壤特点的种植模式。

秸秆覆盖免耕种植可以减少农机作业次数以保护黑土地，抗风蚀水蚀，保水抗旱效果好，适用于土壤疏松的地块，特别是风沙区和坡岗地。据测定，秸秆覆盖免耕地块保水能力相当于每年增加了40毫米至50毫米降水。秋季机械收获后，将秸秆直接覆盖在地表，在秋季或春季用归行机进行秸秆归行处理，春季适时用免耕机直接在苗带播种。

秸秆覆盖条带旋耕种植可以解决土壤板结的问题，同时能提高地温和加速低洼地水分的散失。缺点是需对土壤进行部分动土，增加了作业成本。在秸秆覆盖的前提下，直接对苗带通过条带旋耕疏松土壤，或在秸秆归行后对苗带进行旋耕，作业宽度通常为60厘米至70厘米，深度为15厘米至20厘米，不宜过浅或过深。条带旋耕后必须镇压，待来年春天适时免耕播种。在不影响播种质量的情况下，秸秆量少的地块可以直接条带旋耕，秸秆量大的地块要先归行再条带旋耕；若春季条带旋耕作业，最好先进行归行处理，保证旋耕带没有或留存少量秸秆，然后镇压等待播种；如春季干旱，最好是边归行边条带旋耕边播种。采用条带旋耕能提高播种带的地温和促进水分的散失，有利于幼苗的生长，还可以避免土壤板结对播种的影响。

秸秆覆盖垄作种植可以实现垄上增温、垄下保墒，农民容易接受，适用于地势较洼或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的地块。秋季机械收获后，在起垄种植的地块将秸秆集中覆盖在垄沟，春季种地前进行垄上灭茬，然后适时用免耕机播种，6月末进行中耕培垄，行距60厘米左右。

与传统模式相比，高留茬垄侧栽培种植操作方法简单、省工省时、增产潜力大，适合低洼地及山坡地。在秋季收获后，地上留有30厘米以上高度的秸秆，春耕时田间不进行翻地和机械灭茬，播种在原垄侧进行。

传统的翻耕技术，破坏了地表秸秆的保护层，扰动了土壤中的动物和微生物，使土壤的生态和生产功能退化。相反，秸秆覆盖还田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特别是蚯蚓数量增加，使土壤的生物性状得到了改善。据统计，秸秆覆盖还田地块每平方米蚯蚓数量可达114条，是常规垄作地块的6倍。秸秆覆盖还为猎鸟和小动物等野生动植物提供掩蔽和食物。

以秸秆覆盖还田，少、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具有蓄水保墒、培肥土壤、减少侵蚀、稳产高产等多重功效，实现了粮食安全与缓解气候变化的协同增效。此外，秸秆覆盖还田在节约成本、减少碳排放、绿色生产、提升农产品质量方面也能发挥巨大作用。

（摘编自李保国等《“梨树模式”呵护“耕地中的大熊猫”——聚焦黑土地保护性利用》）

①《易传》是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辩证法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系辞传》^①说：“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又说：“爻者，言乎变者也。”在《系辞传》作者看来，《易经》就是一部讲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书。《易传》的这种辩证法思想，对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

②《易传》“阴阳刚柔”的思想确立了中国古典美学关于美的两大类型的统一观。

③《系辞传》认为，宇宙万物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两种对立因素的互相作用。这两种对立的因素，就是阴和阳，也就是柔和刚。在这个思想影响下，中国古典美学把美区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壮美和优美。或者叫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美的这两大基本类型，同时也就是艺术意象、艺术典型、艺术风格的两大基本类型。

④《易传》的影响不仅在于这两类美的区分，更在于这两类美的统一。《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为道。”就是说，阳和阴，刚和柔，不但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都是“道”所不可缺少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壮美和优美的关系，就不是相互分裂的，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统一的。所以姚鼐说，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可以“偏胜”，但却不可以“偏废”。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⑤在西方美学中，崇高和美是对立的。美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的统一，崇高则是理性内容压倒和冲破感性形式。中国古典美学的壮美，却并不破坏感性形式的和谐。它仍然是美的一种，是阳刚之美。它和优美（阴柔之美）并不那么绝对对立，也并不互相隔绝。相反，它们常常互相连接，互相渗透，融合成统一的艺术形象。在中国古典美学的系统中，壮美的形象不仅要雄伟、劲健，而且同时要表现出内在的韵味；优美的形象不仅要秀丽、柔婉，而且同时要表现出内在的骨力。

