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游牧地带是游牧生活与草原环境相互结合的产物。中国境内属于游牧地带的范围很广，除了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的西辽河流域外，几乎北纬40°以北、大兴安岭以西的草原地带也都可以成为游牧民族的家园。草原游牧地带经蒙古高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一直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成为世界上最广远的绿色长廊。
地学研究成果指出，推动畜牧业从原始农业分离出来的动力是气候变迁。距今3500～3000年欧亚大陆气候转入冷期，正是冷期的出现，使得畜牧业在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方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草原环境下发展为游牧方式。
成熟的游牧业依托的环境为广袤的草原，而它的萌生地却在农牧交错带。农耕区与畜牧区是依人类经济生活方式而划分的基本区域，介于两者之间的则为农牧交错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在环境上具有敏感特征，每当全球或地区出现环境波动时，气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首先发生在自然带的边缘，这些要素又会引起植被、土壤等相应变化，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从一种自然带属性向另一种自然带属性转变。由于农、牧业生产依托的环境不同，农牧交错带的敏感特征也会影响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促使人们从一种生产类型转向另一种生产类型。随着这一地区自然带属性的更移，人类首先打破原始农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原始农业基础上萌生了畜牧业，然后渐次形成独立于农耕业的畜牧业。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游牧型畜牧业（游牧业）则晚于放养型畜牧业。只有游牧业出现，畜牧业才真正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迁移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马具是推动牧人与畜群走向草原的物质依托，从人们跃上马背的那一刻起，广袤的草原就成为他们的舞台。
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只限于中国北方。目前已有研究证明，在气候变迁的大背景下，欧亚草原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作出了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二：
马的驯化赋予人们从不曾拥有的流动能力，人们利用资源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狩猎采集者步行的活动范围大多在两小时步行圈内，一旦人群的规模超过了这个范围内资源的承载力，就会导致饥荒，这也是为什么依赖步行的狩猎采集者很难形成大的社会群体。不过，海岸地带则拥有季节规律不同于陆生资源的水生资源，且有舟楫之便，有条件聚集大量人口，能够形成如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那样的复杂社会。
马的驯化还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此前草原因为单位面积的初级生产力（植物生长）比较低，所能支持的次级生产力（动物生长）也比较低，和沙漠、高原、极地等并列为狩猎采集的边缘环境。这个地带的资源密度小，动物群的流动性非常大，狩猎采集者依赖步行是很难维持生计的，这是草原地区石器时代遗存较少的原因之一。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更大的生态空间，这也是草原地带青铜文化在马驯化后兴盛的主要原因。
游牧业的建立意味着人们进一步依赖驯化动物。牛羊的驯化本来就是游牧业的必要基础。牛一般只吃嫩草，而羊则什么都吃，它们之间构成很好的共生关系。牛羊除提供肉食之外，还能提供大量的奶制品，仅仅依赖肉食，游牧是不能满足生计需要的。马与很早就驯化的狗则为大范围流动放牧提供了条件。
畜牧意味着社会中进行农耕和负责放牧的劳动力的分化，游牧则意味着人们彻底放弃了农耕，但游牧并不是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而是需要通过交换从农耕者那里获得金属工具、纺织品、粮食等必需生活资料。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方式的分化不仅表现为农牧并重的经济与游牧业的产生，还表现为旱作农业系统的真正建立。这一地区种植的作物以黍、粟为主，尤以黍为重，因为黍比粟更适应干旱与寒冷的环境。构成旱作农业系统的另一种农作物是大豆，它是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源，而且种植大豆与其他豆类都有养地的作用。有研究认为，大豆的驯化始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则可能是最早驯化、种植大豆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有大豆的种植，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得以完成。
（摘编自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气温条件 |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及存续期 | 生计方式 |
|
| 农牧并重 农耕 |
材料一：
