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高速发展，产生大量作者和读者，催生丰富的文学类型。就其发展态势而言，不少热点和亮点将会留下足迹，其中包括政策引领强劲有力、创作队伍持续壮大、现实题材风生水起、产业发展蓬勃兴旺、研究评论发力跟进。但伴随其高速发展也产生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创作质量参差不齐、类型固化问题突出。网络文学发展遇到创作瓶颈。
②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类型小说做出重大贡献：制造大众文化热点、开创付费阅读机制、探路粉丝经济模式、打造文学文化产业链、培育创意产业新业态等。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初期，类型小说因题材鲜活、想象丰富、定位精准，点击率一路飙升，借助数字化新媒体技术优势为网络文学崛起赚到“第一桶金”。但唯点击量的类型化量化标准并不可取。文学网站根据市场原则“锁定目标人群”“精准配制作品”，一些市场关注度高的类型脱颖而出，一些小众类型却很难突破重围。长此以往，不仅会损害网络文学题材多样性和内容丰富性，而且会挫伤作者创新精神和艺术个性。此外，每日大量文字的更新压力，使一些网络作家不惜在作品中“注水”，导致作品结构松散、语言浅白、思想贫乏。与此同时，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也在损害网络文学声誉。
③不少有识之士呼吁网络作家跳出“玄幻魔圈”和“修真密室”，走向现实题材的广阔天地，到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中去创造精品、攀登高峰。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现实题材创作呈风生水起之势。阿耐的《大江东去》《欢乐颂》、齐橙的《大国重工》《工业霸主》《材料帝国》等作品，既以敏锐现实关切把握时代脉动，又保留网络文学活泼生动文风。众多作品中追梦人奔跑的身影和幸福的笑容，生动展现人民生活美好前景和民族复兴光明未来。这些有根底有生气的作品突出体现网络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担当精神，体现网络作家对精品化的自觉追求。
④有人说是网络文学作家创造了“网文时代”，但我们要说是这个伟大时代创造了众多顺势而为的网络作家。的确，众多优秀作品的诞生离不开作家奇思妙想和所感所悟，但作家们的创作主题和创新灵感，无不与现实生活的启示和时代活剧的激发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不必说那些成功的现实题材作品，即便那些看似无关现实的类型网络文学，如果不从现实生活中吸纳营养知识，醉心于噱头或乞灵于套路，或能走红一时，或可博人一笑，但注定与撼动人心、经久不衰的文学经典无缘。
⑤伟大作品离不开作家对其时代的深刻体察和忠实记录。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他创作出“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毛泽东同志称《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毛泽东同志称《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习近平同志认为，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
⑥创作更多文学精品，需要作者将仰望星空的丰富想象力与脚踏实地的现实生活体验紧密结合。在这个需要史诗而且正在创造史诗的时代，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回应现实关切，肩负时代使命，不仅是网络作家，也是所有文艺工作者攀登高峰、打造精品的有为之道。
（摘编自陈定家《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
一篇文章的优劣，取决于能否映射现实、有无社会观照。倘若文风浮夸自大，标题一惊一乍，事实似是而非，这不仅唐突了读者，也丧失了传播价值，污染了舆论生态。
最近在网上，“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文章，总能赚取不少莫名点击。然而，纵观这些所谓“爆款”文章，其实却了无新意，一味夸大，文风堪忧。比如，有的任意拔高、以偏概全，高喊《在这些领域，中国创下多个“世界第一”！无人表示不服》，有的自我安慰、贻人口实，鼓吹《别怕，我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有的内容一厢情愿、断章取义，将国外的只言片语，放大成“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经济体”等声音。
这些“雄文”的共性，一无事实骨架，二无内容血肉，三无思想含景，徒有浮躁外壳，经不起一点风吹口晒。要知道，文章不会因为浮夸而增色，国家也不会因为自大而变强。挑动极端情绪、肆意传播偏见，容易造成公众走进夜郎自大、自吹自插的狂妄误区，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片化、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
新闻学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好的编辑一定是个营销专家”。而某些媒体，其浮夸自大的文风，无异于“吸睛涨粉”的气球，一触即破。这类文章的始作俑者，把标题当作一枚带着诱饵的鱼钩，诸如“全球首款”“世界第一”的标题党，给标题大加“刺激”的猛料，以博人眼球，吊人胃口。然而，新闻不是爽文。如果只讲营销不讲营养，只要眼球不讲责任，即使一时流量爆棚，也是在误导大众。
有网友感慨，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新闻越来越多，离真相却越来越远。的确，浮夸自大的文风套路，看似抄了“10万+”的近路，实则误入新闻生产的歧路。据统计，去年新媒体运营行业人数超过300万，各类机构对内容创业者的投资金额超过50亿元，可谓既有前途，又有“钱途”。然而，面对如此大好的形势，自媒体要想创作自如，就更需恪守自律。倘若毫无底线蹭热点，肆无忌惮造噱头，结果只能是漫出道德水位，偏离法治轨道，消解媒体公信力。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人疑惑，是文章不会写了吗？并不是。还记得，南海仲裁闹剧群情激愤，“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新闻作品却产生共鸣。针锋相对却有礼有节，气贯长虹而又言之有物，这样的文风文气，怎能不引发舆论场同声同气？全媒体时代，真实客观理性的新闻准绳没有变，新鲜有趣优质的价值取向没有变，平实求实务实的文风导向也没有变。只有创作者自律自觉，将文风与世风勾连，给流量和情绪松绑，方能写出真正从容自信的作品。
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新闻讲事实，讲真相，讲正道，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夸，那些热衷于要噱头、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路数可以休矣。
石羚在《表达当守正，修辞立其诚》中写道：曾经，读者反感“裹脚布”式的八股文章和“板着脸说话”的态度。现在，一些网络媒体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热衷故弄玄虚，语不惊人死不休：有的沉迷卖萌八卦，失于轻佻……种种不良文风，需要引起警惕。归根结底，“修辞立其诚”，内容真实、情感真切、态度真诚，才是不可移易的竞争力。
（节选自林峰《文章不会写了吗？》，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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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认同与接受，提出了关于“孝”的意义的论断。
C . 文章在论证结构上，先引出论题，再提出观点，然后纵向深入，最后补充论述。
D . 文章既肯定“孝”的普遍意义，又指出它的内涵变化，显示了作者的思辨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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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来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
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功能说，它们从宣扬皇权的政治性作品转化为私家收藏中的纯粹山水画；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非是少数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轴画可能在它的流传和收藏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盖上图章、写下题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这类操作全面系统化之后，即使是形状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
那些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的艺术品，因为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的变化，也会成为再造的历史实体。一面原来悬挂在墓室天顶上代表光明的铜镜被移到了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和几十面其他同类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现铜镜的发展史。一幅“手卷”变成了一幅“长卷”，因为观众再不能真正用手触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赏移动的场景……所有这些转化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动机和创作，而是它的流传、收藏和陈列——它的持续的和变化中的生命。
（摘编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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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观止》是一个文章选本，“观止”本于《左传》记载季札在鲁国看乐舞时赞美的话：“观止矣！”这个选本是清朝吴楚材、吴调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选定的，它备受读者喜欢是有原因的。
第一，一般说来，它体现了比较进步的文学主张。古代的选本，梁朝萧统的《文选》也很著名。那时的文学主张，认为哲理散文和历史散文都不能入选。《文选》除诗歌外，选的主要是骈文，是一种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文章。唐朝韩愈起来提倡古代的散文，称为古文，用来反对骈文。这种主张是进步的。《古文观止》正是贯彻了韩愈以来的古文家的主张。
第二，一般说来，入选这个选本的文章丰富多彩，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比较高的。自从韩愈提倡古文以后，古文的选本在《古文观止》前早已有了，像宋朝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选录《左传》《国语》到唐朝末年的作品，《古文观止》的选文从左传》开始，就是本于《文章正宗》。不过真德秀是道学家，他用封建伦理的眼光来选文章，忽略了文章的艺术性，所以他的选本不受欢迎；《古文观止》所选，像先秦的历史散文《曹刿论战》《鲁仲连义不帝秦》，表现当时人的智慧和品德；两汉文《治安策》和《出师表》，反映出当时政治上的重大矛盾，表现出作家的远见和忠诚；唐文《捕蛇者说》，深刻暴露封建统治者“苛政猛于虎”的罪恶；宋文《岳阳楼记》，通过不同景物的描写来表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这些名篇，都是古今传诵。
