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西方，解释学大体上说是从解释《圣经》开始的，它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真正成为一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这就是说，解释学成为一种“学”也有一个多世纪了。
在中国，本来也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并且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对经典注释的方法。例如在汉朝多用所谓“章句”的方法注释经典，分章析句，一章一句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详细解释。据《汉书·儒林传》说：当时儒家的经师对五经的注解，“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至魏晋注释经典的方法为之一变，玄学家多采取简明带有思辨性的方法。王弼释《周易·系辞》“言不尽意，书不尽言”，提出“得意忘言”的玄学方法，而开一代新风。
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些佛教名词概念很难翻译，因此采用了音译的方法，如“般若”“涅槃”等等，但“音译”的名词概念如不加以解释很难懂，于是在佛经后面常常有“音义”或“音训”之类为之解释。其时并有僧人提出某些翻译的原则，如隋彦踪建“八备之说”，齐大亮立“五不翻之义”。这些有关翻译方法和原则的资源如加以利用，或亦对中国之“解释”理论有重要意义。
自魏晋以来，我国历代有“类书”之编纂。《辞海》说：“类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便于寻检、证引的一种工具书。”《太平御览》的“天部”列“元气”“大初”“太极”等条，没有对“天”作专门解释，但对“元气”引用了二十几种古书作了说明。《渊鉴类涵》的“天部”，引用了几十种古书对“天”的解释，而对“太初”等未列条目。对不同“类书”的编纂原则和方法加以分析研究以及从中探索对名词概念的选取和解释，能否对中国的“解释理论”的建立有一定意义？
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往往是和当时西方流行的其他哲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对“经典”的解释当然和西方解释学发展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对经典的解释往往也是和当时的哲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我们应在传承时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主动借要西方解释学，以便我们对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倡某些可以利用的资源。最后，我必须再说一下，我的这一想法可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可以起一个作用，这就是我们不必再花时间从这个方面费力气了。
（摘编自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13期，1998年3月）
材料二：
我在《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一文最后说：“我的这一想法可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可以起一个作用，这就是我们不必再花时间从这个方面费力气了。”现在我想，我这个说法也许太消极了，为此，我打算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在中国先秦时期，已有数种对古代经典注释的书，这里我们先取三种不同的注释方式作一分析。
第一种我们把它称为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对《春秋》的解释，当然还有《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种对《春秋》的解释与《左传》不同，这里暂不讨论。据杨伯峻推算《左传》成书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左传》是目前知道的最早一部对经典进行解释的书。《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这句话有很长一段叙述注释。《左传》的叙述单独也可以成为一完整历史事件的叙述，但它确确实实又是对《春秋》经文的注释。像《左传》这种对《春秋》的解释，对中国各种史书都有影响。
《易经》本来是古代作为占卜用的经典，虽然我们可以从它的卦名、卦画、卦序的排列以及卦辞、爻辞等等中分析出某些极有价值的哲理，但我们大概还不能说它已是一较为完备的哲学体系。《系辞》把《易经》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对它作了整体性的哲学解释。这种对古代经典作整体性的哲学解释，对后世有颇大影响，如王弼的《老子旨略》是对《老子》所作的系统的整体性解释，《周易略例》则是对《周易》所作的系统的整体性解释。如此等等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
如果说《左传》对《春秋》是一种叙述事件型的解释，《系辞》对《易经》是一种整体性哲学的解释，那么《韩非子》对《老子》的解释则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在《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其主要部分是为其“法、术、势”的法家思想作论证的。在《韩非子》的《解老》中大都是用法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解释《老子》。《喻老》则是更为鲜明地对《老子》作社会政治运用型的解释，篇中大都是用历史故事说明统治者的成败、国家兴衰之故等等来解释《老子》。