⑥《易传》“知几其神”的思想引发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

⑦《易传》在讲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时候，提出了“神”这个概念。《系辞传》说：“阴阳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求也。”“神”是“阴阳不测”，“变化之极”，“神”，是“妙万物而为言”，也就是说，“神”是世界万物的极端微妙的变化的规律。

⑧既然“神”是宇宙万物微妙变化的规律，《系辞传》的作者又进一步认为，凡是把握了宇宙万物微妙变化的规律的，也就可以说是达到了“神”的境界。《系辞传》说：“知几其神乎！”又说：“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先兆，“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系辞传》作者用“知几”“知来”来规定“神”的概念，这就是说，凡是能把握事物变化的先兆，能预见事物发展的将来的，就叫做“神”。换句话说，凡是能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的，就叫做“神”。这样，“神”的概念，就成了一个认识论的概念。

⑨后来，庄子的寓言故事也使用了“神”这个概念。庄子说的“神”，是指人们在技艺上达到的神化的境界。这同《系辞传》所说的“神”显然有着逻辑上的联系。《系辞传》讲的“神”是指对于事物变化发展的微妙规律的把握，庄子讲的“神”则是指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微妙规律而后获得的一种创造的自由。经过庄子的发展，“神”的概念就由一般的哲学概念转化为一个美学概念，从而对审美和艺术领域产生直接的影响。很多人把“神”作为一种很高的、甚至是最高的审美标准来品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多艺术家则把达到这种神化的境界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审美理想。

【注】①《系辞传》是《易传》七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总论《易经》的大义、原理、功用、起源及筮法等，其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和概念。

（摘编自叶朗《＜易传＞辩证法对美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①郊庙祭祀是历代朝廷乐府建设的重心。乐府始设于秦，汉初沿用，司宫中日常用乐。后因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之需，改革郊祀礼仪，将乐舞之事委任乐府，令其“采诗夜诵”，乐府遂拥有参与国家最高规格祭礼活动的职权。郊祀者，祀天地、日月、山川河流之属，对象为自然神。庙祀者，祭拜对象为祖先神。祭祀礼仪缘于古人敬畏自然之心，探寻人、神即人类与自然交流沟通的渠道。乐府部门在秦汉的设立与职能嬗变，就与这一时期祭祀制度沿革有直接关系。

②汉武帝扩张乐府，以宗教艺术形式提升政治能力，为战国以来各地流行的神灵信仰重构谱系。其以楚人世代信奉的“泰一神”凌驾诸神之上，彰显“泰一”权威，象征君权至上。与之同时，天神“泰一”协同地神“后土”及众神灵，与祭祀者一起，构筑了“天地人”一体化的观念。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建构人类与自然的良性互动，这一体现于祭祀仪式中的天人同构观，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亦有借鉴意义。

③基于天人同构、天道人道合一的观念，乐府礼乐制作往往融入彼时人类在五行、天文、术数等方面的知识信仰。大唐雅乐“十二和”的创制，既是周汉以来乐府礼仪天人同构观念的延续，又向地域文化、民族心理方面扩展深化。大唐雅乐“十二和”之规制、直接沿袭梁武帝国乐“十二雅”，但其乐舞艺术乃“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不仅追溯周汉以来雅乐遗制，复综合吸收南北朝经分裂、迁徙、再度融合之后的乐章、乐制。大唐雅乐“与天地同和”的礼乐思想，凝聚南北人心、各族文化，形成对中华礼乐文明的重新整合，体现唐王朝承古、创新的开阔政治格局。

④周代礼乐有“九夏”乐章，广泛用于郊庙、燕射场合，奠定了后世乐府雅乐的基本功能属性。汉以后“九夏”乐章的乐舞形态虽未能完整流传，但历代朝廷对于乐府雅乐的建设、力求追摹古制。汉初叔孙通依秦乐人制宗庙乐，因其“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

⑤南北朝分裂之时，南北政权往往通过乐府建制中的华夏音声，宣示为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梁武帝在这方面尤其重视，亲自带头制作国乐。汉唐乐府建设虽重华音，对异族音乐也有广泛吸纳。汉横吹曲最初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西域乐《摩诃兜乐》，后经李延年改以“新声曲”，广泛用于皇帝出行武乐。汉横吹曲于魏晋后音乐形态不传，但不少乐曲题名，后人拟作多叙边地客游、离别远行，成为边塞诗经典题名。“以备华夷”的音乐观念，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在音乐文化方面包容开放心态，倡导华乐与夷乐和合共存。