这个选本所选文章的丰富多彩，也表现在文章的体制上。选本也选了几篇韵文、骈文。严格讲起来，古文跟骈文是对立的。但就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讲，古文由散体趋向骈体，再由骈体回复到散体，完全不选骈体，就看不出这种变化来。
第三，这个选本的编选体例也有它的好处。萧统的《文选》分很多门类，烦琐不堪；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古文部分分辞令、议论、叙事三类。《古文观止》不分类，按时代先后排列，从中可看出古代文章演变的迹象。这个选本得以广泛流传，跟它的篇幅也有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命令编选《古文渊鉴》，称为御选，用皇帝的名义来刊行，却不能广为流布，这跟它用真德秀的体例有关，也跟篇幅有关，它有六十四卷，篇幅太多了自然不易推行。
以上三点，当是此书能广泛流布的原因。不过此书也有缺点，约略说来如下：一、编者识力不高，像李陵《答苏武书》，历来都疑为后人伪托，此书也加选录。还有宋朝人论历史人物的文章，往往抓住一点发议论，并不能够真正考虑当时历史的全面情况。这类文章也选多了。二、不免受到八股文的影响，选文所选《史记》，像《伯夷》《管晏》，这些传记议论多而不致力于刻画人物。编者选这些是看中它们的唱叹和转折，反而把最好的文章漏掉了。
（摘编自振甫《谈谈<古文观止>》）
材料一
阅读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在阅读方面，人类与动物并不是全无关联。动物能否看懂环境，往往决定着它能否安全地生存下去。人既要阅读作为客观世界的环境，也要阅读以符号为中介的书籍。
当人越来越多地阅读书籍的时候，人对客观自然环境或环境的阅读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人在“看”自然、“看”其他存在物、“看”其他人时，已经带着自身有价值取向的意义和理解结构是“看”客观世界了。阅读就是一个通过编码符号进行的意义再生或过程。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与几千年之前的老子、孔子的思想世界联系起来，也可以与远在欧美的哈贝马斯、罗尔斯的精神世界联系起来。有了这两个维度的精神联系，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得以丰富起来。
（取材于韩震《阅读的本质》）
材料二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中，11.1%的国民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此外还有7.6%的国民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报刊和电子书阅读量见下表：
（取材于刘彬《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发布》）
材料三
千百年来，书籍都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发达文明的象征。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正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纸质书的未来正愈发显得不那么确定。还有什么能阻止书籍的数字化进程？是人类的情感，还是书籍超越文本载体的价值所在？
上世纪后期，唐·麦肯齐提出的“文本社会学”理论认为，承载文本的物质形式（书）会影响到文本所要传达的意义。许多当代学者不再只是关心书页上的文字，而开始关注书籍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包括封面、字体、配图等书籍的各个要素。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的封面进行排列，我们就会发现，公众对文本及作者的文化取向和态度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印刷字体和封面一样，能够代表书籍所处的时代。不断翻新的技术使在书内大批量印刷图像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书籍打上时代的烙印。
机械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同一版本的书与书之间几乎没有区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读者或收藏家会在书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从那些标记、批注或藏书票中，我们可以分析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私密关系，也可以了解一本书可能产生的时代影响。一篇文稿从编辑到付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任何差错以及随之而来的修正，都可能带来网一版本书籍的个体多样性。从中，我们成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改变，或可以窥见时局的风向特变。纸质书的装帧过程也给后人留下了意想不到的遗产。在一本1630年左右的书籍装帧中，人们发现了17世纪平期一位书商的记录，其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另一出剧作《爱的功劳》。早有学者提出过莎翁曾写过对应《爱的徒劳》的另一剧本，这个发现显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
“书籍成为历史”的说法是悲观的，但“历史”的含义同样也是积极的，它让人们认识到书籍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拥有值得保护和诠释的丰富意义。
（取材于陆纡文《数字化时代，我们如何解读快质书的价值》）
谈诗歌朗诵
朱光潜
近来听到一些诗人、演员、业余爱好者朗诵了许多旧体诗和新诗，其中风格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占优势的风格是用演员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那慷慨激昂的调子，有时不完全与诗歌的内容相称。这不免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
人民为什么爱诗歌？理由也许很多，我想其中之一就是诗歌具有音乐美。这个道理从我国一些传统剧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许多旧剧的台词并不那么完美，可是演唱起来，却有极大的迷人的力量。不妨把《霸王别姬》《林冲夜奔》的台词改成白话，请最好的演员用话剧的方式去表演，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话剧本不要求语言的音乐化，而诗歌按照它的本质却要求语言的音乐化。诵诗如果不见出语言的音乐美，那就很难把诗的韵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浸润到听众的心灵深处，使他们可以优游涵泳，长久受用不尽。在我看来，朗诵诗歌是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的。
理想的诗歌朗诵，必须要既能表达感情，又有音乐美。其中，表达感情是基础，顺着自然的倾向，是自发的，倾泻的，无控制的，容许金粒与泥沙俱下的；而音律的形式按照规律的要求却是自觉的，有控制的，不但要披沙拣金，而且要用一定的模型把金粒熔成一定的形象。这样通过音律形式对思想感情的洗练、节制和熔铸，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就不是生糙自然的思想感情，而是经过形象化和音乐化而洗练和提高的思想感情。对于朗诵诗歌来说，做到这一步，才能算到表达感情与音乐美的统一。
这只是理想。要实现这种理想，还要凭实践中的辛苦摸索才可以获得。在摸索之中要做的事很多，其中一项重要的事是向民族传统学习。我国历代诗人都特别重吟咏的功夫，过去诗文评家教人读诗，也强调要懂诗就必须学会诵诗。有人甚至以为一个人如果不会诵诗，即对诗“终身为门外汉”。传统的旧诗朗诵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声音拖长。《书经》里就已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说法，“永言”就是《乐记》里所说的“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式的朗诵能维持到两千年左右，不能单是凭习惯的惰力，因为诗歌所要表现的情调是比较深永的，低徊往复的，走曲折线而不是走直线的，所以表现方式也要有相应的低徊往复和曲折。长言才能在低徊往复之中把诗的“意味”“气势”“骨力”和“神韵”玩索出来，咀嚼出来，如实地表达出来。假如这个看法略有一些道理，我们也就可进一步认识到诗歌的朗诵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办法。
目前诗歌朗诵不少是侧重表达感情的，有时是近于表演的。在节奏上大半不但不是“长言”，而且比语言的自然节奏还要快一点，急促一点，低徊往复的少。这和我们过去朗诵的传统有很大的距离。责任当然不能完全在诵诗人，毛病恐怕大半还是在诗本身。如果诗本身见不出音乐美，诵诗人当然就不能凭空添上音乐美。这就要求诗人们在语言和音律上多下更严肃的功夫。诗歌朗诵已经把诗歌的语言和音律问题很突出地提出来了。
（有删改）
千万别折腾汉字
①这两年，总有人拿汉字说事。一会儿说繁体字要进课堂，一会儿又说用十年时间，放弃简化字、恢复繁体字。如果你像小沈阳那样问一句“为什么呢”，他会说出一大串的理由：第一，现在已是电脑时代，不存在书写困难的问题；第二，台湾至今还在用繁体字，大陆恢复繁体字，有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第三，简化字太粗糙，破坏了汉字的审美效果。一副振振有词的样子，真像是真理在握似的。
②可是，了解一下汉字的历史，你就不能不对这种主张打个问号。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形态的繁简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汉字诞生之初，曾经由简到繁，这是为了提高识别的清晰度，让每一个汉字都能具有鲜明的标志；但繁到一定程度便成了负担，于是从汉代开始，汉字在总体上由繁趋简，人们考虑的是学习和使用的便捷。讨论汉字繁简问题，是不能忽略这个大背景的。
③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灰尘”的“尘”字。它在战国时候的写法，是三个“鹿”字构成品字形，再在上面“鹿”的两旁各加一个“土”字。这是一个会意字，意思是群鹿飞奔，尘土飞扬。就造字来说，这个字是造得很形象的；可是一个字要写三十九笔，在当时的书写条件下，简直是一场苦役。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逐步简化的过程：先是去掉一个“土”字，后来又去掉两个“鹿”字写成了“塵”；即使简化到这种程度，人们还是不胜其“繁”，民间又出现了俗体字“尘”。今天，这个字已经成为我们的简化字。“小土为尘”，何等聪明！它凝聚着我们祖先创造的智慧，也记录着汉字发展的轨迹。舍“尘”字不用而恢复到“塵”甚至是三“鹿”两“土”的战国形象，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
④不错，现在是电脑时代，可学习汉字，还是要从一笔一画开始，并不因电脑而改变它的认知规律。有位语言学家曾告诉我，当年推行简化字，他曾到一所学校里告诉小学生，“以后你们再写学校的‘学’字，只要写八画的‘学’，不必再写十六画的‘學’”。这话刚一说完，课堂里便掌声雷动。想到这一场景，我总觉得推行简化字充满人文关怀，不仅是为了文化的普及，更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否则，人们在一笔一画上，将要虚掷多少时间和精力。
⑤至于以繁体字推动海峡两岸的统一，其实也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文字是不能代替政治的。台湾说闽南语，难道大陆也要放弃普通话，推行闽南话吗？撇开这点不谈，就文字论文字，“以字促统”的想法是对台湾民众文化心理的一种误读。我们不能因为台湾通行的是繁体字，便认定台湾民众反对简化字。事实并非如此。我曾见过台湾一些要人的手迹，他们也用大陆的简化字。台湾有家上海书局，专门销售简化字版图书，生意并没有因为简化字受到影响。我有一位大学同学，他给在台湾的哥哥写信，特意用繁体字，“台湾”写成“臺灣”，结果被他哥哥传为笑谈，称他是不知变通的“迂老夫子”。在台湾民众日益了解、日益亲近简化字的今天，我们却要“弃简投繁”，其结果只会造成混乱，说不定反而会干扰海峡两岸的统一进程。
