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历来崇尚“大团圆”结局，即塑造美的物象过程可以是曲折的，但结局往往是美好的。例如才子佳人梁山伯与祝英台，历经劫难，最后双双化蝶飞去；《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冲破重重阻碍，有情人终成眷属。创作者将希望寄托于美好，制造虚幻的“大团圆”结局，在自己理想的精神之地构筑起一个远离尘嚣的梦，从而逃避苦难寻求慰藉。而沈从文采用“以美写悲”的手法创作《边城》，挣脱了传统文学“先苦后甜”主流范式的束缚，角色、读者在作者的引领下直面现实的苦难与缺陷，产生对人生哲学的思考。
具备绝伦意境塑造能力的沈从文，在《边城》中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诗意的湘西风情画卷。此起彼伏的物象、景象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人性与自然环境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然而在悲剧结局的影响下，蛰伏在这些景与物中的悲剧基调开始恣意生长。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反映湘西特色风情的物象，白塔便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物象。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翠翠的精神支柱老船夫带着无尽的遗憾离世了，而茶峒人民的精神支柱白塔也在那个夜里坍圮了。白塔作为一个物象，在风雨的摧残下坍塌，这本是自然规律的体现。然而它是茶峒人民的精神象征，被人为赋予意义，于是乎成了悲剧的一环，与老船夫的逝世共同构成碧溪岨乃至边城茶峒的悲剧。这便是作者对“以美写悲”形式精彩绝伦的运用，两个象征“美”的人与物在同一时间被摧毁，完成了悲剧的双重建构。到了冬天，那个坍圮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那个在月下唱歌，用歌声把翠翠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结尾这段文字优美、朴实，却散发无限悲凉。
在中华数千年积淀的众多文学作品中，采用“以美写悲”形式创作的作品不胜枚举，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唐代诗人白居易被贬时所创作的《琵琶行》，作者通过“以美写悲”巧妙构建了美景、美人、美声和美句等美学元素来反衬琵琶女与诗人的悲。对白居易作品颇有兴趣的沈从文继承了这个表现形式，并通过类似的美学元素塑造《边城》《三三》里的美与悲剧的冲突。
（摘编自何培富《诗意下的悲凉——<边城>中“以美写悲”的运用》）
材料二：
“美”与“悲”是中国文学中重要的情感意识。从曹操高呼“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到李白长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忧愁”情绪搭载着“美”的外在形式或内在意境，成为历代文人不可抛却的情感主题。在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创作中，也表现出这种“美”与“悲”交织的复杂情感。
在《边城》中，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是自然美与人性美的诗意叙事；一是其背后隐含的自然命运。前者为“美”，后者则体现出“真”。“真”推动了悲剧的走向，但其本身并不能构成悲剧，两者的矛盾冲突才能形成文本叙事的内在张力，也是悲剧的根源所在。根据黑格尔的悲剧美学理论，“悲惨”和“悲剧”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存在于表面的、清楚明白的冲突对立，例如正与邪、好与坏；后者则是矛盾的双方都没有过错，都是独立自洽的，但由于两者间的道理相互冲突、难以调和，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在小说中，沈从文将“美”与“真”的协调和冲突同时表现到了极致：一方面，隔绝俗世的山城、原始淳朴的人性和未被现代文明扭曲的人生形式为命运的天然发展创设了真实、无碍的环境，“真”潜藏在“美”的表象之下，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命运真实而无端的前进破坏了美的外在形式，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相互冲突，一步步推向必然的“悲剧”。
但必须指出的是，悲剧虽然更体现出“真”的倾向，但也并不与“美”决然对立。实际上，“美”与“悲”是相互交织难舍难分的。结合上述黑格尔的美学理论，“美”是悲剧形成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在小说中，正是翠翠的善良美丽构成了悲剧结局的深刻性。同样的，“悲”也推动着“美”的纵深发展，成为审美中的重要元素。在小说中，边城的自然风物是美的，人物全部都是良善的，悲哀潜在美的表象下，没有那么浓重强烈，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忧郁感，正所谓“哀而不伤”，更具有良好的审美体验。可以说，“美”是构成悲剧的重要元素，它冲淡了悲剧在形式上的惨烈，但却使悲剧更具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而以“悲”为内涵的悲剧美也提升了“美”的层次与品格。
（摘编自吴涵《沈从文<边城>中的“美”与“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