⑥文舜、武舞各尚其德，施于国家礼仪，相辅相成。曹魏时期，缪袭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汉曲，前九曲均赞美曹操平定四方武功，第十曲以后始言魏文帝受命，末曲颂魏明帝致太和。歌颂创业艰难，昭告子孙开拓守成的思想，在国家礼乐建设中成为传统。两汉以后，历代文舞、武舞之制相沿成习。文武相济的精神引导，令其时政治上充满活力，文化上积极进取，后人以“盛唐之音”指称繁荣昌盛的大唐文化，足见音乐艺术的重要贡献。

（摘编自梁海燕《汉唐乐府建设中的政治哲学意涵》）

如果到我国北方的大兴安岭中的某处针叶林里散一会儿步，你可能会出现一种错觉：不管朝哪个方向走，走多远，遇见的好像基本都是那几种杉树或松树，很少遇到其它的树种。但如果到赤道周围的某片热带雨林去逛逛，你可能每走一步路都会遇见好几种之前没有见过的树，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反而很难遇见之前见过的那些树种。事实上，在热带的森林里，你可能难以见到一种树“扎堆”生长的情况，相反，一棵树旁更容易出现和它不同种的树。

科学家发现，在位于热带的巴拿马的巴鲁科罗拉多岛上，平均来说，一种树和与它同种树之间的距离，是和不同种树之间距离的三倍。按理说，越靠近一棵树的成年个体，土壤里这种树的种子密度应该越大，也更有可能出现另一棵同种大树。但在这个岛上，很多树和另一棵同种树之间的最近距离，甚至会大于其大多数种子能传播的距离。事实证明在靠近大树、种子掉落多的区域，反而不如离大树远、种子掉落更少的区域容易出现同种大树。

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科学家丹尼尔詹曾和约瑟夫·康奈尔就各自独立发现了这个现象，并分别发表文章提出：越接近与其同种的成年树木，种子和幼苗的存活率越低，这后来被称为詹曾—康奈尔假说。该假说认为，距成年树木越近，针对其种子或幼苗的特异性“天敌”就越多，比如只感染该树种的土壤病原体和专门以该树种种子或幼苗为食的植食性动物。这些特异性“天敌”通常会让这些树木周围的种子和幼苗，在发育为成年树木之前就得病死掉或被吃掉，从而抑制了该成年树周围同种树的生长。詹曾在他的论文中，描述了这个假说：尽管距离一棵成年大树越近，它的种子散播得越多，但由于特异性“天敌”的制约，反而让距离它更远的种子生长为另一棵成年大树的概率越高。所以，在距离成年大树足够远且种子能够到达的地方，才更可能生长出另一棵同种的大树。后来，其他研究者补充道，除了特异性“天敌”的作用，大树间对一些同物种特需营养物质的竞争，以及自毒作用，都可能会降低成年大树附近种子或幼苗的存活率。而正是这些作用，让靠近大树的区域里难以再长出同种大树，从而抑制了热带森林中同种树的密度过度增长，这个结果也被称为“同种负密度依赖”。大量的研究结果证明，“同种负密度依赖”普遍存在于热带甚至一些温带的森林里，并且越靠近赤道，其作用越强。

但是，热带森林中的大树对和自己不同种的大树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许多研究表明，大多数热带树种对同类的排斥，通常远大于与自己异种的树，都符合“同种负密度依赖”远大于“异种负密度依赖”的现象。也就是说，针对同类，它们过于“社恐”，但对于其它种的树，相比起来它们甚至有些“社牛”，可以说是非常双标。

在一般情况下，你也不必太担心数量稀少的“稀有物种”会在当地灭绝。那些“稀有树种”，之所以成为“稀有树种”，可能不是因为生存能力不如其它树，而是自己的存在抑制了附近同类的生长。因为一旦种群数量受到干扰，“同种负密度依赖”的作用就会解除，新的个体会迅速生长，使种群数量迅速恢复。另一方面，由于周围其它树的种子仍然被自己同种成年大树的“同种负密度依赖”作用抑制，因此这棵稀有树的种子和幼苗更容易在与其他树的竞争中胜出，成功生长为新的大树，取代原来那棵树的位置，使种群数量保持稳定。