⑥在人类文明史上，曾有四大古文字，如今唯有汉字硕果仅存。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汉字的美：形美以感目，音美以感耳，义美以感心。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汉字还形成了独特的书写艺术——中国书法。从审美的角度说，每一个汉字都是结构匀称，笔画呼应的，繁有繁的丰姿，简有简的神采。简化字虽然减少了汉字的笔画，但并没有损害汉字的特色，相反，有些字还有“削去冗繁留清瘦”的美感。说简化字太粗糙，我看主要是一个习惯问题，一个心理问题。只要没有先人之见，你自然会发现，“黄四娘家花满蹊”是美的，“竹外桃花三两枝”同样也是美的。
⑦拜托，千万别折腾汉字。
(选自《咬文嚼字》)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孙悟空的形象不断被重塑，其过程折射出经典形象具有的永恒艺术魅力，体现着时代对文艺创新创造的永恒呼唤，揭示了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规律。
考察孙悟空形象的再创造，首先应看到其人物形象的演变。在时代变迁中为“孙悟空”这一符号注入新的内涵，是经典形象再创造的决定性内容。童恩正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科幻小说《西游新记》，孙悟空人格特征与原著并无根本差异，作者大胆想象，让孙悟空穿越到外国，穿西装、喝咖啡、学外语，折射了改革开放后中外文化交流新气象。电影《大话西游》的出现，让孙悟空变成“至尊宝”建构起“人化”的孙悟空形象，确立了悟空形象再创造的一种新范式，到了电影《大圣归来》和小说《悟空传》，不仅孙悟空的造型发生变化，而且性格中注入追求自我超越、挥洒个性等现代思想观念。应该说，这一系列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社会心理的嬗变。正是注重个性表达、认可多元文化观念的时代语境，以及日益多样的艺术理念，给了孙悟空不同的面孔。
不过，看似颠覆性的形象变化，并未抛弃孙悟空的基本性格要素。孙悟空性格本就复杂，石猴的本色、善良果敢的人格、叛逆捣乱的冲动以及最终的自我超越，这些因素共同构成创作者调制孙悟空形象的“原色”。这些“原色”重新组合，也就有了千姿百态的“孙悟空”。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经典形象再创造必然要求注入时代内涵，但这不意味着把某种思想观念或价值诉求从外部“强灌”或“硬贴”给形象，而应找到基本性格元素，调适其内部张力并以艺术手法加以呈现。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孙悟空有属于自己的人际关系，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中。所谓孙悟空形象的再创造，并非把孙悟空从这个世界中剥离，而是在创造新形象的同时翻新这个艺术世界。86版电视剧《西游记》高度还原原著，观众普遍感觉这个孙悟空最“像”。这和主创团队严谨的态度和六小龄童精湛的演技有关，也和电视剧以大体量叙事优势全景式“复原”孙悟空“社会关系”有很大关系。《大话西游》《悟空传》等对孙悟空形象的大幅改造，也同样建立在艺术世界重构的基础之上。从视觉呈现角度看，这个艺术世界或许只是故事场景的“复原”，但任何成功的形象再造，必然伴随它所属艺术世界的基本规则及人物关系的全折改变。也只有这样，新的形象才能如鱼得水地演绎出让人哭，让人笑，让人思考的精彩故事。
自“孙悟空”诞生以来，人们在这个经典形象上寄托着艺术理想和审美追求，以及对果敢、信诺，英勇、不屈等人性闪光点的由衷赞美。只不过，这种寄托经常采取不同的表达策略，即便有时是对形象的变形，折射的也是心灵深处的呐喊。文艺是常为新的。孙悟空只是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到，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丰富的媒介和艺术形式以及世界文艺的交流碰撞，无不深刻影响经典形象再创造，创作者当反复探寻经典形象的艺术内涵，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汲取文艺经典提供的智慧，大力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以更大的勇气直面社会转型期多样生活经验，以更充沛的创造力赋予经典形象以新的话语和色彩。
(选编自胡一峰《艺术创新为经典形象增添新的魅力》)
①现代的思想家们常常说，语言文字参与建构人们意识中的世界，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那么从汉字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②汉字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是由图画抽象、规范、滋生而成的。古代的汉字表明，古人不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象，比如“牛”，各种字形始终突出地显现着牛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又如食物，有“米”“稻”“禾”“黍”等等，但并没有一个总的类名，如庄稼、粮食之类。反过来看，汉字的这种象形性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产生极大影响，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
③汉字的衍生和分类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感知方式。汉字的衍生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以造字时代独立产生的象形“初文”（章太炎语）为根，通过会意、指事、形声等几种造字的方法，滋蘖出“字”。从每个“初文”中产生的与它意义相关的一批字，在后来被视为同属于某一个“部首”，它们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在古人看来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类”。这种分类方式与近代西方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人特别注意一个现象、一个事物可以感知的表象，以此作为分类的依据。因此那些以类相从的字，无论以什么“初文”为义符，“初文”的象征性总是使这个字与原初的形象有联系，使人们一看就可以体会它的大体意思。这种归类的思路，以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甚至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例如“木”作为“初文”，是植物的抽象名称，那么以“木”为义符的字应该都表示树木，如梅、李、桃、桂等等，但实际上，“木”这一类名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树木，它可以是树木的一部分，如“本”“末”，可以是与树木有关的某些性质与特征，如“柔”“枯”，甚至还可以是与树木并不直接相关，却可以从树木引申的其他现象，如“杲”（日在木上，明也）、“杳”（日在木下，冥也）。再如“彳”字，本来是象形的纵横相交的十字路口，殷商时代的卜辞中，不少字就与它有关，而“役”字，在甲骨文中本不从“彳”，但当它在后世以“彳”为义符后，就使人觉得从役之人好像真的总是在路上奔波。当汉字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运算的符号被接受时，人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反过来影响、制约和规范了人对世界的认识。
④汉字的象形性也影响了汉语的句式，独立呈意性使汉字在任何场合均无需严密的句法即可表现意义。这就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凭着共同的文化习惯，就能够表述和理解很复杂的意义。
⑤我们除了能从汉字本身大体了解古人“怎么想”，还可以从中了解他们“想什么”，比如能从汉字的字形中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从汉字的分类中理解古人生活的重心和兴趣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古老的汉字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之中，考察其中的思想史意义。
（摘编自葛兆光《作为思想史的汉字》）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根，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先秦儒家有诸多对于君子人格的论说，树立了君子人格的理想，构成了君子文化丰富的内涵。这些儒家典籍成为经典之后，历代学人不仅反复习诵，而且不断进行注疏阐释，在泱泱典籍中，形成了“经学”。先秦儒家关于君子的论说也就不断被传承和弘扬。一代代学人 承接了君子文化的血脉，进而转化为君子文化的实践。
君子文化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士大夫层面。士大夫是读书之人，他们所读之书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士大夫也往往是执政或参与执政之人，自唐代以后，他们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更要熟悉儒家经典。因此，君子文化对他们有着更深入的浸润，也更容易转 化为实践行为。
例如，宋代的苏轼不仅仰慕古代君子的风范，而且对君子的人格有着自己的思考，认为君子应该是明“大义”之人；在他看来，君子也应该报效国家，“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非其以智能知之，强能行之也。其以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矣。”尽管苏轼一生多次被贬谪，却始终保持着君子风范。君子文化的熏陶和他本人对君子人格的思考，使他成为君子理想的践行者。
与苏轼的情形相近的，还有明代的王阳明。在《答友人》中结合自己曾经被“左右交谗”“祸且不测”的经历，他阐发了“君子之学，务求在己”的观点。君子通过学习，有自己的见识，从而内心有定力、有自信，毁誉荣辱不足以让自己情绪波动。他从人生实践中获得对君子人格的认识，又以此实践自己的君子人生，遭到贬谪并不气馁，忠君报国依然如故，最终成为一代圣贤。
君子文化的实践还突出体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中。在明代后期，阉党专权，一批具有君子人格的士大夫横遭打击，左光斗就是其中一位。面对朝廷小人当道，他坚守君子操守，与杨涟等人弹劾阉党魏忠贤，被诬陷下狱冤死，完成了自己君子人格的塑造。他的学生史可法曾经到监狱探望他，写下了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并追步乃师的君子人格，在扬州城破之后，史可法纵身投江，和左光斗一样，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自己君子人格的塑造。
文学作品是传播和弘扬君子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不少古代作家在作品中表达对君子的赞赏，塑造君子形象。诗人李白《赠韦侍御黄裳二首》有句：“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既是对韦黄裳君子风范的赞美，也表达了“受屈不改心”方为君子的看法。杜甫《天末怀李 白》中以“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的诗句，既表达了对李白的牵挂之情，同时也将李白视为君子。作为讽刺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有对真君子的书写和赞美。作品第三十六回所写的虞育德就是一个有君子美行的人物。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中，虽然没有用“君子” 赞美他的品格，但回目却大书“常熟县真儒降生”，将他视为“真儒”，令人敬重。
