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文如其人”命题，往往具有“实然”“应然”双重意义，其思想基础既在于儒家思想及文人普遍观念对“文”之反映、认识功能的信赖，也在于儒道两家共同标举的“贵真”理想。
在中国古代“文如其人”说的支持者中，在“实然”认定外，还赋予该命题“应然”意义者，比比皆是。（叶燮所说的“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如此，“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心声心画，吾辈正赖有此留天地间互相参验者”亦如此）。在这里，笔者更为关心的是，上述“实然”“应然”的判断是如何产生的？回答此问题，我们需要对两者的思想基础分别进行追寻。
尽管在具体表达时，“文如其人”命题往往也包含对“文”的审美形态的描述，但它主要的阐释目的，终归在于肯定“文”承载创作者人品、思想情感或个性气质等信息的有效性。而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中，恰有一种与此息息相关，那就是承认并重视“文”。尤其是自作之文的反映、认识功能。儒家诗学经典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可谓该观念的典型体现。《诗大序》中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至少是在认定，诗能够反映创作者的思想情感。除此之外，孟子被众多后学奉为圭臬的认识方法——“以意逆志”，实际上也包含着上述事实判断。孟子认为，解读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要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一观点无疑有对正确发挥解读者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与期待；此外，还有一点比较隐蔽，那就是对语言文字反映、认识功能的认可。因为在对该方法的表述中，孟子否定的仅仅是认知主体不恰当的理解方式，而绝不是作品承载“志”的真实性——“以意逆志”成立的前提之一，正是“志在文中”；若非如此，即使解读者“知人”能力再强，也是无处应用的。当然，除了上述儒家经典文献，在古人其他常见表达中，“文”的这类功能也一再被确认。众所周知，所谓“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是被古人多次重复的心愿，这其中潜藏的，是对“文”能够承载他者情志、个性的肯定。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安书》中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不单关注着“文”对德性或声名的传播，还表达出对“文”之展示自我情感、个性的信赖。在这类观念中，具备上述功能的“文”，已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具，更是异代之人感通的桥梁、是创作者精神永存的保证。显而易见，将“文”等同于反映、认识创作者个人信息的可靠媒介，乃是被经典著作及文人反复确认的真理性认识。既然如此，“文如其人”命题能够得到长久的拥护，自是绝非偶然。
除“客观事实认定”一端外，在“人”与“文”的“应然”层面，“文如其人”命题同样存在深厚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层面，“文如其人”表达的是一种“贵真”的理念，即文、人一致是理应追求的境界，而“真”正是古代文论一以贯之的价值尺度。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文艺观中的“真”尺度一方面要求作家真诚地表达真实的思想情感，一方面要求作品具备完满呈现作者真情实感的水平。如果说后者是对作品客观效果的考虑，其实现程度尚不完圣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愿望；那么前者就是对创作者主观动机的要求，即要求作家无论创作水准怎样，至少理应保证内容的真实、表达态度的真诚。这两点原则上人人皆可实现，若不能做到，为人为文就均不足取。就文论史事实来看，《易传·文言》中的“修辞立其诚”，《礼记·表记》中的“情欲信，辞欲巧”，就已包含了对“真”原则的自觉确认。而后世即便是格外重视形式风格的文人，也是绝不背弃该原则的。不难看出，当“真”成为古代文人立身、为文的普遍追求时，在他们心中，同样标举该理想的“文如其人”也就必具有“应然”意义了。
综上所述，即便存在“言不尽意”说这类对立观念，“文如其人”命题仍具备坚实的思想基础。
（摘编自徐楠《“文如其人”命题探微》）
材料二：
中国古代诗学以“文如其人”说作为风格论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既从先秦时期孟子开创的“知人论世”“知言养气”的批评传统导出，也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之风中得到支撑，最终发展为“以气论文”的风格学说，形成了以诗观人、以人论诗的批评传统。
西方的“风格即人”说出现较晚，是在超越了以修辞特点论风格之后，才真正关注艺术家的气质个性与其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内在联系的。歌德曾指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耐人寻味的是，“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这两个十分相近的风格论命题产生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和原创性诗学体系，又在比较视域中成为中西诗学风格论汇通性的鲜明表征。两个命题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运用不同的例证和表达方式，却共同揭示着文学风格的内在特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共同的文学规律”。当然，这两个命题只是相近而非相同，钱锺书曾经做过辨析，认为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而风格即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成文”。这种内在差异的存在恰恰显示出其间互识和互补的可能性，也体现着不同民族诗学并非趋同的独特性。
（摘编自“中国作家网”《文学风格论与当下文学实践》）
文本一：
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梁 衡
