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打开一扇崭新的窗户
2015年10月5日上午10时，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的诺贝尔大厅内，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11时30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乌尔班·林达尔和3位评委进入诺贝尔大厅。林达尔先后用瑞典语、英语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半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另外一半授予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屠呦呦的获奖理由是“有关疟疾新疗法的发现”。在林达尔宣布的同时，大屏幕上出现的照片和简介，让世界认识了这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屠呦呦。照片中，屠呦呦戴着眼镜，嘴角微微带笑，简介中写着“生于1930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国”。
屠呦呦的名字出自《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宋代朱熹注称，“蒿即青蒿也”。名字是父亲起的，当时，并没人预料到诗句中的那株野草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那是一个不小的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代号523。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踏上征服疟疾的艰难历程。
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屠呦呦和课题组以鼠疟原虫为模型，发现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可达68%。但是，后续的实验结果显示，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只有12%-40%。屠呦呦分析，抑制率上不去的原因，可能是提取物中有效成分浓度过低。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呢？是提取方法有问题，还是做实验的老鼠有问题？屠呦呦心有不甘，她重新把古代文献搬了出来，细细翻查。有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吸引了屠呦呦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什么这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原来里面用的是青蒿鲜汁！
“温度！这两者的差别是温度！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掉了。如此说来，以前进行实验的方法都错了。”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终于发现了青蒿素。从12%到100%，用乙醚提取青蒿素，这个看似极为简单的提取过程，却弥足珍贵。那一幕，屠呦呦记忆犹新：“太高兴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得以挽救，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情。青蒿素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发明成果，而且是从中医药里集成发掘的，是中医药造福人类的体现。我们倍感自豪。”
屠呦呦并未止步，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她又发明出双氢青蒿素这一抗疟疗效为前者10倍的“升级版”。
“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争名争利。”她说，“那时候大家工作都很努力，工资待遇挺低的，但大家也不考虑这些，自觉来加班，争取快速推进工作。”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姜廷良研究员说，在做青蒿素动物实验时，曾发现有一过性转氨酶升高等现象。屠呦呦和她的两位同事决定亲自试服，证实了药物安全，然后才投入临床给病人服用。当时的科研条件简陋，盛放乙醚浸泡青蒿的大缸，时时发出刺鼻的气味……后来，屠呦呦得了中毒性肝炎。
屠呦呦自己也没想到，40多年后，青蒿素研究能被国际认可。“您的获奖，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我相信，这必将激励更多的中国科学家不断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为人类文明和人民福祉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贺信中说。
（摘编自“人民网”，2015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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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1年屠呦呦获拉斯克奖时引发疑问：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对此，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没法确定奖项的归属。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后来的几十年中却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 2015年10月6日）
②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已有11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达到100%，另有5个非洲国家覆盖率为50%至100%。而在2005年，仅有5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为50%至100%。
（摘编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10月19日）
材料一：
国外疫情暴发，多国限制或者暂停粮食出口，国内百姓的心态多少受到影响。在真假信息难辨的情况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怕没有怕涨价”成为一些人无奈的选择。特别是抢购人群中有不少是经历过缺衣少食岁月的人，挨饿的记忆让他们对这类信息比较敏感，容易跟风抢购。
然而，盲目囤粮有害无益。在国家粮食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用更高的价格把经销商的库存变成自家的库存，如果不具备储存条件，粮食还会变质，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疫情尚未结束，虽然多地连日零新增，但不能放松警惕，扎堆抢购仍有聚集性风险。更重要的是，疯狂抢购如同银行遭遇挤兑，会扰乱正常供给安排，本来充裕的物资供给也可能出现暂时性供给紧张、价格短暂上涨的现象。这种对正常市场秩序的冲击，通过价格传导，最终伤害的还是终端消费者，影响种粮农户的积极性。