历代士大夫文人对君子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让君子文化深入人心。在记载古徽州宗族的《休宁名族志》《新安名族志》等中，我们就看到诸多山村乡民有“古君子之风”，如任梦桂、陈世淳，“女中君子”韩钦的妻子金氏等。这些小民君子的事迹，说明君子文化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
（摘编自朱万曙《浸润在历史长河中的君子文化》）
新一代人工智能推动世界从互联信息时代进入智能信息时代，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将给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强大新动能,实现创新式发展。
从科学层面看，人工智能跨越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数学等学科，具有高度交叉性；从技术层面看，人工智能包含机器学习、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领域，具有极强专业性；从产业层面看，人工智能在智慧农业、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具有内在融合性；从社会层面看，人工智能给社会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带来新的影响, 具有全面渗透性。目前，在边界清晰、规则明确、任务规范的特定应用场景下（如下围棋）设计出的智能体表现出较好的专用智能。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从专用人工智能、人机共存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转变。可以预见，通过科学研究的牵引、应用技术的交叉，人工智能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实现创新式发展。
人工智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引入新范式，增强科学发现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是相关学科不断交叉融合、遵循不同范式的发展过程。从符号主义、知识工程到连接主义，从大数据驱动小任务到小数据驱动大任务，从神经形态类脑智能到量子计算智能，人工智能的新范式不断增强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传统的科学研究引入新范式后，研究效能得到了极大提升。
人工智能为人类理解世界创造新工具，提升认识外界的能力。人工智能创造各种技术帮助人类理解复杂的世界。计算机视觉技术利用感知世界的每一个像素，增强人们观察场景的敏锐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深度语义分析，改善人和机器的交流互动。知识计算引擎与知识服务技术帮助我们搜集获取海量知识，进而挖掘关系，形成新的知识图谱。自主无人系统可以涉足人类无法到达或难以忍受的极端环境，帮助我们探测未知世界。
人工智能为人类改造世界形成新业态，增强产业发展能力。根据对人工智能应用的需求, 可将人工智能产业分为三个层次：以AI芯片和软件为框架的基础层；以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交互为主的技术层；以智慧医疗、智能安防、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应用层。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能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率，能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新业态，构成新的创新生态圈，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工智能为人类管理自身构建新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规范有序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消除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及时预测和感知突发舆情；通过对汇聚到一起的多种传感器感知到的社会公共情况进行连续监测，智能预警各种公共安全事件。比如，智能安防的视频结构化和生物识别技术大大降低犯罪率，借助“天眼”系统抓捕逃犯，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表现。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在推行过程中，也要解决其和固有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数据使用的隐私保护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全世界的人工智能领域参与者应坚持共创、共享、共赢理念，共同创造知识，共同分享技术，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赢。
（摘编自李元元《人工智能带来创新式发展》）
担心孩子不幸福恰是他们不幸福的原因
①这是一个需要常识的时代，然而梁文道曾断言，“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做教育更需要遵循常识，现实中许许多多“反教育常识”的现象，更印证了梁文道先生的断言。
②教育最基本的常识是什么，教育是人的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教育中最珍贵的是人，而不仅是知识的掌握，认识的堆积，分数的获得，这便是教育最基本的常识。教育一旦把考试作为研判教育的唯一手段，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把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唯一尺度之后，教育者所遵从的只有知识、分数，只有空洞的说教，只有僵硬的制度，只有束缚人的铁笼，而唯独没有“人”、没有“人性”，教育就会在远离常识的路上越走越远。
③教育是生活的过程，或者说教育就是生活。孩子们来到学校，其实也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种好的教育环境，让孩子们过上一种幸福的教育生活，让他们得以自然地生长，这是常识。苏霍姆林斯基曾告诫：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学生各种知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幸福。但如果我们的教室让孩子感到压抑，我们的学习让孩子无所适从，我们的课堂让孩子枯燥无味，我们的校园让孩子望而生畏，我们的学校让孩子的学习生活没有一点幸福可言，又怎能为孩子的未来幸福人生奠基？
④教育不是万能，教育不可能让每个孩子都成为科学家、思想家、军事家，也不可能让每个孩子都上名牌大学，这是常识。但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以爱的名义去绑架孩子，如果以“可怜天下老师心”、以“恨铁不成钢”去胁迫孩子，如果我们把不断膨胀的功利心完全压在孩子身上，如果我们给教育附加了太多的功能，教育上的乱象丛生，诸如雷人标语、烧香拜佛、撕书烧书、状元雕塑、杀人投毒等等，也就见怪不怪了。
⑤孩子的校园生活，肯定离不了作业和试题，也离不了分数和成绩，但是绝对不应仅仅是这些，他们的校园生活应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的青少年生活应是缤纷绚丽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拥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远比作业试题、分数成绩重要得多，这是常识。
⑥人生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长跑，是一场马拉松，马拉松从来没人抢跑，因为绝不会“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是慢的艺术，也是等待的艺术，允许孩子慢慢来，慢慢成长，这是教育常识。如果我们急功近利，心急火燎，拔苗助长，竭泽而渔，对孩子实施过度的教育，过早地给孩子加重学习任务，特别是将幼儿教育小学化，则只能将孩子葬送在起跑线上。
⑦孩子成长需要我们陪伴，但不需要我们过多地干预；需要我们呵护，但不需要我们一味地溺爱；需要我们引导，但不需要我们越俎代庖地去替他们做人生规划，这也是常识。然而我们总是怕孩子摔倒，这可能正是孩子在成人后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的原因。我们总担心孩子未来人生不幸福，这恰恰是孩子们未来人生不幸福的真正原因。
⑧常识，乃“寻常之见”，也就是一些简单而基本的道理、准则。既然是一些简单而基本的道理、准则，为什么有的人却始终领会不进去，甚至还要干出有违教育常识的事呢？我以为，不是不懂教育常识，也不是缺乏教育常识，而是缺失一颗“心”，那就是对事业的责任心，对教育的良心，对孩子的爱心。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砚“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砚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凰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通观历史上的立法可以发现，能够被命名为“法典”的法律，大体上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该立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二是该立法体系庞大，法律制度规模大，法律条文在当时的社会是最多的；三是立法者要突出该法的体系性，强调立法的逻辑和规律。我国民法典就是因为符合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才被定名为“法典”。
首先，从立法的重要性来看，民法典的定名是对民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和依靠的充分肯定。民法规范社会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民法的内容涉及社会成员的全部，也涉及他们从事社会活动的时时刻刻。所以，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另外，基本权利是我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核心，而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主要表现为民事权利。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对于民事行为的规范，属于社会的常规性、普遍性、基础性、全局性活动，而民法就是开展这些活动的法律遵循和依靠。从这个角度看，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称得上是“国家重典”。
其次，民法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休系十分庞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法律，使用“法典”来定名，说明其立法体量的显著差异。世界上署名的民法典，比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包括瑞士债法)，其条文都超过了2200条。我国民法典法律条文包括七编、1260条，近80章，仅汉语字数就超过了10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法典并不是全部民法规范和制度的立法，而仅只是民法一般法或者基本法的立法，在此之外，还有商事立法、知识产权立法和社会权利立法等民法特别法。无论如何，此次编纂完成的民法典，其体量也远远超过其他法律，将其称为“法典”，凸显了它在规范和制度体量上的重要性。