讨好型人格是指一味地讨好他人而忽视自己感受的人格，是一种潜在的不健康行为模式。这一行为背后的本质是一个人的低自尊。这类人通常会表现出习惯性主动道歉、迎合他人、没有自己的原则、不懂得拒绝、害怕给别人添麻烦、默默承受、内心自卑、害怕他人的负面评价等。
讨好型的孩子通常都是因为原生家庭中父母的忽视，导致他们从小缺乏自我价值感。因为在家庭成长中无法获得关注和认可，所以他们会对外界和他人的认可有着贪婪的渴求，期望以此来弥补自己内心的缺失。长期的这种自我价值感缺失，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外部人际关系。讨好者一般都会觉得：我必须做些什么，别人才会喜欢我。只有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喜欢，才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香港科技大学的陈紫嫣在《总是忍不住取悦别人，为什么？》一文中提到：我们产生“讨好”行为的根源，是把对自我的认识和价值，建立在别人身上。无论采用什么方法，讨好者们最终需要做到的，是摆脱对他人赞赏和认可的依赖，自主确认自我的价值和需求。
讨好型人格很容易忽视自己的需求，过分迎合他人，导致情绪压抑。这对自我成长不仅没有益处，还会阻碍自我成长。错误的行为，往往是错误的认知衍生出来的。要努力去修正自己的认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可以每天不断地来进行心理暗示，跟自己强调尊重自我需求，有意识地肯定自己，来不断提高自我价值认知。一味迎合别人，往往就会没有做人做事的底线。要记住底线就是原则，底线就是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善待他人要在保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不被践踏的前提下，要时刻记得善待和保护自己是第一位的。
（摘编自《少年抑郁症/真实故事计划》）
材料二：
哲人：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既会有讨厌我的人也会有讨厌你的人，这也是事实。当你被别人讨厌的时候或者感觉可能被人讨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
青年：那当然是很痛苦啊，会非常自责并耿耿于怀地冥思苦想：为什么会招人讨厌、自己的言行哪里不对、以后该如何改进待人接物的方式等。
哲人：不想被别人讨厌，这对人而言是非常自然的欲望和冲动，康德把这种欲望称作“倾向性”，也就是按照欲望或冲动去生活、像自斜坡上滚下来的石头一样生活。这是不是“自由”呢？绝对不是！真正的自由是一种把滚落下来的自己从下面向上推的态度。
青年：从下面向上推？
哲人：石块无力，一旦开始从斜坡上滚落，就一直会按照重力或惯性等自然法则不停滚动。但是，我们并不是石块，是能够抵抗倾向性的存在，可以让滚落的自己停下来并重新爬上斜坡。那么，难道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就要一直从斜坡上滚落下去吗？难道要像滚落的石头一样不断磨损自己，直至失去形状变成浑圆吗？这样产生的球体能叫“真正的自我”吗？阿德勒心理学认为“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都在追求从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但是，一个人在宇宙中生存根本不可能。想到这里自然就能明白何谓自由了吧，也就是说“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
青年：什、什么？！
哲人：是你被某人讨厌。这是你行使自由以及活得自由的证据。
青年：哎、哎呀，但是……
哲人：的确，招人讨厌是件痛苦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都想毫不讨人嫌地活着，想要尽力满足自己的认可欲求。但是，八面玲珑地讨好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如果想要行使自由，那就需要付出代价。而在人际关系中，自由的代价就是被别人讨厌。
青年：先生是对我说“要去惹人厌”吗？
哲人：我是说不要害怕被人讨厌，并不是说要去故意惹人讨厌或者是去作恶。这一点请不要误解。
青年：不不，那我换个问题吧。人到底能不能承受自由之重呢？人有那么强大吗？能够自以为是地将错就错，即使被父母讨厌也无所谓吗？
哲人：既不是自以为是，也不是将错就错，只是分离课题。即使有人不喜欢你，那也并不是你的课题。并且，“应该喜欢我”或者“我已经这么努力了还不喜欢我也太奇怪了”之类的想法也是一种干涉对方课题的回报式的思维。不畏惧被人讨厌而是勇往直前，不随波逐流而是激流勇进，这才是对人而言的自由。如果在我面前有“被所有人喜欢的人生”和“有人讨厌自己的人生”这两个选择，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比起别人如何看自己，我更关心自己过得如何，也就是想要自由地生活。
青年：先生现在自由吗？
哲人：是的。我很自由。
青年：虽然不想被人讨厌，但即使被人讨厌也没有关系？
哲人：是啊。“不想被人讨厌”也许是我的课题，但“是否讨厌我”却是别人的课题。即使有人不喜欢我，我也不能去干涉。如果用刚才介绍过的那个谚语说的话，那就是只做“把马带到水边”的努力，是否喝水是那个人的课题。
青年：那么结论呢？
哲人：获得幸福的勇气也包括“被讨厌的勇气”。一旦拥有了这种勇气，你的人际关系也会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摘编自岸见一雄／古贺史健《被讨厌的勇气-- “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课》）
材料一：
扫码消费如何不“扫兴”?前不久，一项关于二维码生活场景应用情况的调查，引发关注和思考。调查显示，扫码消费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也为餐饮、文旅等产业的提质增效带来新契机。但同时，有些问题让消费者深受困扰。比如，有消费者驾驶车辆离场前，停车系统已识别并显示费用，但扫码后的界面仍要求手动输入车牌号等才能支付；又如，有消费者到店扫码下单时，广告推送让其不胜其扰；再如，个别文旅景点忽视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消费群体需求，完全依赖线上预订。破解这些问题 ， 亚待加强监管、协同施策。