（摘编自《如何让“社恐”变成“社牛”？建议向树学习一下》）

诗在脱去逻辑的硬壳之后，需要的是新鲜的语言和它所呈现的极富内涵的心灵。每一首传世的中国古典诗词都具有这样一个不会被穷竭的灵魂。“境界”就是心灵的状态。后工业时代的中、西方普遍患有境界被污染病，或者作者干脆不知境界为何物。一次当我翻阅了一本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青年诗集后，合上书，我痛苦地感到这厚厚的一本选集里只有很少的几首除外，其余都没有里尔克或华兹华斯所追求的高度。心灵的沙漠化使得很多年轻诗人的诗充满了灼热而干燥的热风，没有意境可言。爱情与欲望成一体，肉体的探险成为刺激的源头，或是塞满平庸的细节，如同杂货店的货架，诗不再给你飞越，而是沉重、平庸，读完这种诗后我开始怀疑诗存在的必要，因为后工业社会日常的生活早已充满庸俗的刺激和平庸的琐碎。

也许是东方人的关系，我的文化使我理解：诗人的痛苦和欢乐能化成他诗歌中不可穷尽的艺术的美和力。杜甫、李白从来不会让他们生活中的痛苦成为平庸的琐碎的流水账。然而打开今天的一本美国当代诗选，有不少诗像不在意地输入计算机的记录，没有光彩，没有生命。是不是计算机文化已经使得诗魂如此麻木？我暗暗为我们今天有些年轻诗人担忧。

“境界”是沙漠里的绿洲，它出现在沙漠的侵略与压抑中，但却代表沙漠的灵魂中暗存的力量与追求。如果只在诗中报道沙漠的沙粒如何如何，那真是只见沙子不见绿洲，这样的诗，有的诗人辩解说它更真实，是后现代的真实。我仍然认为诗的功能不在于统计沙子的数量，而在于点出绿洲的力量。无尽的沙子这一存在是数也数不清的可见者，它正在遮蔽我们渴望看见的绿洲，而诗人的职责正是穿过可见的痛苦的存在，触到那被隐蔽的无形的不可见的力量。追求表面的真实与准确的诗人，在看到“枯藤”时只追问这是哪一个钟点的枯藤？什么时间的“昏鸦”？在追求琐碎平庸之物的“精确”描写时，却看不见那存在于这些平常之物后面的不平常，得到了琐碎与平庸，却失去了潜在的生命的、艺术的魅力。诗能不能揭示这种暗含于可见物之后的潜在力量，是一个价值标准，至少是我在判断一首好诗时的标准之一。诗的境界代表诗人超常的悟性，穿透了可见、可数的事物的表面存在，悟到那潜在的生命的力量，和自然的深邃不可测与人的相对渺小。

在现代西方世界，物质财富的力量占据了舞台中心，中国也许会滚向那个中心，被吸向那个物质崇拜的圣坛。我作为个人的选择与对诗歌的选择，却更感到诗歌的悟性的深意能让我穿透黄金的耀眼的光亮，看见那被遮蔽了的潜在的生命与艺术的意义。审美总是哲学的折射，人的价值观起着很大的作用。我欣赏“二战”后美国当代的诗，因为那时的诗人是在痛苦中追寻崇高，而今天的年轻的美国诗人的作品，就我所接触到的，似乎更陶醉于可见的富足的存在与物质的创造，更屈服于物质的刺激与科技的力量，他们的心灵在紧张的物质追求中，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去考虑精神的需要。当然也还有一些诗人在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将思维引向无边的宇宙，走出了紧张平庸而丰富的第一世界——日常生活。也许正是这人与自然的矛盾所造成的危机能解救富足的第一世界的诗，使它能走出丰富的物质的封闭。

极端崇拜物质与极端推崇寡欲同样造成对人的损伤，然而历史常常摇摆于二者之间，进入感性丰富而不迷失于其中，穿透感性丰富的表层而找见隐于其下的精神潜文本，这是诗和哲学的探险。以所有的笔墨永无满足地沉湎于感性外表的描述，或与之相反，对感性世界麻木和畏惧，空谈精神的崇高，同样都是自我欺骗，是诗和哲学的悲剧。

（选自郑敏《探索当代诗风——我心目中的好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