再次，民法典命名的使用，强调庞大的民法规范、制度整合为一体之时的体系科学性和逻辑性。对民法规范、制度的编纂和整理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找到庞大的民法规范、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观察这一逻辑的基本方法。如果不依靠这些基本逻辑来编纂，民法典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大量的民法规范和制度都是一盘散沙，或是被形容为“随意堆放的一袋土豆”。民法中的体系性科学，是人类社会依据民法治理国家的经验总结，既是民法典鯿纂的基本技术手段，也是我们从事民法学习研究和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技能。
同时，依据体系性科学，我国民法典编纂还采取了总则和分则相互区分的模式。民法典编纂借鉴了数学上“提取公因式”的做法，把民事活动中具有共同性的规则“提取”出来，作为一般规则规定在民法典之中。然后，民法典又把具体民事权利按照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区分来划分为多个分则，在这些分则之中展现各种权利及其相对具体的要求。这样的编纂方式，极大节约了立法成本，不仅是体现法律关用逻捍和民事权利区分科学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研究、贯彻实施民法的最佳方式。总体而言，本次民法典坞纂按照体系化科学的要求，消除了原有民事立法散乱且存在内在混乱的弊端，遏制了立法盲日和冲动，实现了民事立法体系的极大改进，充分彰显了民法发展史上曾倡导的“体系化效应"的积极作用，民法典被定名为“典”，可谓实至名归。
(摘编自孙宪忠《民法典何以为“典”》)
空间站，被称为航天员的“太空之家”，是科学研究的“太空实验室”。为早日建好新的空间站，进而实现载人探月、火星探测等更长远目标，无数中国航天人夙兴夜寐，殚精竭虑。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就是这一征途上的重要节点，它搭起了空间站通向太空的“天梯”，将中国人在宇宙建站的梦想勾勒得更加清晰。
如果把空间站比作一个房子，要想建得好，离不开牢固的材料。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使命，就是把主要建材运上太空。搭好房子，还要添置物件，2017年发射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就像快递小哥，负责运输各类补给。房子布置妥当后，需由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通过载人飞船将航天员送进去“居住”。这三类火箭构成了我国空间站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实现“房子+物品十人”的愿景。所以，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全面验证了火箭总体和各系统方案设计的正确性、协调性。这也说明：建设空间站，我们有能力正式动工了。
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营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航天综合实力，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从 “一室一厅”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到由3个舱体组成的“三室两厅还带储藏间”的未来空间站，“户型”升级记录着中国载人航天近30年的科技探索与追梦历程。从“装修”看，无论是让航天员实现更久在轨停留的可再生生命保障系统，还是单翼翼展约30米、用以提供不间断供电电源系统的柔性太阳翼，都秉持着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高效的理念，展现了中国科技进步的丰硕成果。
未来，除了核心舱“天和”用来控制整个空间站组合体外，实验舱“问天”和“梦天”都将用于科学实验。
浩渺深空，行路漫长，接力“长征”，任重道远。当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送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宣告中国进入太空时代。现在，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首飞成功，让中国人在太空安家变为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人类在太空深处居住生活研究、勇攀科技高峰的又一个“家”。
(选自202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有趣，和枯燥、乏味相对，是一个人身上闪闪发光的品质，是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剂”。说一个人有趣，是很高的评价。
那么，何为有趣？明人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对“什么是趣”，古今中外，尚无定论，只能见仁见智。在文人墨客笔下，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趣者，存乎一心，大凡让人心生快意、心旷神怡的，都莫不有趣。
有趣的人，对生活抱有大爱。有时，即便身处逆境，他们也能过得兴致盎然；即便眼前满是苟且，他们也总能找到诗和远方。苏轼就是个十足有趣的人。被贬官后，他没有愁肠百结，而是发现了生活的真和趣。在黄州，他把“价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的猪肉，做成了色、香、味俱全的“东坡肉”，并撰文《猪肉颂》，讲述烧制心得。
有趣的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因为万般好奇，凡事都想探个究竟、弄个明白，自然就能找到常人一般难以发现的趣和乐。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他笔下的文字也是妙趣横生，比如，“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如此趣味盎然的文字，若非有趣之人，肯定抓耳挠腮、冥思苦想也写不出来。
有趣的人，深藏大智慧。要从平淡的日子中咂摸出趣味，离不开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悉，对知识阅历的深厚积淀。鲁迅先生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鲁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针砭时弊，入木三分。而鲁迅本人，却幽默、有趣得很。一次，友人给鲁迅捎来一些柿霜糖，“吃起来又凉又细腻”。听说有药用效果，他本想留着以后吃。谁料，“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又吃了一大半。”读到此处，让人忍俊不禁，掩卷而笑。
有趣的人，不仅自己收获快乐，也是别人的“开心果”。而人一旦无趣，就不免面目可憎，让人避之不及。现在，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平日以“斗图”为乐，从各类小游戏、小程序中寻求快意，而一旦合上电脑、锁住手机，往往双眼发胀，大脑茫然，趣味尽失。这样的趣，终非真趣。不妨学学前人，多发现、挖掘生活的趣味，多吸收、汲取方方面面的知识，让自己有趣，让生活有味。
（摘编自孟祥夫《有趣的人不苟且》，有删节）
在文艺创作领域，人们对数据背后规律的探寻，早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就已开始，比如，电影行业对票房、排片率、上座率等数据的关注但直到互联网大数据出现，在线文艺作品最后的“黑匣子”才真正打开，如今，所有观影数据、用户交互数据、播放表现、演员等构成一个庞大的数据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量化成一些固定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用户面貌，已经广泛为采买、制作投资、宣发和播放各个环节提供参考。
比如，“选角”是大数据应用的一大场景，大数据算法可通过舆情数据提炼出网友对演员的评价标签，计算演员和候选角色的标签相关性，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的扮演者就是由大数据参与推荐的。除了选角，大数据还能指导剪辑。观众对视频的观看反应，比如何时拖动视频进度条快进等等，都会纳入监测范围，从而让制作者对观众喜好判断有据可依。而在重大体育赛事中，机器甚至可以智能生成精彩短视频（如进球瞬间），直接成为内容生产的一环。此外，在“千人千面”的分发机制下，不同用户在视频平台看到的首页是不同的。就算是看到同一内容，其封面图和推荐文案也可能是量身定制。
大数据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到底有多大？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将大数据描述为文艺创作的“爆款炼金术”。用数据说话，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节目反馈“不确定性”，提升“爆款”命中率。另一种观点则将大数据置于艺术家“创意”“灵感”的对立面，认为技术探索在文艺创作者的智慧面前显得虚妄。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文艺作品具有特殊属性，用大数据描绘它的难度远高于一般商品，但否认科技与艺术在当下深度融合的趋势同样不可取。事实上，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超高清显示等新技术无一不在深刻影响文艺发展。
因此，应合理认识大数据在文艺创作中的参考价值，善于利用而不是一味追捧。通过分析数据，有助于了解观众喜好和习惯，认识当下艺术潮流创作方向，从而为创作提供参考。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应用，甚至可以将人力解放出来，使创作者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到不可替代的精神创造中去。
但大数据提供的参考仍然是有限的，观众浅层的娱乐需求容易归纳，更深层次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却不易探究。“爆款”没有标准计算公式，一部文艺精品诞生依靠的是艰苦创造和不断创新。如果本末倒置，以为集纳了大数据推荐的流行元素和吸睛话题就高枕无忧，没有在打磨作品上下足够功夫，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此外，对大数据的过度依赖，容易带来统一标准趋向下的跟风与同化，使作品缺乏艺术个性和创新。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例，如果单凭大数据监测，“诗词”算不上热门元素但节目传达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质感，仍使它赢得观众喜爱，节目的模式创新和创作者的文化坚持才是作品的核心竞争力。
大数据不能取代人的创作，但它可以在文艺创作生产各个环节提供有益参考，赋能更多好作品。
(捕编自《善用大数据，赋能好作品》，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日)
文学时常充当情感的符号。从概念、范畴命题到自然科学的分子式或者数学、物理公式，理性或者思想的展开都拥有严密的符号系统。理性或者思想的每一步进展无不诉诸上述符号。相对来说，情感领域的活动纤细、灵敏，同时又飘忽、模糊。人们常委托文学描述情感的波纹，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文学形式体系。如何再现情感的微妙轨迹？中国古代诗人遗留下许多甘苦之言，例如“欲说还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如此等等。很大程度上，叙事作品的故事情节可以视为情感的容器。曲折惊险、悲欢离合、扣人心弦的每一个转换点无不带动了情感的波澜起伏。当然，叙事作品的故事情节包含了内在的因果关系，例如《水浒传》中林冲跌宕起伏的命运——由于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陷害，忍无可忍的林冲终于放弃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身份，踏上梁山，落草为寇。从高衙内调戏娘子到林冲误入白虎堂、野猪林险遭不测，再到风雪山神庙，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显示了严密的前因与后果。然而，人们可以发现，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同时裹挟于强大的情感波澜之中，惊心动魄。换言之，单纯的因果关系——譬如，超额的重量压垮了桌子，炽热的温度导致了燃烧——无法作为故事情节承担情感符号的重任。
