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伦敦霍乱地图”促使伦敦建成了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中，通过分析疫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与地点，结合当地重要的公共设施分布和公共空间分布，分析潜在的高危场所，并针对性地采取发布专业技术指南的方式，指导政府管理、财政经济拨款、产品开发、援助计划。可见，每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动荡之中都孕育着变革，变革后的城市更加智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大城市率先暴发，并以点带面向各大城市蔓延，给人口众多、流动性大、开放度高的城市带来了巨大挑战。广州市作为全球城市，高人口流动性意味着高风险，防疫工作难度大。广州能够迅速建立疫情防控指挥系统，得益于在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所做的两方面工作：第一是在顶层设计上对各地、各部门的资源、数据进行了整合，为防疫期间绘制防控地图奠定了基础；第二是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提前谋划，先后布局多个创新创智单元，为城市智慧大脑持续提供助力。
（摘编自《危机与转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城市应对思考———以广州为例》）
材料二：紧急动员则能够帮助国家快速集聚常规状态下所不具备的控制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并为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前提和保障。这些资源既包括人力物力资源，也包括精神力量资源；既涵盖体制内的行政资源，也涵盖体制外的社会资源。如在应对2008年汶川大地震这一公共危机事件中，中国以超强的动员能力在短短数日之内将上千万吨物资运往灾区，并从全国各军区调集派遣14万人的部队奔赴前线进行抗震救灾，涉及区域之广、动用力量之多和投入速度之快，创下了我国军队救灾的历史纪录。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超强的全国动员能力进一步得到展现：全国各地派出医疗队伍驰援湖北，社会各界捐赠大量物资支持抗疫一线，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仅用半个月时间便极速建成并交付使用。快速实现资源集聚的紧急动员过程，不仅仅是化个体为整体、化局部为全局，还是一种化分散为集中、化无形为有形的国家行动过程。紧急动员的资源集聚功能，有利于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针对性地快速落实，从而高效调动各方面的优势力量，快速聚焦公共危机的治理目标，有效防控公共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升级。在紧急动员过程中，危机治理的动员主体运作得当，能够提升组织形象、增强组织权威，并进一步提升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动员的组织力和引导力。
（摘编自孙晓晖刘同舫《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动员的功能边界和优化策略》）
材料三：
图1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化过程与关键结点
（摘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基本问题与关键节点》）
材料四：
日本政府在危机管理体制的建设中，注重依法规范政府及相关职能行政部门在应对危机事件中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这种立法先行的做法，一方面能够增强危机管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确立危机管理体制与机制启动实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依靠法律可以调整危机情境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以防止因突发事件导致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失控。日本政府平时注重利用各种形式培养国民应对危机的意识。首先，政府搭台，民众唱戏。第四届“防灾推进国民大会”于2019年10月19—20日在名古屋市举行，来自产官学界、非营利组织、市民团体以及群众代表15000多人参会。该次大会的主题是“做好应对大规模灾害准备，让我们变得更好———防灾从平时做起”。其次，寓教于乐，普及防灾文化。日本在防灾减灾教育方面，注重趣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体验防灾文化。再次，日本重视公共危机专业管理人才的培养。2002年7月，日本政府批准成立了专门培训危机管理专业人才的“日本防灾士机构”。参加者按照“防灾士教本”规定的内容，接受两天的授课培训，考试合格者被授予具有民间资格的“防灾士”认证书。
（摘编自王德迅《日本危机管理体制机制的运行及其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