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末的史书市场
1902年，书商在金陵乡试场前统计：“所销之书，以历史为最多。”《史论类纂》广告谓：“自维新后，试场、学堂莫不以历史试士，统观两场题目，均须切实史事。”书籍市场上，史论类书籍和西史书籍被士子广泛购阅，读史风气渐开，“通知今古，兼习外事”成为风尚。1902年，梁启超在其发表的《新史学》中言：“《二十四史》也，《九通》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此一观点颇受趋新人士和举子的赞同。史书发行泛滥于市，泥沙俱下，《瀛寰志略》等史地书籍和《明治维新史》等外国政治史也分外畅销。底层读书人心目中的“史论”“史学”与“历史知识”等概念几乎画上等号，并无明显分别，“简”“速”“全”成为购买史书的标准，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厚重史籍经由市场筛选简化，成了“可读之书”。时人多评举业史书难脱词章窠臼，不足为史著，只不过是将策论新瓶装旧酒，商业繁盛与质量低下形成鲜明的反差。
——摘编自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
材料一 战国时秦地处边陲，俗近西戎，“父子无别，同室而居”，“慢于礼义”，勇于私斗，缺乏公利意识。为此商鞅颁布法令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还下令“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禁止民众私斗，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数十年后，荀子游历秦国，感慨“入境，观其民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其畏有司而顺，古之风也”。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材料二 虽然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却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新政 不能得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 是人亡政息。
——摘编自许小年《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
材料一 如果哥伦布东行所带的玉米是上帝的赐福，那么他西行所带的甘蔗便是个诅咒。…… 在 1493年第二次航行到美洲时，将甘蔗带到希斯潘纽拉。……由于生产蔗糖需要密集的劳力……拓殖者试图奴役当地人，但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后者对旧世界的疾病不具免疫力，纷纷 高死于感染，拓殖者开始直接从非洲进口奴隶，于是开启了大西洋的奴隶交易。
——摘编自（美）汤姆·斯坦迪奇《舌尖上的历史》
材料二 中国近代（1840-1919年）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 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针对外部强敌对晚清政府与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所做出的被动对策。……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推进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诸领域内西学东渐的进程；指导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转变和外交机构的建立。
——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
材料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保持外交政策稳定和连续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在实践创新方面，中国努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拓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中国打造的伙伴关系，从目的上来讲，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具有对立性，倡导的是要对话而不是对抗，所以，伙伴关系更具和平性。建立伙伴关系，需要伙伴国之间尊重彼此之间在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管控分歧，化解矛盾，找寻彼此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既有平等性，也兼具包容性。
——摘编自张启群《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