如同理性做出的判断或者思想观念形成的结论，情感领域的喜怒哀乐不仅产生了另一种性质的内心倾向，而且隐合了强烈的行动性。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文学所具有的激动人心以及号召、动员的能量。古往今来，许多政治家、文学批评家均把文学在情感领域的能量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毛诗序》谈到了《诗经》——尤其是“国风”——的教化作用：“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近代的梁启超阐述了“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并且概括了小说形成的“熏”“浸”“刺”“提”四种情感特征。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寄望于新文学开启民智、改造国民的思想，从而造就现代的文化性格。世界范围内，许多革命领袖对文学委以重任。对于文学来说，“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功能并非仅仅复述某种抽象的理论语言，而是很大一部分诉诸情感领域。
文学史可以证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平凡的世界》这些作品的主角曾经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偶像，甚至引起各种程度的模仿。相对来说，另一些作品是以整体构造形成的情感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例如，人们无法从《红楼梦》中认定某种单一的主题。无论是贾宝玉、林黛玉式的叛逆，还是贾母、王熙凤式的世事人情，这一部作品让人在百感交集之中经历一次情感的成熟。情感的成熟可以与理性的成熟相提并论，这个命题构成了现代主体的内涵之一。很大程度上，情感的成熟是现代文学承担的一个隐蔽使命。无论是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还是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一系列现代文学作品为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灵冲击。从历史的感悟、个人内心的反省、深刻的同情、见贤思齐的崇敬到抗争的激情、搏斗的勇气、独立的人格、新的伦理，现代文学负责从情感方面塑造现代人的心灵。
（摘编自南帆《情感轨迹与时代精神肖像》）
据统计，全球除中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这与十几年前相比，是一种“井喷式”的增长。增长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孔子学院进行的汉语国际传播，但是，汉语国际传播是否单靠孔子学院就可以完成？很难想象，中国人如果对自己的汉语都没有自信，又如何能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建立起来？国际化未必是英语化，汉语化也未必不能够国际化，我们对汉语的态度影响我们在国际上使用汉语的态度，我们在国际上使用汉语的态度又会影响到国外人士的汉语使用。毋庸置疑，就目前情况来看，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能力确比汉语要强，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也有大批汉语热心人士。在这些汉语热心人士面前，我们更应该表现出自己对汉语的信心。
应注重汉语国际传播平台的多样化。目前如此多的海外合作，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促进汉语国际传播的机会。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都需要有人来推动，只要有中国参与的国际场合就构成一个汉语国际传播的平台。但首要条件是，我们应该建立对自己语言的信心，在能使用汉语的地方不去选择其他的语言，努力使别人来理解汉语，鼓励合作方也用汉语与我们合作。而在涉及对外交流的大型节目中，我们也应该尊重汉语，使用汉语去交流，而不是诉诸其他的通用语。一个可以让我们反思对待汉语的例子是，法国学者德里达2001年的中国之行中，屡次演讲使用的都是法语，而不是更为通用的英语。与之相应的是，法国政府将其语言政策提升到了国际的高度，以《法语使用法》的形式规定了必须使用法语的领域，竭尽全力地促进法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使用。
越是一流的中国学者，越应该去承担传播汉语的职责；越是一流的中国媒体，越应该具有汉语国际传播的使命，越是一流的中国企业，越应该具有传播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注重孔子学院的汉语国际传播的同时，在其他方面做得却还不够。以中方投资的巴基斯坦的大沃风电项目为例，投资方也在基地的附近出资修建了很多公共设施，其中包括重新修缮学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所学校所教授的语言中，有乌尔都语、信德语和英语，却没有汉语。当然，要设置汉语课程会存在多种困难，但这却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学汉语，也应该给努力学习汉语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为主动从事汉语国际传播的国外人士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和文化传播，并不仅仅是孔子学院或者语言机构的职责，而是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与国外人士有合作交流的人的一种自觉意识。我们需要更多的中国人充满自信地说汉语。
（摘编自王小英《语言自信与文化国际传播》）
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推动世界从互联信息时代进入智能信息时代，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将给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强大新动能，实现创新式发展。
从科学层面看，人工智能跨越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具有高度交叉性；从技术层面看，人工智能包含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领域，具有极强专业性：从产业层面看，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具有内在融合性；从社会层面看，人工智能给社会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带来新的影响，具有全面渗透性。目前，在边界清晰、规则明确、任务规范的特定应用场景下(如下围棋、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设计出的智能体表现出较好的专用智能。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从专用人工智能、人机共存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转变。可以预见，通过科学研究的牵引、应用技术的交叉，人工智能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实现创新式发展。
人工智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引入新范式，增强科学发现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是相关学科不断交叉融合、遵循不同范式的发展过程。从符号主义、逻辑推理、知识工程到连接主义，从大数据驱动小任务到小数据驱动大任务，从神经形态类脑智能到量子计算智能，人工智能的新范式不断增强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传统的科学研究引入新范式后，研究效能得到了极大提升。
人工智能为人类理解世界创造新工具，扩展外界认知能力。人工智能创造各种技术帮助人类理解复杂的拥有巨量信息的世界。计算机视觉技术利用感知世界的每一个像素，增强人们观察场景的敏锐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深度语义分析，改善人和机器的交流互动。知识计算引擎与知识服务技术帮助我们搜集获取海量知识，进而挖掘关系，形成新的知识图谱。自主无人系统可以利用其不怕热、不怕冷、不怕压等特性，涉足人类无法到达或难以忍受的极端环境，帮助我们探测未知世界。
人工智能为人类改造世界形成新业态，增强产业发展能力。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仅能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率，更可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新业态，构成新的创新生态圈，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工智能为人类管理自身构建新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社会规范有序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消除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时预测和感知突发舆情：通过对汇聚到一起的多种传感器感知到的社会公共情况进行连续监测，智能预警各种公共安全事件。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在推行过程中，也要解决其和固有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数据使用的隐私保护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全世界的人工智能领域参与者应坚持共创、共享、共赢理念，共同创造知识，共同分享技术，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赢。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0月15日)
①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中，将游戏障碍添加到成瘾性疾患中，引起关注。如何分析游戏成瘾的原因，并制定对策，这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也不是光靠强制戒断的方式所能解决的。游戏具有强烈的交互性，玩家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而是可以直接走进幻想空间，以自己的行动改变游戏结局，这对现代人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创造与掌控，是游戏魅力的关键，也是理解游戏成瘾的钥匙。