制止不理智的囤粮行为，需要缓解对粮食安全的焦虑。面对重大疫情，“囤货”和“从众”都是正常的社会心理反应。及时有效开展心理疏导，帮助人们平复情绪、获取力量，有利于增强定力。
面对不理智的囤粮行为，有关部门更需加强市场监测、统筹调配。还要坚决打击造谣生事、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向社会释放对造谣传谣严惩的明确信号。物资足，价格稳，则民心安。
（摘编自《盲目屯粮，有害无益》）
材料二：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材料三：
如果单论三大主要粮食小麦、玉米、大米，我国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2019年，中国三大主粮库存结余2.8亿多吨，够全国人民吃一年以上。按照国际标准，粮食的库存量占消费量的比重在17%至18%之间就属于安全区域，目前我国库存量远高于这一标准。但事实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不仅仅满足于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如大米类，泰国香米等进口产品旨在丰富产品种类和个体的差异化需求。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是农业结构的发展却不平衡。目前国内大批量生产的粮食是小麦、水稻等高产量粮食，种类比较单一。这就导致了小麦、水稻生产过剩，而大豆等其他粮食却不够吃的现象。其实除开少部分口粮外，我国的大部分进口粮食是被用于“饲料用粮”与“工业用粮”的，以大豆为例，进口大豆当中，用于生产豆粕的比重占总量的75%到80%。而伴随着国内工业的高速发展，淀粉、糖浆、酿酒、燃料乙醇等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尽管我国粮食年产量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亿多吨提高到2019年的6.64亿吨水平，但消费水平却也达到了7.5亿吨，缺口仍高达15%，所以进口粮食用于饲料和工业加工是非常必要的。
（摘编自《作为产粮大国，为什么我国每年还要进口粮食？》）
材料四：
确保粮食安全要藏粮于“地”。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用只占世界9%的可耕地面积养活世界近20%的人口。但并不能因此就忽略了我国人均耕地少、优质耕地少等现状。因此，要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破，粮食播种面积不减少，更要在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上下功夫，让粮食安全在田间地头得以“安放”。确保粮食安全要藏粮于“技”。数据显示，我国粮食年产量已连续五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从地瘠“望天收”到丰产“吨粮田”，从古老的“汗滴禾下土”到如今的“无接触式春耕”，这背后是我国不断将藏粮于“技”纳入粮食生产的建设成果。
（摘编自《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材料一：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趔趄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ト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风、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照凤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转；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无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国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提醒龄官“快避雨去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売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披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人物视角叙事是古代小说常用的叙事观点、《红楼梦》可以从每个章节的不同人物视角来读，对同一件事也可以从不同人眼中写出。黛玉进府，是贵族少女兼伶仃孤女角度；刘迷姥进大观国是穷人兼世故老妪角度；查抄大观园是从权力顶峰跌落的王熙凤角度。这是作者熟谙人物视角叙事的结果。曹雪芹善于使用人物视角叙事，喜欢变换视角，但目标却始终围绕着贾宝玉和贾府盛衰。《红楼梦》人物视角叙事既考究且华丽，站在叙事视角的人物一定有特别深刻的叙事角度，他(或她)和所叙之事或人又肯定有重要联系。
在《红楼梦》前三回中得到详尽外貌描写的依次是熙风、宝玉、黛玉。熙风和宝玉都映现在黛玉眼中，黛玉到荣国府，王熙风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自算见了。”她夸黛玉长得好，主要为逗老祖宗开心，所以还有下边的话：“这通身的气派，倒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至于黛玉标致到什么程度?曹雪芹却故意不写，他要将黛玉的外貌放到最应该观察的人眼中写，绛珠仙草只能在神瑛侍者面前显露世风姿。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合含情目”必须从贾宝玉眼中看出，且要接着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从林黛玉眼中，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的外貌得到了详尽展示，他的通灵玉却绝对不能从林黛玉眼中叙出，所以当袭人要拿通灵玉给黛玉看时，被婉拒。宝玉的通灵玉只能从最终兑现了“金玉良缘”的薛宝钗眼中叙出。每个情节都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叙事视角，一丝不苟又一丝不乱。多种叙事视角的综合运用和自如转换，是《红楼梦》取得前所未有叙事成就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马瑞芳《红楼故事及文本写作))
材料一：
非典中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北京市人民医院。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222人感染，包括93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盖白布的病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我去看了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传给了妻子儿子，想尽办法只能找到一个医院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我“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当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我只不过隐约感到怪异，仅此而已。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摘编自新闻记者柴静传记集《看见》）
材料二：
