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剥削阶级法律的本质和特征，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法密则国无全民”。汉代制定法律凡六十篇，三百五十九章，“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到《北齐律》的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隋《开皇律》又约为五百条。唐承隋制，当大乱之后为谋求大治，务须“安人宁国”；故加强法制，力求审慎、简明，于是《唐律》根据隋律再为省并。古代统治者认为，公布法要是国家严肃的大事，商鞅“徙木立信”而令出必从，秦国由此富强；新莽自乱其法，终于崩溃；唐太宗鉴于隋末的法令多变，认为立法要审慎，律条要简明准确，颁行后要有稳定性，便成了后世制定法典的准绳。天下没有“万世不变的法则”，古代法制并不是封建帝王口含天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那样。从《商君书》的“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到唐初立法的“取合时宜”，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总之，在我国古代史上，一朝结束，一朝兴起都制定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
——摘编自杨廷福《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
材料二：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元败于“纵驰”，因而主张“刑用重典”，即“重典治国”。在立法层面，明朝颁布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来加强对官吏的治理。《大明律》规定，设“六赃”罪，即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和坐赃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务的贪赃行为，以显示罪行的严重。明律中严厉惩罚贪赃枉法的条文比前朝法律大为增多，规定也更加细致全面。在刑法制度上，对于违反法律官员的处罚，量刑较之前朝加重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官吏的定罪一旦判定，则该官吏永久被除名，终身不得录用。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说：“明处法令行之久矣，奈何犯者相继？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之趋避。”尽管朱元璋明白“明主治吏不治民”的道理，他深知农民阶级的威力之大，因此必须管理好人民，既要体恤民情，又要防止民众力量过于强大。
——摘编育蔡芃《论明代法治的“重典治国”及对中国当代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年），诏贤良对策，以“改制”问题，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董仲舒通过诉诸春秋公羊学表达自己的“改制”思想，建议汉武帝适时“更化”。董仲舒的改制思想，全部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基础之上。董仲舒将“五德终始”的学说加以改造，提出“三统”“三世”说，用以解释朝代更替和社会演化。他继续发挥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最终得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摘编自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材料二：19世纪末，康有为重新诠释春秋公羊学中的“通三统”“张三世”，托春秋公羊学之“古”，改清王朝之制。康有为认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人类进化，皆有定……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盖为进化之理而为之”。康有为说“太平之治”是“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大义的第一义”。这样，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理论依据的、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经学，到了康有为手里反而变成了反封建的有力武器。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技术，到了明清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耕地和整地的农具有代耕架、匐蓑、秧马等。“代耕架”从现代机械角度来看， 虽有些简单笨拙，但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条件下，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农具，的确是农业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的一项创造。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中国一直非常重视，明清尤其重视。据统计，明代兴修水利共 2 270余处，清代3 500余处，形成排灌网络。农田水利科学技术著作大量出现，有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与清朝官修的《授时通考》等。明朝中后期以后， 原产于美洲等地的一些农作物相继传入我国。18 世纪中叶以后，北方山东、河北、陕西等地较为普遍地实行了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的多熟耕作制，并出现以畜力牵引的大型化的深耕细作和以自给性的饲料栽培、家畜饲养并提供肥料的集约化大规模经营。
——摘编自谭黎明《论明清时期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等
材料二：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农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作物的栽培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十六十七世纪，从美洲引进的玉米和土豆对英国农业产量的增加和饮食习惯的改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新耕作技术方面，17世纪英国就出现了轮作制度，到18世纪中期已经大面积推广。在改良农具方面，18世纪铁犁取代了木犁，新式农具不断出现，1784年，脱粒机出现，先用人力，后改为马力、水力和蒸汽推动。早在 16世纪末和17世纪上半期，英国东部就开始兴修大规模的排水工程，开掘渠道，疏浚河流，修筑堤坝、桥梁和道路 ，排干沼泽和洼地积水，将其变成可耕地，扩大了耕地面积。16世纪以来，英国出版了大量有关农业的著作。1793年英国建立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农业委员会，提供了大量有关农业生产的信息。
——摘编自王章辉《英国经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