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摩擦中陶炼出来的亲密感。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的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
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的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的答复了他的学生。最后甚至归结到心安两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城市这种来自乡村的熟人社会重建，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圈子的建立这样简单，也有着物理空间聚集的趋势，典型的就是各地涌现的温州城、河南村等标志性聚居区，其空间可能不像乡村那样紧密，但基本上复制了乡村的熟人社会模式，依然按乡村的血缘关系、地域风俗文化等因素在运转。甚至这种模式也复制到了国外，有媒体报道说，纽约的唐人街，那些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大妈，可能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依然生活得很好，因为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熟人社会和几乎像中国国内一样的乡土性街区。
当然，城市本身也是有熟人社会的，典型的就是单位，一个单位的工作区有一个熟人社会，一个单位的生活区同样有熟人社会，而且后者的规模远远大于前者，家属、亲戚、朋友交汇一起，也是一个蔚为大观的熟人社区，同样也具有乡土熟人社会的天然亲近感、心理安全感和交往信任感等。只是这些年在政策上不鼓励单位办社会以后，这种单位生活区的熟人社会也如同乡村熟人社会一样开始逐步解体。而且，单位熟人社会与乡土熟人社会也是有极大差别的，乡土社会有明显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道德文化约束等方面的特点，而单位熟人社会没有这些特征，或者说并不明显。
（选自魏延安《熟人社会的解体与重建》）
材料三：
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我们知道，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与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强大的舆论效应。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众人评论的压力。于是，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出现了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在家种地的媳妇苛待年迈的公婆，老两口在忍无可忍之际向远在他乡的儿子诉苦，而年关临近，儿子与其他青壮年一道回家过年，媳妇又一反常态，中规中矩地奉敬行孝，儿子一头雾水，往往责怪起自己父母的不是。
说“行为的‘道德’含量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是宽广，“面子”就越是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但“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地长期不在村，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留村的村民看来，“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所谓“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绝情断义。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权威日渐没落，黑恶势力反而有了市场。
（选自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