2023 年年初发布的《2022 年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研究报告》显示，77.5%的手机用户每天都会使用移动支付，受访者月均消费总支出的 86.1% 由移动支付完成。而在移动支付满足消费者数字生活基本需要的过程中，欺诈、受骗事件屡有发生。对此，北京市消协发文劝导相关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或使用手机 APP 进行购物、缴费”，上海市有关部门也针对餐饮经营者收集、使用、保管消费者个人信息等提出具体合规要求和操作准则。各地实践启示我们，提升扫码消费的服务体验，首先需要保护好个人信息，筑牢安全屏障。
扫码消费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影响消费体验，而且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比如，扫码支付中过度收集性别、生日等与消费服务无关的数据，涉嫌违反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又如“诱导精准定位”“关注公众号才能开发票”等不合理限制，违反了《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要杜绝扫码乱象，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以更强有力的监管举措，将法律法规落实落细。超然客公众号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就要为消费者创造安心、清朗的消费环境。提升扫码消费的服务体验，既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强化对相关企业的监管力度，也要建立联合执法和监督初制，完善投诉渠道和线上、线下调解机制。未来，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将带来更丰富的消费选择，这既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也是消费者保护的新挑战。无论是引导扫码服务提供者收集个人信息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还是监管部门打好抽查、暗访、约谈、罚没、整改等“组合拳”，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巩固居民消费稳步扩大的态势，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都要求不断提升消费体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从阶段性治标到中长期治本，从强化权益保护到促进科技向善，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我们就能够更好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不断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
（摘编自周人杰《提升扫码消费的服务体验》，2023 年10 月9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二维码扫一扫看起来便利，可稍一疏忽就会出麻烦。尤其是，二维码也可能成为一些人非法敛财的渠道。“二维码技术最初是一种识别访问技术，并不是专门用于电子商务，因此在交易过程中缺乏一种能够评估和鉴别二维码信息来保护消费者安全的机制。”对消费者而言，正确鉴别和验证二维码可靠性的难度大，因为每一张二维码图像看似普通，实则包含了复杂的信息。
二维码的码制有国家标准，目前我们使用的QR码，在技术上虽然已经有了标准，但在应用上还没有相应的规范。公开的二维码无人监管，且支付前的二维码管理缺失，而监管缺位的原因在于缺少技术手段。而且，QR二维码的码型是开放的，二维码制作准入门槛低。如果有人制作了恶意二维码。用户扫码后接入隐藏在二维码背后的假链接、假网站，就可能被非法骗取资金、盗取身份信息等。目前二维码市场缺少安全技术手段对手机扫码进行管控，QR码在应用层面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二维码犯罪隐蔽性强、传播性快，但电子证据获存困难，制作和发布的实施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难以明确锁定。目前二维码支付的发案率高，当用户遭遇二维码支付安全问题时，应该先确认在支付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明确责任归属；其次，确定相应漏洞环节的负责人或负责机构，向其提出投诉或举报，由相关方进行专门处理；若遭遇“非法二维码”，无有关方负责则可向有关部门报案或控告，根据其行为侵犯自身权益的性质与程度决定处理方式。
（摘编自王观《扫码支付存隐患》，2018 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家住湖北武汉的王先生曾在地铁口看到扫二维码送湿巾的广告，手机扫描后自动跳转到一个软件下载页面并开始下载。当晚他的手机突然收到银行短信，称有一笔近 4000 元的支出。王先生说，找客服投诉后，支付机构只说后台会进行审核，如果对方账户存在风险，会采取冻结账户的手段，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不仅对方账户没有冻结，被骗的钱款也没能要回来。
材料一：
