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初统一时， 全国共设36郡，后来陆续增设至40 郡。郡设郡守为行政长官，郡尉掌武事，郡监(监御史)掌监察；县的大小不等，万户以上者长官为县令，万户以下为县长，又皆有县丞、县尉等官。郡、县主要官吏均由朝廷任免，他们通过战国时期沿用下来的“上计”制度接受中央考核。县以下又有乡、里两级基层管理组织，乡设三老、啬夫、游徽等职。秦汉时的基层属吏职权颇重，地方百姓往往“只知啬夫而不得知郡县”，尚有地方自治的遗风。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整理

材料二 “皇权不下县”很难解释古代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国自先秦就开始了编户入里， “里治”经历了“里长官任制、里长职役制和里治官僚化”三个阶段，越到后期，中央集权越得到加强。 乡里制度、户籍制度与赋税制度是皇权下县的三条铁链，构成古代“家国政治”的制度基础，古代社区治理呈现出“皇权控里、绅权辅里、 民治于里”的结构。

附：中国古代“里治”历史发展脉胳

——改编自吴晓林、岳庆磊《皇权如何下县：中国社区治理的“古代样本”》

材料一  作为思想和阐释空间的百家争鸣，是有其物质形态为依托的，否则争鸣无处承载。百家争鸣的诸多核心人物，均以私学为本，建立各种形式的教学机构，招揽天下人才，传授弘扬本学派思想。学派以思想领袖式人物为标志。百家争鸣时期，以孔、墨、庄、荀等为代表，各种可以称“子”称“家”的思想体系，皆为学派。这些学派的思想与学问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构和发展影响巨大，而且为中华学术文明的整体结构与衍变上升奠定根基。

——摘编自张江《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材料二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明清时期，大批耶稣会等教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发生了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伴随着欧洲和在华传教士卷入争论，很多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风俗的报道涌入欧洲，不少中国典籍也被翻译过去。人们由此知道了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儒学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民族”。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旗帜，将神学蒙昧以及以神学为精神支柱的封建专制押上了“理性法庭”，而启蒙思想家大多曾受教于耶稣会学院，比一般人更为了解和熟悉中国，因此，当他们充当这个“法庭”审判员时，被世人视为理性主义的中国哲学就被用作审判词的语汇来源。

——摘编自陈卫平《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材料三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对外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则面临黑暗的军阀统治，内忧外患，使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发岌可危。出于反帝反封建的迫切需求，也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传入，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对文化之觉醒与思想之启蒙对国家振兴重要性的认识，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帷幕，也开启了中华民族文化自省转向文化自信的艰难曲折、波澜壮阔而又伟大卓越的漫长发展历程。

——摘自薛朝广《基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自省与文化自信研究》

材料一  15世纪，德国商人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项技术大大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和质量。古登堡的印刷厂，最早印制的是拉丁文版的《圣经》，印刷效果堪称精美。尽管如此，古登堡本人却没有因为这项技术赚到钱，因为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读不懂拉丁文，所以印刷数量很少。到1521年马丁·路德开始用德文翻译《圣经》，次年《新约》翻译完毕并出版。从此德意志信徒可以自己直接阅读《圣经》，而不必再受到教会和神父的控制。马丁·路德为印刷商们开辟了全新的市场，印刷商们则配合他快速传播新思想，二者相互促进，进而影响后续一百余年的欧洲政治格局。

——摘编自张笑宇《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

材料二  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棉纺织业中的某个生产环节的机械化。机械化的“传染性”扩张首先遍及整个英国的棉纺织领域。当几乎所有的生产环节都实现不同程度的机械化，当越来越多的机器设备需要安置的时候，旧有的农舍或者手工工场就显得太小。起初人们修理和扩充废弃不用的谷仓，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得建起新的集中劳动场所，于是这里汇集了大量的工人系统地使用机器生产。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第二编，工业文明的兴盛）》

材料三  16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武器体系和战争形态表

——摘自何传启《科技革命改变国际战争形态》

材料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 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 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 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 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 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 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 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