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太祖即于建隆三年(962年)下诏：“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娃，如违，御史台弹奏。应名姓次第放榜时并须据才艺高低，从上安排，不得以只科为贵。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材料二亩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卷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宋)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
材料三 宋代320年间的登科人数，正奏名进士约为43000人，正奏名诸科约为17000人，二者共约6万人……如仅计算正奏名，平均每年取士也有188人以上，亦约为唐代的2.4倍。
——张希清《简论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