②今天的成瘾研究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三个角度切入，认为游戏成瘾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与教育的因素在国内未成年人的游戏成瘾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高强度而又较为单一的学习模式，容易让孩子产生厌学心态，进而在游戏中寻求逃避。社会流动和竞争压力又会产生父母与孩子分离的现象，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也更容易向游戏寻找心理安慰。当父母怪罪孩子沉迷游戏时，其实应该好好问自己以下这些问题；我每天有多少时间与孩子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时有共同分享的快乐吗？孩子究竟遇到了哪些问题？我对于这些问题又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③网络、手机、游戏，这些新媒体都具有比传统媒体更容易令人上瘾的可能性，但新媒体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我们需要更全面地理解个人、社会、时代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成瘾原因，及其与新媒体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游戏厂商需要在游戏中建立防沉迷的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游戏在娱乐、社交、认知、情绪释放等方面的优势，在教育过程中融合进游戏元素，寓教于乐，让教育本身变得更生动，更活泼。
④把数字化新技术和社会关怀结合起来，为家庭搭建更好的亲子沟通、亲子娱乐的网络平台，开发更适合孩子成长的游戏，这是解决游戏成瘾问题更好的努力方向。比如风靡世界的一款教育游戏让孩子使用绘图工具画出各种部件和场景，内置学校各年级相关教学案例，几乎可以模拟教科书全部物理现象，让课本内容变得生动直观。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也表明，电子游戏能给大脑功能带来积极改善，如提高注意力、增强短时图像记忆力、使人在不同任务之间转换更自如，这些大脑的高效状态如果能与需要专注和想象力的严肃工作进行结合，就能更好地提高效率。
⑤康德、席勒、斯宾塞等思想家早就阐发了游戏的意义，他们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可以帮助人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进入自由与审美的境界。今天，游戏与技术日益融合，技术打开游戏的可能，也释放人类的游戏天性，使游戏成为重要文化现象。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更需要认识人类的发展与游戏的关系，在游戏与学习、教育、工作乃至社会治理方面寻找结合点，把人的游戏本能通过新的媒介形式转化为创造与进步的动力。
（摘编自严锋《把游戏本能转化为创造动力》）
中国古来就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关注天人关系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广泛深刻的影响。
汉初名臣晁错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其中说：让德政普及，使得天上的飞鸟、地下的水虫草木等都为其蒙被，然后才能使得“阴阳调”“风雨时”，维持良好的生态秩序。这种试图以人为因素影响“天”的意志的主张，其实体现了比较开明的生态意识。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上书引述《明堂月令》的内容，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执政者的行为“奉顺阴阳”，则“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五谷丰登。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汉代铜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熟”“风雨时节五谷成”等文句，都表达了同样的社会愿望。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较早成熟，正与农耕生活对自然生态条件的高度依赖有关。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本身就具有科学意义。中国早期的农学和医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发达的。
在反映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的种种文化遗存中，如果剥去神秘主义的外壳，可以发现其科学思想的内核。《孟子·告子上》说，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的牛山曾经草木茂美，但因为位于都市的近郊，人们随意砍伐，还能够茂美吗？当得到雨露的润泽，又会生长新芽嫩枝，然而在这里放牧牛羊，就又变得光秃秃的了。所以说，得到滋养，万物都会生长：失去滋养，万物都会消亡。孟子富有哲理的名言“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包含着生态平衡的思想。古人认为山林可以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如果斩伐林木没有“时禁”的话，是会导致水旱之灾的。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山林植被有涵养水分、提高空气湿度、增加降水的作用。古代护林的礼俗制度还包括定时采伐，以保护山林的再生能力；禁止野焚，以保护山林以及鸟兽昆虫；禁止砍伐幼树，以保护山林的天然更新。
成书于东汉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了“自粪”的概念，应与人工施肥不同，是指动植物死亡之后重新返回土壤，为新的生命提供养分。这样的认识，类似今天循环经济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劳动者还创造了充分利用生态条件的经营形式。《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在塘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扫羊龚于塘中，以为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可以饲养鲢鱼。《广东新语》《湖雅》等著作也记述了水塘上中下层鱼混养的方式，有的学者指出这是对水体的一种立体开发，对自然资源的一种综合利用。
总之，我们在总结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时，不应当遗忘有关生态保护的思想和礼俗构成，因为这些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标志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成就，而且对于增强今天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启示与借鉴价值。
（选自王子今《中国古代的生态保护意识》）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玛雅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級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深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
①注重此世、安住当下，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品格，蕴含在儒、道、佛的经典文本当中。今天，我们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忽略中国文化注重“当下”这一重要维度。
②儒家注重此世，关注现实人生。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关注今生，活在当下，敬鬼神而远之，不做杞人忧天之思，不热衷于谈论怪力乱神之事，这才是对生命的敬重。《礼记·大学》载：“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所谓的“安”，指的就是此心安住当下。儒家强调通过减少外缘，让自己的心慢慢变得专注，在这个专注的过程当中，内在的智慧将不断显现。反之，则“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③道家也强调接受与安住当下。老子“无为”之道的本质就是接受与安住当下，这是一种随顺生命流动，而不逆流而上的简单而深刻的智慧。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活着的方式只有一种，那便是与当下接轨，而唯一能够体会到生命流动的地方，就是此时此刻。在《道德经》八十章中，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指的是，老百姓安于现状，活在当下，他们以其所食为甘甜，以其所穿为美丽，以其风俗为快乐，以其居住为安恬，这实际上是“有道”之人安住当下的状态。在道家那里，“无为”“不争”，就是顺应自然，安住当下，不滞留于过去，不执着于未来，而是始终对当下保持觉知，不争不贪，更重要的是，不与当下抗争。
④佛教更是强调保持觉知，活在当下。佛教中所说的“正念”，即是保持觉知、安住当下，也就是从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虑中摆脱出来，有意识地、全神贯注地觉察当下的一切，它是佛陀的根本教义“八正道”之一。在佛教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下发生的，完美不存在于将来，而是在此时此地，因此，只有放下过去，放下未来，时时保持全然的觉知，深入观察生命每一个微细的活动，安住在身心的各种现象当中而不执着于它，方能真正明了佛陀的教导。切勿“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
⑤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主要是指“心”（“意识”）处在此时此地。王阳明多次告诫弟子思虑过多徒劳无益，他说：“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对于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和还没到来的事，思虑它们有何益处呢？那样只会距离自己的良知本心愈来愈远。故而，要通过“致良知”的功夫，破除“心中贼”，恢复“此心光明”，就是让心安住当下。
⑥应当指出的是，安住当下，并不意味着安于现状，及时行乐，浑噩度日，而是保持警觉，活在当下，更加有意识地去生活。也就是说，在学习、工作、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走出意识昏沉，远离心不在焉。对于过往，不作无谓的计较，也不作耽溺的留恋；对于未来，不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作杞人忧天的担忧，而是将此心专注于此时此刻，在每一个行动当中保持觉察，即时应对生命中的每分每秒。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我国文学创作集中于对“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反映，出现了《保卫延安》《红旗谱》等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除了这类结构宏大的“史诗性”小说，还有一部分借鉴民间文化资源、富于传奇性和故事性的小说，如《林海雪原》《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也深受读者欢迎。
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但作品中展现的英雄主义情结却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英雄传奇一脉相承。英雄传奇以通俗化叙事为主要特征，一些当代作家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自觉借鉴并参照这些文学、文化资源进行创作。《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曾表示，虽然国外文学名著能使自己陶醉并受到教育，但“只能意会”，无法言传；而对于传统章回小说的一些情节故事，他就可以讲评背诵，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吸收和借鉴。《林海雪原》以小分队剿匪为线索，串联着几个故事，“大故事套小故事”，如“杨子荣舌战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一”等。这几个故事既可独立成篇，又与全书紧密相联。这种写法与传统章回小说极为相似。
