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均为人君所设立，都带有制度性。“礼”是用来防止超越道德界限的，“法”是用来惩治为非作歹、祸乱社会的。《论语·为政》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和“刑法”，民虽然可以暂时避免犯罪，但不是自觉地遵守法规，因此对犯罪并无羞耻心；如果用“道德”和“礼教”，民则有羞耻之心，而且能走上正道。这说明，用“法”和“礼”在效果上是不同的。“法”具有强制性，是在人们犯错之后加以惩治的，它的作用易见成效。而“礼”起的是规范作用，它是在教化基础上形成的，是在人们犯错之前就加以防止，要靠长期养成，所以在道德上带有自觉意义。
荀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礼法”这一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礼法”这一概念包括“礼”又包括“法”，这两者是相关的。荀子说：“故非礼，是无法也。”我们可以解释为，离开了“礼”，“法”是无法合理地建立和起作用的。“礼”是规范社会存在的一种根本制度，或者说它可以是指导“法”的根本原则。“礼”与“法”从制度上说虽是两套，但有着互补和从属的相联关系，因此从精神上说则是一贯的。就这点看，荀子提出“礼法”这一概念对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治理，应是十分有意义的。“礼法合治”应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制度。
从中国社会的理想形态看，它应该是一个“礼法合治”的社会。“出礼入法”应是儒家说明“礼法合治”的重要命题。“出礼”达到危害社会秩序的程度，就要用“刑法”来制裁，但有的情况下“出礼”并未达到危害社会的程度，就并不一定要被绳之以“法”。例如，儿子辱骂了父亲，这当然是“违礼”的，可是并不需要用“刑法”来判罪。“礼”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它对规范人们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要制定各种“礼”的制度。这正如孔子所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是起教化的作用，“法”是对犯法的人起惩治的作用，因此，圣人既制“五礼”又制“五刑”，以保证社会的安宁。就这点看，“礼”“法”虽为两套不同功能的制度，但对社会来说都是不可少的。
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看，我们能否通过继承儒家“礼”的精神并吸收和消化西方“法治”的精粹，建立一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礼法合治”的社会制度呢？我想，这无论如何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
（摘编自汤一介《儒家的“礼法合治”》）
材料一：
何谓“风骨”？它在不同的时期拥有不同的含义。在古代，“风”与“骨”二字最初本是分开使用的，“风”最早出现于《毛诗序》中，含有教化教育之义；“骨”则来源于王充的《论衡·骨相篇》，“骨”乃就一个人的形貌而言。“风骨”连用始于魏晋时期，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谈及顾恺之用“风骨”品评人物画，“风骨”在此话语体系中主要指道德修养中所透露出的气质。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风骨”纳入文学批评范畴，在刘勰的阐释中，“风骨”主要指作品中所具有的“气”和“力”，即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为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构成中华传统精神的基座和主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因此，新诗急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摘编自罗小凤《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材料二：
怎样才能使作品有“风骨”呢？刘勰指出：“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述情必显”即“意气骏爽”，也就是《明诗篇》论建安文学的“磊落以使才”“唯取昭晰之能”。“析辞必精”也就是要求作品体裁劲健，文辞简洁，音韵铿锵。在这两方面的要求中，“述情必显”是作品有“风骨”的先决条件，因为作家只有将深沉强烈、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感充分抒写和完美表现出来，作品才能有“风骨”，才能在震撼人心的同时，对作品形式辞采本身有强劲的统摄力。而“析辞必精”则是作品有“风骨”的必备条件，因为在作品思想情感对辞采形式起着统摄、聚合作用的同时，作品的辞采形式既对情思内容有积极的表达作用，又对情思所具的感染力和聚合力有能动的消长作用，即文辞的繁简、质艳也影响着作品情思感染力、聚合力的强弱。由于缺乏深邃的思想、动人的情感，致使作品缺乏“风骨”的现象并不鲜见；而由于作品辞藻过于繁艳，以致淹没和消解了作品情思对读者的感染力和对作品形式辞采的聚合力，这在文学史上亦不乏其例。
