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内容最重要的是四书义、经义，即从四书五经原文中择句命题，敷衍成文。作文时必须根据程朱理学的注疏，模仿古人语气进行发挥，而且要遵循固定的格式。四书义、经义的写作格式日益严格，由一些规定的段落组成，其主体为四段对偶排比文字、八个部分，有“八股”之称。各省乡试中试者为举人，举人可直接赴吏部授官，也可继续参加会试。会试于乡试次年在京师举行，由礼部主持，中试者随即参加由皇帝举行的殿试，重新排定名次，分三甲发榜，统称进士。进士大部分直接授官，二甲三甲中的一部分人经考选再入翰林院学习深造三年，然后授职，称为庶吉士。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生“南北榜案”，后来科举会试遂分南、北两榜分别录取。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二：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认为科举不废，“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后，严复、梁启超等学者对此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严复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1910年，曾经激烈批判过科举的梁启超在游历欧美，亲眼目睹西方国家借助科举制度改造成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成效之后感叹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摘编自陈兴德《理性评价科举推进考试制度建设一兼论科举、八股的联系与区别》等
材料一：《唐律疏议》共十二篇三十五卷五百条，其篇名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其内容特别重视“孝”，要求维护“孝”的律文有几十条。自辽宋金元迄于明清，刑法律条基本上都以唐律为蓝本。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立法，多半从模仿唐朝法制而来。
——据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整理
材料二：1902年清政府任命精通中国传统法律和西方法律的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谕令“按照所陈各节”，“修改删并”，但“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不蔽。”在这次修订法律工作中，沈家本等秉承“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规定禁止刑讯、删减死罪条目，改革行刑旧制、禁革买卖人口、删除奴婢旧制、统一满汉刑律、变通秋审制度，还制定了《商律》、《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法院编制法》、《违警律》、《大清新刑律》、《国籍法》、《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现行刑律》等新律。以上十个新律虽代表了当时先进的法文化，如引入西方的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但由于清政府的迅速垮台，其中大部分只是颁布而未及实施即告废止。
——《清末修宪与沈家本》
材料一：中国古代最初使用海贝作为货币。商朝后期，出现铜铸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使用布币、刀币、固钱、蚁鼻钱等多种样式的铜铸币。秦朝将各种货币统一为圆形方孔钱，这种样 式在此后被长期使用。由于铜钱本身价值低下，民间又有囤积或铜铸器皿的习惯，所以铜钱流通 量仍然不足，无法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出现“钱荒”。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宋诞生了世界上最早 的纸币“交子”，作为辅币使用。元朝则将纸币作为单一流通货币来发行，称为“钞”。元末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财政崩溃，于是明朝又恢复铜钱、纸币并行的货币体制。明朝中后期，白银逐渐成为国家财政和民间交易的基本支付手段。清朝完全承认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与铜钱兼用。晚清时，政府开始铸造银元。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货币政策延续了清朝的传统，以银 元为法定货币。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白银国有化，禁止白银外流，这为抗战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法币急剧贬值，国民政府被迫于1948年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银圆券，但仍以失败告终。币制政策是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迅速连成一片。形势的发展急需一种统一的货币来替代原根据地种类庞杂、折算不变的货币。为此，华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石家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统一发行人民币，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法定货币。
——摘编自王桧林《中国现代史》等
材料一：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村社会设立一些非官方的乡村社会组织机构取代正式的国家机构。这些乡村组织不再是国家基层政权，也没有行政组织，而仅仅是一种地域单位。如宋朝的牌、甲、保明清时期的乡、都、村等。邻、里、保、甲长等都只是职役，并不是官职。这些乡村组织由当地德才识兼备及家道富有的乡绅担任，负责协助官府办理乡村公共事务。士绅和宗族在乡村治理中占居着核心地位。…民国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乡村问题日趋恶化。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纷纷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最终没有获得成功。
——摘编自苏海新吴家庆《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
材料二：毛泽东的乡村治理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始终把农民置于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地位，二是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三是非常重视乡村的全面发展。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收入增长虽然不快，但其生活却是在不断改善，生活福利也在不断增加……习近平乡村治理重要论述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与理论指导，二是扎实推进精准扶贫，三是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四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摘编自邱春林《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历程与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