除借鉴叙事模式外，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还吸收了古代英雄叙事的传奇特征，故事情节围绕英雄展开，凸显英雄的传奇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受命打入敌占区，单枪匹马对伪军进行瓦解和策反。《烈火金钢》中负伤的史更新勇斗敌人，“白手夺枪”，使敌人以为桥头镇隐蔽着八路军大队人马，于是派重兵“铁壁合围”，但史更新单枪独身冲出重围。这些情节虽有夸张成分，但也揭示出人民战士的智勇，既传奇又不失其真。
此外，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还继承了中国传统英雄传奇的“侠义”精神。如《林海雪原》一开场就写到少剑波的姐姐被土匪杀害，从而使少剑波的“剿匪”与“复仇”结合在一起；杨子荣也是抱着复仇的想法参加革命，可是后来，杨子荣脑中的仇人概念“已经不是一个杨大头，而是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的人”。但这些英雄人物的“侠义”精神与古典小说中江湖豪士的行侠仗义存在根本不同，在满足大众欣赏趣味的同时，富有教育意义，集中体现了作者和革命者的理想与愿望。《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从小受苦，父亲被恶霸折磨而死，母亲积怨成疾，撒手人寰，妹妹被捉去当丫头卖掉；为躲避残害，杨子荣在外漂流7年后加入八路军。《烈火金钢》中的史更新出身社会底层，既是磨工也是矿工，还是码头工人；丁尚武家境贫苦，双亲被地主剥削致死。这些小说对英雄出身的强调，主要目的是“为动员大众提供了一种更为强大的召唤作用……使每一个‘平凡的儿女’都看到了自己成为‘英雄’的可能性”。
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创造性地借鉴中国传统叙事手法，语言通俗易懂，极富大众性，受到影视、评书、戏曲等各类艺术形式青睐。但是，在当代文学史中，这类作品却较少被提及，“民族性”“通俗性”等特点更是常被忽略。因此，对以《林海雪原》《烈火金钢》为代表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进行考察，探析其“通俗性”“传奇性”等艺术特点，重温那些智勇双全的传奇英雄形象，感受作品中洋溢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王谦《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艺术价值》）
①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变应变，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传统不得不变，因此规律、习惯不断地相机破例，实际上作出种种妥协，来迁就演变的事物。
②批评史上这类权宜应变的现象，有人曾嘲笑为“文艺里的两面派假正经”，表示传统并不呆板，而具有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它一方面把规律定得严，抑遏新风气的发生；而另一方面把规律解释得宽，可以收容新风气，免于因对抗而地位摇动。它也颇有外交老手的“富于弹性的坚定”那种味道。传统愈悠久，妥协愈多，愈不肯变，变的需要愈迫切：于是不再能委曲求全，旧传统和新风气破裂而被它破坏。
③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例如西方十七、八世纪批评家要把新兴的长篇散文小说遥承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圣佩韦认为当时法国的浪漫诗派蜕变于法国十六世纪的诗歌。中国也常有相类的努力。明、清批评家把《水浒》《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和《史记》挂钩：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这种事后追认先驱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它会影响创作，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它也改造传统，使旧作品产生新意义，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
④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新传统里的批评家对于旧传统里的作品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作比较客观的估计：因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静和超脱，所谓“当局称迷，傍观见审”(元行冲《释疑}》，而旧传统里的批评家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节省了不少心力。旧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题，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过。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瞻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
⑤不过，无独必有偶，另一个偏差是见林而不见树。局外人也就是门外汉，他的意见，仿佛“清官判断家务事”，有条有理，而对于委曲私情，终不能体贴入微。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譬如乡亲叙旧、老友谈往、两口子讲体己、同业公议、专家讨论等等，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
⑥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旁人难于意会。释袜弘《竹窗随笔》论禅宗问答：“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旁人听之，无义无味。”其实这是生活中的平常情况，只是“听之无义无味”的程度随人随事不同。文学研究里也有相似的现象。假如我们不很认识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传统或风气，对于它们的作品往往读起来就像隔雾看花，谈起来也未免隔靴搔痒，要把手边用惯的尺度去衡量，把耳边听熟的议论去附会。举一个文评史上的惯例罢。我们常听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各别文体的职能，并非概括“文学”的界说。“文”常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说不出口的“志”。
⑦这些文体就像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文”的等次最高。西方文艺理论常识输入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一律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文学创作精华的同义词。于是那两句老话仿佛“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吃面”，或“两口儿都上北京”和“双双同去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传统文评里有它的矛盾，但是这两句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
(节选自钱钟书《旧文四篇·中国诗和中国画》)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料，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下一个永恒完整的定义：“美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乃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等。一次次对美的概念的界定，乍看恰当，再品又觉片面，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周而复始，最终柏拉图找不出准确的语言定义“美”，只能无奈地概括为：“美是难的”。
关于美，不应悬置在一个孤立静止的语境中谈其本质、属性及内在关系，更不能机械地认定“美是客观的”或者“审美是主观的”，否则永远跳不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定式和理论模式。
美究竟是什么？美是客观的吗？美乃人类对世界的意象感知。因美在感知中，毕加索曾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美亦在“情景”中，正如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与“情景”互生互存，交融亲和，“情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人也非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所谓主体。因此，当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时，在恰当的“情景”中，美即闪现出来。
美在感知中，亦在情景中。美属于一种意象，而审美是种境界。所谓“意”，即人的精神维度观照的意象思维，当美在“意”中，人可感知到模糊的、不确定的、稍纵即逝的、瞬息万变的抽象之美，诸如观念艺术、互动艺术、虚拟艺术等艺术样式借助抽象之意与受众发生关系。所谓“象”，即“情景”的物理维度观照的具象思维，当美在“象”中，艺术家可捕捉到可视、可听、可触、可品的形象之美，造型艺术、影像艺术、戏剧艺术等在“象”中与受众产生共鸣。可见，美具有“意”和“象”的双向性，当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闪现，艺术家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
艺术作品的价值贵在情感，而审美价值存在于——人、艺术作品和宇宙——艺术三要素之中，当三者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且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引发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郑板桥的“三竹说”反映了艺术创造中人、自然和作品之间的这种审美互动。美的闪现，美的感知，美的捕捉，美的体悟，皆在“物化”的意象中完成，并且通过艺术家之手，以笔墨的形式落实到纸面上。当美在“意”中，美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难以捕捉的，它需要艺术家和宇宙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感应，将抽象之美在意念中不断强化，通过艺术家个人的审美行为，将无形之“美”落实成“象”，使之成为有形之态。可见，情感性的意象思维贯穿于艺术创造、艺术表现和艺术欣赏的全过程，而艺术作品承载着将意象思维转化成形象思维，将无形之美转化为有形之美的价值属性。
判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有高低之分，有雅俗之别。标准难以统一并不会弱化审美的重要性。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中国文化，以中华美学传统为核心，汲取中西美学精华，让中华美学精神在今天释放其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既应和时代的呼唤，也契合国人美好的精神需求。
（摘编自王可《美在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