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何谓“风骨”？它在不同的时期拥有不同的含义。在古代，“风”与“骨”二字最初本是分开使用的，“风”最早出现于《毛诗序》中，含有教化教育之义；“骨”则来源于王充的《论衡·骨相篇》，“骨”乃就一个人的形貌而言。“风骨”连用始于魏晋时期，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谈及顾恺之用“风骨”品评人物画，“风骨”在此话语体系中主要指道德修养中所透露出的气质。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风骨”纳入文学批评范畴，在刘勰的阐释中，“风骨”主要指作品中所具有的“气”和“力”，即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为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构成中华传统精神的基座和主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因此，新诗急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摘编自罗小凤《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材料二：
怎样才能使作品有“风骨”呢？刘勰指出：“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述情必显”即“意气骏爽”，也就是《明诗篇》论建安文学的“磊落以使才”“唯取昭晰之能”。“析辞必精”也就是要求作品体裁劲健，文辞简洁，音韵铿锵。在这两方面的要求中，“述情必显”是作品有“风骨”的先决条件，因为作家只有将深沉强烈、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感充分抒写和完美表现出来，作品才能有“风骨”，才能在震撼人心的同时，对作品形式辞采本身有强劲的统摄力。而“析辞必精”则是作品有“风骨”的必备条件，因为在作品思想情感对辞采形式起着统摄、聚合作用的同时，作品的辞采形式既对情思内容有积极的表达作用，又对情思所具的感染力和聚合力有能动的消长作用，即文辞的繁简、质艳也影响着作品情思感染力、聚合力的强弱。由于缺乏深邃的思想、动人的情感，致使作品缺乏“风骨”的现象并不鲜见；而由于作品辞藻过于繁艳，以致淹没和消解了作品情思对读者的感染力和对作品形式辞采的聚合力，这在文学史上亦不乏其例。
（摘编自孙敏强《从“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论“风骨”说的美学内涵和历史意义》）
材料三：
西方的“崇高”与中国“风骨”有相似之处，崇高与风骨产生地不同，受到的历史影响不同，但二者都是针对浮夸、淫靡、没有生命力的文风，在西方和中国分别提出了“崇高”和“风骨”这两个具有阳刚之美的思想。“崇高”这一美学术语也是在“西学东渐”时传入中国的，在我国的美学著作中，崇高还被称为“刚性美”或者是“刚美”。
风骨与崇高都是美学的范畴，风骨与崇高诞生的历史背景相似，崇高是在古罗马帝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罗马走向衰落的时期诞生的。针对古罗马的创作文风，朗吉努斯才写了《论崇高》。刘勰所处的时代也是社会动荡不安，文风浮夸，这些使他强调作品的风骨。“风骨”与“崇高”不仅是作家们的文章风格，还是审美的范畴，二者都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审美实践活动的产物。如自然界中的景物，只从物的角度看，它们没有思想和情感，也就无所谓风骨与崇高了。自从有了审美实践活动，山河就由自然景物的存在物变成了审美的存在，也就是自然性与人性在人生实践活动特别是审美实践活动中产生了紧密的关系。
“风骨”和“崇高”在美感上都可以唤起人们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像是人读到一篇好的文章，就会从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欣赏和佩服。竹子在中国人的心中是高雅、君子的代名词，欣赏郑板桥画的竹子，给人们产生的审美感受是愉悦的。崇高与风骨都普遍的存在于自然界中，就像是高山、大海给人崇高的感觉，冬天里绽放的梅花，笔直翠绿的竹子等体现了风骨。
“风骨”和“崇高”虽然都强调情感，但是侧重点却不一样的，崇高主要是从人的主观方面来解释的，例如朗吉努斯认为，“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而风骨主要是从文章或是作品的客观方面来看的，文章的风格和骨气都是作者后天培养和发展的，来自现实生活之感发。在审美心理上，“崇高”可以让人产生痛感、恐惧、压抑、紧张感，在后面就会慢慢地转变成一种敬佩感和愉悦感。“风骨”给人刚强、舒爽之感，令人心旷神怡。
（摘编自刘红《论风骨与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