如果我们再从先秦典籍中找其他有关“解释问题”的方法，也许还可以找到若干不同的解释形式，但我认为上述三种可能对后世影响最大。
最后，我必须再次作点说明，本文只是想对中国历史上对经典的注释作一粗浅的梳理，以揭示“解释问题”对当下中国文化、哲学、宗教、文学等等诸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种梳理的工作对建立“中国解释学”或有若干意义，或无甚意义，有俟贤者之批评了。
（摘编自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01期）
人 物
【罗马尼亚】扬·伯耶舒
有许多好奇的读者曾问我，我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是怎么挖掘出来的，我从哪里搜集到了素材，获得了灵感。我的回答简单而又干脆：主要来源于生活。我只要去大街上走几小时，衣袋中就会装入一个新的题材，这篇文章的人物马上就要出现了。
前几天，当我带着自己的小狗散步时，我在伊科阿纳公园中碰到了这个人物。我的小狗名叫乔尼，是只鬈毛狗。它很讨人爱，正因为如此，在我们占据的那张长椅上，很快就坐上了一位肤色略黑、服饰考究的中年妇女。
她先是逗我的小狗，而后又同我聊了起来。我们闲谈中涉及的问题，总的来说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例如什么气候啊、土豆生长情况啊、足球比赛啊、动物啊。她的用意在于突然地向我提出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问题：我是否幸福。“很难说清，”我红着脸说，像个害羞的少年，“我认为首先应该讨论一下。”“那还用说，”她答道，“既然您对幸福有自己的见解，请您说来听听。”“不行，”我回答说，“我并没有准备谈这个问题。另外，我甚至连幸福的基本含义都弄不清，对此我还在继续思考。”一下子，我对此人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我愿意同她聊下去，尽管我的小狗冻得直打寒战。在这儿我是否能为我的小说找到个人物？我心里暗自盘算，让我试试。
“您是否幸福呢？”我以她刚才问我的问题反问她，当然是想激激她。
“先生，”她说，“我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每天傍晚我都到这个公园里来，我并不只是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因为新鲜空气打开窗户就能呼吸到。我到公园里来是因为我迫切需要同人们接触，可是我不得不承认很少有人，男的或女的，有兴趣问我是否幸福。我想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吧，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我不幸福。在我的童年我曾有过幸福，那时父母视我为掌上明珠，我脸颊上印满了他们成百上千个吻，他们说我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幸福。可随即我就发现，他们爱我只是因为我是个健康的人。当他们见我病了，就不再爱我了。”
“什么病？”我怯怯地问。
“噢，是一种很怪的病，几乎没人晓得这种病，我也不愿谈起它，尽管现在我已经痊愈了。不过，我还是满足您的好奇心。我得的这种病的表现就是不懂得什么叫隐喻，也就是说不能按隐喻的真正意思去做。
我只会照隐喻的表面意思去做。给您解释一下。”
“请您说下去。”我惊奇地怔住了。
“比如，妈妈对我说：‘你去套套你哥哥的话，看看他这头小驴都干了什么。’我就试着去查找哥哥的心，结果在家里搅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更不要提一天人家叫我去缠住某人，我竟把那人搞得心烦意乱了。
最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的病给父母找了许多麻烦。于是他们就开始虐待我，骂我，惩罚我。为此，我小时候就从家里逃了出来，在外边流浪了很多年。我是那样的孤独，没有哪个人能理解我……”
她的自述颇带有书面语言的特点。正当我对这个人的兴趣正浓，急切盼望听到下文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位警察，他很客气地对这个女人说：“您跟我来一下。”
我竭力抗议，但得到的只是严厉的劝告：“您不要多管闲事！”
没办法，我只好夹起小狗回家了。我向妻子十分愤慨地讲述了我的遭遇。
“你知道吗？”我像野兽似的吼叫，“那个警察掠夺了我的人物！正当她要给我谈些最能征服人心的问题时，却被那混账警察给掠走了。我要控告他！”
电话铃响了。我妻子接了电话。她听了一会儿，把电话挂了，然后用这样一句不能令人相信的话扑灭了我的激情：“傻瓜，快去警察局取你的钱包！ ”
(选自《外国小小说》，有删改)
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
楚伐陈，陈西门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何为不轼？”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陈修门者，不能行一于此，丘故不为轼也。”
宋襄公兹父为桓公太子，桓公有后妻子，曰公子目夷，公爱之。兹父为公爱之也，请于公曰：“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对曰：“臣之舅在卫，爱臣，若终立，则不可以往，绝迹于卫，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公许之。将立公子目夷，目夷辞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义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义也。不义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乃逃之卫，兹父从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兹父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兹父乃反公复立之以为太子然后目夷归也
