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份 | 钢（万吨） | 煤炭（万吨） | 棉织物（亿平方） | 谷物（万吨） |
| 1928年 | 4251 | 3551 | 18.21 | 7330 |
| 1940年 | 1831.7 | 16592.3 | 27.15 | 9564 |
| 增幅（%） | 330.09 | 367.26 | 49.09 | 30.48 |
据表可知，当时苏联（ ）
材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结束70年来，国际法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国际法主体持续增加并日渐多元，国际法客体也不断扩大，一批国际法新分支陆续形成。国家权利义务范围也并行扩展；另一方面，国际法体系“从主权优先到人权优先”、“从同意导向到强制导向”以及“从整体性到分散性”的转变日趋明显。中国与战后国际法体系的互动始终是双向的，在国际法体系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中国也以自身的能力和方式塑造着国际法体系。…中国推动国际法体系发展的具体路径应当是，通过从融入到参与、从主动到主导，最终实现从规则的“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身份转变。逐步引导改变不合时宜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推动构建新的国际法体系，在增进人类福社的同时，有力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材料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强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应当在变动的国际法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再以“旁观者”而是以“融入者”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积极面对以前可能并不需要直面的问题。应当重视构建新的国际法体系，把中国的合理权益和主张上升为新的国际法规则，将中国价值、法治观念和法律思想注入新的国际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关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国际法学者也应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形成一套成热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和增进中国诉求的国际法理论体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
材料：二战前，财阀垄断了日本的经济命脉，并成为日本法西斯的经济基础。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在美国的督促和压力下，日本从1946年开始解散财阀。盟军总司令部冻结了15家大财阀的资产，分解300多家企业，指定解散83家企业（但实际上只有32家企业被解散）。日本政府指令各财阀的控股公司将其所持有的证券和凭证一律交给“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公开转售处理，以分散股权。同时，日本政府还命令财阀家族一律退出财界。财界的1800名领导人相继被整肃。为了防止垄断资本复活，根据美国的要求，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禁止垄断法》和《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这项改革把以家族为中心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财阀制度变为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企业体制，因而在日本被称为“经营者革命”。
——摘编自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当代卷》
材料一：商代的占卜结果会被记录在甲骨上以显示商王的权威。周王则将赐封官职等事铭铸于带有神秘威严气氛的青铜器上。无论甲骨文，还是金文，当被书写在带有神秘性和权威性的材料上时，也就被赋予了某种类似的气质。而秦代向民众下达皇帝旨意的诏书石刻以小篆写成，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国家和统一帝国的产物，这显然带有将刻写的内容永远流传后世的期待。这些文字也都被政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垄断，正如黄帝创制表意文字的意图就在于避开俚语方言以控制人与神交往的媒介。
——摘编自苏颖《文字与王权——探索中国一元权力结构政治文明的一个视角》等
材料二：隋唐时期，文化繁荣，读书识字的人增多，单靠抄书手写已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印章与石刻、拓片的基础上，雕版印刷术出现了。印刷术发明之后，民间书籍的大量印制和低廉的销售价格，为全国范围内学校教育的推广和读书风气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它通过与科举取士的互动，推动了古代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士人阶层的更替。同时，它还引发了宋代知识形态的根本变革，促进了“宋学”的崛起，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勃兴，书籍得以大量印行，这就大大地加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完善，使它不仅在国内传播，而且借助于印刷术的力量远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及东南亚和中亚等地方。
——摘编自李昕揆《雕版印刷术与宋代文化转型》等
材料一：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解决农业快速发展并为工业化奠定基础和提供保障。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最终解决贫穷落后，才能最终解决农民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体制。农业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农业剩余产品，降低了工业发展成本。1953~1957年国家预算收入中，由农业及副产品收购、加工、销售、运输等利润和税收间接构成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0%。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材料二：1978年后，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府不再完全通过计划的手段来调节城乡关系，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趋向并没有立即改变。当农副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已能够满足城市需求的条件下，农民和农村主要通过直接投资（乡镇企业）、提供劳动力等方式，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近3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3%。我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以上材料改编自武力《1949-2006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