竟陵派是晚明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它以钟惺、谭元春为领袖，因其乡贯（竟陵，今湖北天门）而得名，由当时一批志趣相投的文人共同组成。竟陵派集诗文创作与文学批评于一体，因此也可称之为“文学创作—批评流派”。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它经历了迅速兴起而又迅速衰落的过程，评论界始终对其褒贬不一。竟陵派处于明代文学思潮史上的最后阶段，竟陵派远参七子派，近承公安派，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诗学体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七子派的“复古”和公安派的“独抒性灵”的主张，但在此基础上别出心裁。其中，“灵”与“厚”是竟陵派评判诗文优劣的重要参照标准，也是他们在诗文创作中极力提倡的美学追求，“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这不仅是竟陵派对公安派及其末流的创作存在浅率之病的补救，也是对其本身创作缺点的有效针砭。
关于“厚”的真正含义，钟惺、谭元春都未做出明确的说明，但在钟惺、谭元春两人的论诗作品中，以“厚”作为审美理想和标准的论述随处可见，推崇他们心中的佳作，因此人们可以从两者的言论或举例中去体会“厚”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谭元春曾说过：“古人数字，便如一篇大文章；今人一篇大文章不当数字。古人不全说出，无所不有；今人说了又说，反觉索然。则以古人简而深，今人繁而浅。古人是有意思，偶然露出题目；今人是遇题目，然后来寻意思，如何相及?”钟惺和谭元春都主张要向古代谚语学习，他们认为所谓古人作品中的“简而深”就是以尽可能少的字去表达更多的内容，从而避免文字冗长而缺少兴味的弊端。
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人人各显才情，这使诗歌出现直露浅白、粗俗鄙俚的弊端。竟陵派接受这一教训，提出“厚”这一主张，要求诗歌在含蓄蕴藉中起到诗教作用。例如，钟惺在《诗归》中评高适的《蓟中作》：““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思’，归咎于臣。同一忧感，不若此语得体，激切温厚。然‘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这一评价说明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与儒家诗教有相通的一面，也表明了钟惺求厚的主张中包含着忧国忧民而又维护帝王尊严的双重含义。
竟陵派强调在一首诗中，诗所表达的情感越深刻、所包含的内容越丰富，这首诗就越“厚”。正如《诗归》中评刘慎虚诗：“诗少而妙难矣，然难不在陶洗，而在包孕。妙不在孤严，而在深广。读慎虚一字、一句、一篇，若读数十百篇，隐隐隆隆，其中甚多。吾取此为少者法。”这段评论很明显地指出了诗境的“厚”与诗歌中所蕴含的内容多少相关联。因此，真挚的情感与充实的内容是一个作品整体的体现。一个作品想要达到“厚”，那么它一定要包含很多内容，所抒发的情感也一定十分深厚。
总之，竟陵派把“灵”与“厚”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及重要的美学追求，试图用七子之“厚”来弥补公安派的直露浅率，用公安派的“性灵”来补救七子的模拟蹈袭及“肤廓”之风，提倡诗人要保持自己的“灵心”“灵眼”“灵气”，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是诗人必不可少的素质；同时主张诗人采用读书学古的方法，将古人之精神内化为自我之思考，打通古今界限，将其融合以达“厚”之境界。“灵”内在于诗人个人素质之中，而“厚”是审美理想的表达。
（摘编自宋姗姗《论竟陵派诗学的“灵”与“厚”》
材料二：
竟陵派不仅论“厚”的内涵，而且论述了实现“厚”理想境界所必需的具体要素。钟惺说：“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与高孩之观察》）欲臻达“厚”之理想，必有“灵”和“学”这两个要素。
“灵”首先是某些诗人必备之“灵心”，这个“灵心”是先天禀赋，非后天人力造就。这和公安派前期的“性灵”有相通之处，它也有重先天的“韵”“趣”成分，不过公安派的“性灵”主要内容是“真性情”，后期并不完全排斥后天修养学习。确切地说，竟陵派的“灵”“灵心”应是前期公安派所说的性灵。从此角度，认为“灵”吸收或承继公安派前期的“性灵”很有见地；其次，“灵”“灵心”是作诗的必备天分，“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这也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作诗的“诗心”，“灵心”是“诗心”的基础，天生智力低下的人具备“诗心”的机会渺茫；再次，有“灵心”的作者所写出的字句或诗的内容会“灵动神妙”，独具特色，趣味横生。
“学”，竟陵派诗论中许多地方主张作诗从学上下功夫，钟惺赞同“养志读书”，以达于“博识”，如“学者不肯好学深思，畏难就易，概托于和平冲淡以文其短，此古学之所以废也。”（《文天瑞诗义序》）一句话，所谓“学”，就是竟陵派主张诗人需要后天的学习，诗歌创作需要后天的学识修养。
如何处理“厚”与“灵”“学”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文论史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刘勰曾云“文章由学，能在天资”，先天的才气居于主导，后天的学习锤炼居于辅助地位。到明代，主张复古的七子派尊学问，重积学，把后天学习放在首位。晚明时期，由于革新思潮的影响，重性灵者重才，看重作者的天赋和自由创造。以才为主、提出横绝千古的“才”理论的是明末启蒙美学思想家徐渭、汤显祖等人。竟陵派把才和学的关系辩证统一地论述，是对复古和性灵两家诗学思想综合折衷的又一次生动有力证明。从此方面也可以解释竟陵派为何影响大于公安派，公安派强调识高、性慧、趣韵高远等，这固然是诗中重要因素，然而携有先天个人色彩和玄妙特征，可遇不可求，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令人无法效仿揣摩。而竟陵派的选评《诗归》的目的，就是把作诗诀窍“和盘托出，亦一片婆心婆舌，为此顽冥不灵之人设”（《与高孩之观察》）。世上大多资质中材之人，竟陵为之提供学诗的揣摩样板，编选《诗归》，自认为“拈出古人精神”“使其耳目志气归于此耳”（钟惺《再报蔡敬夫》）。这为初学者和平庸之人作诗，指明了比较具体的方向。
（摘编自李桂芹《竟陵派的诗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