晋灵公暴，赵宣子骤谏，灵公患之，使之弥贼之。之弥晨往，则寝门辟矣，宣子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寝。之弥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触槐而死。
楚人将与吴人战，楚兵寡而吴兵众，楚将军子囊曰：“我击此国必败，辱君亏地，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国郊，使人复于君曰：“臣请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为利也。而今诚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后世之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楚国终为天下弱矣。臣请死。”退而伏剑。君曰：“诚如此，请成子大夫之义。”乃为桐棺三寸，加斧质其上，以徇于国。
（节选自《说苑·立节》）
①请于公曰：“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以佐之。”
②若是，则楚国终为天下弱矣。臣请死。
频酌淮河水[注]
戴复古
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
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
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
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
【注】宋孝宗隆兴元年，南宋遣使与金人议和，次年订立合约，于是形成宋、金划淮而治的局面。
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可谓 、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独特的胎记，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当前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将中华文化入“网”上“云”，实现在数字世界的永久留存、永续利用，已被纳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文化数字化的过程，就是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将文化素材导入虚拟世界，进而实现深度融合的过程。面对这个与传统文化样式 的数字空间，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和逻辑语言，提取中华文化优秀的元素、符号，创造新的文化样式和优质内容。唯有如此，才能不断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世界中也得以发扬光大。
现实中，文化数字化也为文化生活提供了全新场景。从网络文学、网络视频、数字图书等当下新媒体的方兴未艾，到云演出、云观展等一个个新业态的 ， 数字技术对文化资源的利用、开发、存储、传播和表达，丰富了文化产品类型和服务质量，产业规模也扩大了。一言以蔽之，日新月异的数字科技为文化强国建设筑牢“数字基石”，更让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虎添翼。
“这次在珠峰峰顶架设自动气象观测站，每一秒获取的实测数据都是填补极高海拔气象记录的空白，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贡献， ，是科学上的一大创举。”丁明虎表示，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其气候和生态问题都极具特殊性，一直以来，不仅在中国，极高海拔区域的气象观测资料在全球范围也十分匮乏。
“没有任何人有经验。”丁明虎解释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在珠峰或类似的高海拔区域进行过气象科学考察，仅2019年在珠峰南坡8400米区域开展过气象观测，其观测设备寿命只维持了几个月。对于中国科考队队员而言，不仅要克服登山挑战， ，这些都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共同支持。
“除了科学家总体的科学目标引领，还有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支持、不同团队的相互配合、强大的后勤保障等等，这些因素少了哪一个都很难完成这次珠峰科考任务。”丁明虎表示， ，也体现了我国科考组织方式的优越性。
对于自动气象观测站的后续使用，丁明虎表示，气象站刚刚安装成功，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持续地发挥作用。它的使用周期和寿命都需要在具体的架设实践中得到反馈和提升，它的每一个数据都能够极大地提升对高原气象预报、特别是复杂地形山地气象预报的水平。
材料一：疫情的反复，让很多人、许多事陷入困局，但却有一些人、一些事能别开“新局”。比如，随时语音留言的作文批改可以反复听，对高三学子来说，反而是效果更好的“新面批”；老字号“试水”菜品，制作直播线上外卖，反而找到了老餐饮的“新生意”；靠品牌赞助的“线上演唱会”，赢得了上千万人“隔屏互动”，为歌手找到了歌唱的“新天地”……
材料二：《商君书》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着重论述了商鞅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书中曾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大意是，圣人既不效法古代，也不拘守于现状。效法古代就要落后于时代；拘守于现状，就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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