（摘编自孙敏强《从“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论“风骨”说的美学内涵和历史意义》）
材料三：
西方的“崇高”与中国“风骨”有相似之处，崇高与风骨产生地不同，受到的历史影响不同，但二者都是针对浮夸、淫靡、没有生命力的文风，在西方和中国分别提出了“崇高”和“风骨”这两个具有阳刚之美的思想。“崇高”这一美学术语也是在“西学东渐”时传入中国的，在我国的美学著作中，崇高还被称为“刚性美”或者是“刚美”。
风骨与崇高都是美学的范畴，风骨与崇高诞生的历史背景相似，崇高是在古罗马帝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罗马走向衰落的时期诞生的。针对古罗马的创作文风，朗吉努斯才写了《论崇高》。刘勰所处的时代也是社会动荡不安，文风浮夸，这些使他强调作品的风骨。“风骨”与“崇高”不仅是作家们的文章风格，还是审美的范畴，二者都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审美实践活动的产物。如自然界中的景物，只从物的角度看，它们没有思想和情感，也就无所谓风骨与崇高了。自从有了审美实践活动，山河就由自然景物的存在物变成了审美的存在，也就是自然性与人性在人生实践活动特别是审美实践活动中产生了紧密的关系。
“风骨”和“崇高”在美感上都可以唤起人们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像是人读到一篇好的文章，就会从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欣赏和佩服。竹子在中国人的心中是高雅、君子的代名词，欣赏郑板桥画的竹子，给人们产生的审美感受是愉悦的。崇高与风骨都普遍的存在于自然界中，就像是高山、大海给人崇高的感觉，冬天里绽放的梅花，笔直翠绿的竹子等体现了风骨。
“风骨”和“崇高”虽然都强调情感，但是侧重点却不一样的，崇高主要是从人的主观方面来解释的，例如朗吉努斯认为，“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而风骨主要是从文章或是作品的客观方面来看的，文章的风格和骨气都是作者后天培养和发展的，来自现实生活之感发。在审美心理上，“崇高”可以让人产生痛感、恐惧、压抑、紧张感，在后面就会慢慢地转变成一种敬佩感和愉悦感。“风骨”给人刚强、舒爽之感，令人心旷神怡。
（摘编自刘红《论风骨与崇高》）
睡在麦田里的父亲
郭光明
父亲这一觉儿，一睡就是二十多年。直到现在，也没醒。而且，再也不会醒来。但父亲睡觉的这块麦田，却一直鲜活在我的心间。
每年秋天，稻谷有序撤离，麻雀在稻茬间紧张觅食。父亲总是早早起床，模着黑，趿拉着破胶鞋，给我家的老黄牛拌好草料，再撒上一把黑豆，卷上一根又粗又硬的旱烟卷，一边吸着，一边瞅着老牛吧嗒吧嗒地吃个肚儿圆。母亲抱怨说，黑灯瞎火的，咋能看见耕？父亲是不作理会的，执意犁翻深深浅浅的稻茬，好像要让疲倦的稻田晒晒太阳。
稻田晒到了半干，父亲却没有摸黑儿套牛，而是等到天亮。我不只一次看到，父亲弓着身，一手扬着牛鞭，一手拽着缰绳，站在铁齿朝下的木耙上，驱赶那头老黄牛，将海浪般起伏的田垄耙碎。我发现，父亲甩起的鞭子，声音很响、很亮、也很脆，但响在田野、脆在半空，没有一次打在牛背上。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适宜。这句农谚 ， 合辙押韵 ， 像首诗 ， 丰满而凝重 ， 是父亲告诉我的。但我记到了现在，虽然我不种麦已有好多年，但父亲起埂、条垄、耧种的影子，有些像摄影家镜头里的《庄稼汉》。田埂笔直，麦垄方正。寒霜如期而至时，变成麦田的稻田，像绿透了的春天，幸福地平躺着，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麦苗用了一个冬天、一个春天、半年夏天来生长，父亲跟着麦苗的脚步，弓身除草，弓身施肥，弓身呵护每一棵麦苗的拔节打苞和抽穗。东南角的那棵柳树，粗大的树干，布满皱纹，像父亲的额头。
这棵柳树，是父亲种下的。没有柳树之前，麦田是盐碱地，是荒草滩，不长一棵麦。那年冬天的一个中午，母亲“忽悠”我：你是个小男子汉，愿不愿意帮大人做点事？我上了母亲的“当”。我挎着母亲递给我的篮子，按母亲指给我的方向给父亲送饭，却不知走了多远，才隐约望见，一头牛影儿，一个人形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伸长了脖子，一个佝偻着身子，弓步推着铧犁，像朱仙镇的那组《耕牛图》木版画，许久才见他们动上一动，像睡着了一般。
午时的阳光，撩拨着沧桑的烟尘，漫漶苦涩的味道。太阳底下，父亲一边吃，一边用粗糙的跟老树皮没什么两样的手，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他的裤脚和胶鞋上沾满了黄土。牛的浑身，也是湿漉漉的，鼻孔和嘴巴，同父亲的一样，像是冒着烟；而柳条篮子里的瓦罐，装着母亲熬出的粥，早已温凉不沾，冒出的热气，不及父亲脸上的汗珠。而且，父亲的汗珠，不但有热度，更有力度，摔在地上，像他干涸的嘴唇，丝丝的声响，洇湿一片白花花的盐碱。那年，我不到八岁。
盐碱怕汗，父亲说的。他说汗流多了，盐碱自然就没了。这么多年，父亲的汗水像着了法力，淌到春天，麦苗绿得透明；淌到夏天，稻谷娉婷袅娜；而稻花弥散、稻香缭绕时，父亲的汗水淌进了麦田，压低了碱，洗去了盐，却没有削减父亲变了形的十指骨节的疼痛，洗白父亲黝黑的脸。