非典报道经历了从瞒报到高度透明化的历程，这表明新闻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从“如何包”转到了“如何报”，从内容控制转到了方向调控。在传统机制下，一些新闻主管部门认为消极信息容易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和社会动荡，因而媒体在信息流通中实行严格的把关制度，侧重于“包”不重“报”。中国传媒对于危机报道的典型做法是在保守的方针下，采取低调而务实的报道模式。应该说这一传统是在建国之初就形成的。当时中国面临国内外的险恶局势和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需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封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前提是资讯手段的不发达，信息渠道的单一。
这一做法延续到今天则并不合适：一方面当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公众的信息需求扩大，对知情权的要求日趋强烈；另一方面通讯技术不断发展，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传播学认为，流言的流传程度=事件的重要性x证据的暖昧性。如果媒体继续采取沉默的态度，既达不到封锁信息的目的，又缺乏权威的消息。社会舆论主体缺位，必然纵容了流言的传播而破坏社会稳定。从管理学上看，传统新闻管理侧重微观的内容管理，而非方向性引导，而由于内容管理的庞杂，必然导致信息传送的滞后，造成舆论主导真空，流言乘虚而入，反而容易引起恐慌。此次“非典”事件前期的抢购风波验证了这一点。
（摘编自俞熙娜、沈爱国学术论文《“非典”事件对新闻改革的影响》）
材料三：
“非典”时的政府扣押信息、“媒体集体失语”等观点，与事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3条规定，在暴发严重疫情时，媒体在对外通报前须征得卫生部的同意。我们需要强调，记者应当依法报道。由此可见，所谓非典期间“媒体失语”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卫生部门出现了“故障”。
事实也的确如此。“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句俚语，可以非常形象地形容2003年3月和4月中上旬中国社会的特殊状态。在医学界，北京的洪涛院士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衣原体”，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南方专家却坚持认为是冠状病毒。双方对SARS病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从科学研究角度看，这是非常正常的。然而，从当时SARS迅速蔓延的紧迫形势看，人民群众急切地想要知道非典的病原信息。对此，当时的媒体都没有报道。不是媒体不能报道，也不是什么力量控制媒体不准报道，而是所有人，包括媒体和卫生部，都必须等待专家们的最终判断。由此可见，由于SARS复杂病因引发的医学争论，才是造成所谓当时“媒体集体失语”的真正原因。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洪涛院士随即也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至此，争论结束。4月20日，国家卫生部门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非典”疫情。接着，新闻媒体也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急切盼望信息的广大受众。
（摘编自尹韵公研讨会主题发言稿《对非典时期新闻传播的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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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天猫“双11”，淘宝直播带来的成交额接近200亿元，超过10个直播间引导成交过亿元。淘宝直播带来的成交额约占2019年天猫“双11”成交总额的7%。
“有时候我不需要这种东西，但是主播一说‘便宜、好用、买它’，我就不知不觉地‘剁手’了。”经常看直播购物的“90后”吴晓晓说，“相比货品，我甚至更喜欢主播的推荐，享受购物的快感。在网络直播的‘魔力’下，很容易就下单消费了。”
不少分析指出，直播帮助电商从“货与人”向“人与人”转变，许多用户因为喜欢一位主播去关注和了解商品，商品曝光率大大提高，用户购买的概率也变大了。秒杀、达人推荐、店铺直播已经成为主流的直播带货模式。
除了工厂生产的品牌商品，不少贫困地区的农户也做起了直播，许多土特产借着直播平台走进千家万户。“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消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背景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摘编自《2020新消费 新生活 新期盼》）
材料二：
如何将直播模式和电商属性有效结合，以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产生，是电商直播的核心诉求。直播的作用首先是引流，保证良好的引流效果主要依赖精准推送和优质的直播内容本身。购物过程中，从最初的信息接触到最终购买，用户会经历很多的接触点。直播要有效促进购买，要明确用户在不同路径节点的具体需求，通过满足该需求对用户的决策进行影响。相较于目标明确型用户，半目的型和无目的型用户的购买价值体系还未成型，更需要引导和帮助，购买决策也更容易受到影响。直播通过实时的视频画面和声音来传递信息。相比于图文信息，直播信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在直播间中，用户与主播是强互动关系，为了让商品和直播内容之间联系更紧密，在直播时，适时将关联商品外露，建立商品与购物模块之间的联系，引导用户查看更多商品。要让大家买买买，氛围很重要。直播间观众席的设置、观看人数、评论、点赞数及点赞动画、活动入口链接等，都在营造“直播间很火爆”的气氛。
(摘编自《电商直播的核心诉求：如何将直播模式和电商属性有效结合》）
材料三：2017—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总规模、增长率及预测（下图）
(资料来源：iiMedia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前瞻经济学人App)
材料四：
“带货江湖”并非风平浪静。直播带货“翻车”事件频发：直播成交额屡曝刷单造假，低价商品卖完就下架，毫无售后服务，有的还因生产、销售假药触犯法律。
在网红带货商业活动中，带货主播既有广告代言人的身份，又有生产者、销售者的身份。不同的角色，在法律上所要履行的义务和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同的。例如，有关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广告法中。自产自销型和囤货自销型的带货主播一旦带货翻车，就要承担更多的民事赔偿责任，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更有甚者，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例如，欺诈消费者的应承担“三倍赔偿责任”，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应承担“十倍赔偿责任”。
（摘编自《“带货”需守规网红要懂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