弯月不锈，锈了的是岁月。
麦子收获了一茬，父亲老去了一年。父亲老去了一年，麦子又收获了一茬。周而复始，父亲像麦子的时令，白露耕地，秋分播种，立冬要给麦子浇灌过冬水。过了年，一开春，父亲不是给麦子浇返青水，就是给麦子施拔节肥，总之，父亲忙不得闲，而他的腰，弯得更像一把弓。
又一年，布谷鸟拖着长长的颤音，俯视这片麦田，但“咕咕咕”地叫了半天，也没看到那把磨得如明月般的镰刀，更没看到“弓”一样的身影，只看到柳树的旁边，隆起了一堆孤寂的土包，慈眉善目的，似是向布谷鸟招手，又像为骄阳下炸响的麦粒送行。
这是一座坟茔，但不是我家的祖坟，却埋藏了父亲的憧憬。母亲说，这块麦子地，是你爹的生命，既然他累了，就让他在这歇歇吧。说这话时，蓄在母亲眼睛里的悲恸泪水，哀痛不堪地涌出，顺着她粗糙的脸颊，吧嗒吧嗒地掉到了麦田里，而麦穗黄澄澄、金灿灿的，压弯了麦秆，像父亲的腰。
那年的冬天，雪下得有点旺，合了父亲的心意。他常说，冬天雪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馍馍睡。
就像他是雪中的一棵麦。但是，父亲不能再说话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说。然而，父亲给我描绘出一个美妙的世界，尽管那个美妙的世界里，都是些草芥的事物，却蕴藏着奇妙的生命密码，在我心中生长出了淳朴、善良和憨厚!
今年的清明节，我又来到这块麦田。麦苗依旧绿色，柳丝依旧金黄，依旧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父亲的墓碑前，一束牙白的菊花，安静地绽放着，映衬着墓碑黑色的光，显得菊花的瓣更加淡雅，鹅黄的花蕊更加精彩。微风拂过，花叶微微点头，仿佛，通了灵性。
兼爱
《墨子》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 ， 不爱人 ， 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 ， 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有亡。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①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
②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
金陵怀古（其三）
王安石
地势东回万里江，云间天阙古来双。
兵缠四海英雄得，圣①出中原次第降。
山水寂寥埋王气，风烟萧飒满僧窗。
废陵坏冢空冠剑，谁复沾缨酶一缸。
【注】①圣，指宋太祖赵匡胤。
炎炎夏日，我们在防暑降温的同时还要考虑服装搭配。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夏天穿浅色系衣服比穿深色系衣服更凉爽。比如，穿白色衣服比穿黑色衣服凉快，① ， 黑色吸热。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人体内的新陈代谢会产生热量，所以人体需要将多余的热量散发到周围环境中，才能保持体内的稳态。通常有四种不同的散热途径来调节人的体温：辐射、传导、对流和蒸发。这四种方式的共同作用，使我们拥有稳定的体温。但是在不同情况下，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也有所不同。例如，② ， 中红外波长范围的辐射是人体热量散失的主要途径；而在激烈运动中，身体会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排出大部分热量。
同时，热传递过程中，由于温度差的存在，热能会从高温向低温处传递，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体温比周围环境的温度低时，人体就会从周围吸收热量；而当周围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时，人体会向外辐射热量。所以夏天怎样才能更凉爽，不仅和所穿衣服的颜色有关，③。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饮食习俗都遵循着二十四节气的更迭变化规律，“冬至饺子夏至面”“雨前香椿嫩如丝”“立秋啃秋瓜”等民间俗话皆是对节气的提炼，直至今日仍不过时。因此，我围绕不同节气的特色美食，创作了《二十四节气吃什么》系列插画，力求以轻松自然的表现方式，让人们在了解“吃什么”的同时，对节气背后的历史渊源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注重在大自然中取色，用色彩的丰富变化突出各个节气的特色，如插画《春分》描绘了大面积的粉色樱花，并点缀鹅黄色和嫩绿色，直观地呈现出的景象。夏季以绿色系为主，但从《立夏》到《大暑》，又呈现出由浅绿到深绿的微妙变化。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 所以金灿灿的害羞地低下了头的麦穗、红彤彤的绚烂的枫叶等都可以成为凸显节气色彩特征的重要元素。
在人们的惯常思维中，春天的场景大多是暖色系，冬天的场景则多为冷色系，但在进行插画创作时，却可以，注重情绪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