①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柳，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②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陇亩，他是抱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的。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而且除让他施展胸中的兵学、地学外，还要挖掘他腹中的农林水利之学。
③面对赤地千里，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几多战事，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④由于这样顽强地坚持，左宗棠在取得西北战事胜利的同时，生态建设也卓有成效。他在西北十多年，刚到西北时的情景是“土地芜废，人民稀少，弥望黄沙白骨，不似人间光景”。到他离开时，中国这片最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绿色长廊。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左宗棠的绿色情结也还远不只是沿路栽树。他不但要三千里路绿一线，还要让万里河山绿一片。至少还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种桑养蚕，引进南方的先进耕作，还亲自在酒泉驻地栽了几百株桑示范。蚕桑随之在西北逐渐推广。二是美化城镇，改善环境，听说国外有“公园”，左将总督府的后花园修治整理，定期向社会开放。
⑤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秦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就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⑥柳树是一种易活好栽，适应性很强的树种，但也有一个缺点，不像松柏那样耐年头。我们要找千年的古柏很容易，千年的古柳几不可能，甚至百年以上的也不多见。所以对左公柳的保护、补栽，成了西北人民的一个情结，也是官方的一种责任，历代出台的保护文告接连不断。这一半是为了保护生态，一半是为了延续左公精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保护文件是晚清官府在古驿道旁贴的一张告谕：“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可以看出，此告谕的重点不在树而在人，是保护树但更看重左公精神的传承。
⑦我们发现在清和民国两代的政府文告中总少不了这样的词汇：左公、先贤、遗爱、遗泽等，要知道这是官方的公文啊，但仍难掩对左宗棠的尊敬。民国时还将左宗棠修缮过的兰州城门改名“宗棠门”，由省长亲笔题写，在众多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著作中最权威的一本是1945年初版于重庆，经王震将军提议又在1984年重印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此书从书名到内文，凡说到左宗棠时概不直呼其名，都是尊称“文襄公”，可见清和民国两代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只是进入当代后因极“左”政治影响才有了一个小的反复。但随着人们对生态的再认识，又不觉想起了这位在西北栽树的湖南人。
⑧岁月无情，从1871年左宗棠下令植树到现在已一百四十多年，要想拜谒一下左公亲植的柳树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档案记载，1935年时的统计，平凉境内还有左公柳七千九百七十八棵，而1998年8月出版的《甘肃森林》记载，全省境内的左公柳只剩二百零二棵，其中大部分存于柳湖公园，有一百八十七棵。看来我十年间两到柳湖还是来对了，这里确是左公遗泽最多处。但1998年到如今又过了十五年啊，斗转星移，大树飘零，左公柳还在锐减。
⑨那天，我到柳湖去，想穿越时空一会左公的音容。只见湖边星星点点，隔不远处就会现出几株古柳，躯干总是昂然向上的，但树身实在是老了，表皮皴裂着满是纵横的纹路，如布满山川戈壁的西北地图；齐腰处敞开黑黑的树洞，像是在撕心裂肺地呼喊；而它的根，有的悄无声息地抓地入土，吸吮着岸边的湖水，有的则青筋暴突抱定青石，如西北风霜中老人的手臂。但不管哪一棵，则一律于枝端发出翠绿的新枝，密浓如发，披拂若裾，在秋日的暖阳中绽出恬静的微笑。柳湖公园正在扩建，岸边补栽的新柳柔枝嫩叶随风摇曳，如儿孙绕膝。而在柳湖之外，已是绿满西北，绿满天涯了。我以手抚树，读着左公柳这本岁月的天书，端详着这座生命的雕塑。古往今来于战火中不忘栽树且卓有建树的将军恐怕只有左宗棠一人了。
文本二：
①综观众多作家的历史文化散文，可以看出他们在创作理念上具有某些一致性，即：追求文、史、哲的融合，用诗性话语在叩问历史的沧桑中对历史进行深度的意义拷问。
②创作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应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尘埃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他立足于现在而与历史倾心交谈，但他的宗旨绝不是简单地再现过去，而是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它对现在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从而开创一片“以史明思”的审美境界。
（摘编自王充间《论散文》）
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胜而来，利在按兵，不利速战。洛城不可守，于公计何如？"陟请“留兵于陕，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夫辨朝廷之礼，光弼不如公；论军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无以应。
冬十月丁酉 ， 下制亲征史思明，群臣上表谏，乃止。史思明引兵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诣城下挑战。龙仙恃勇，举右足加马鬣上，慢骂光弼。光弼顾诸将曰：“谁能取彼者？”孝德请行。光弼问：“须几何兵？”对曰：“请挺身取之。”光弼壮其志，然固问所须。对曰：“愿选五十骑出垒门为后继，兼请大军助鼓噪以增气。”光弼抚其背而遣之。孝德运矛跃马搏之，斩首，携之以归。贼众大骇。
周挚复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帅众入北城，登城望贼曰：“贼兵虽多，嚣而不整，不足畏也。不过日中。保为诸君破之。尔辈望吾旗而战，吾飐旗缓，任尔择利而战，吾急飐旗三至地，则万众齐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斩。”又以短刀置靴中曰：“战，危事，吾国之三公 ， 不可死贼手。万一战不利，诸君前死于敌，我自刭于此，不令诸君独死也。”诸将出战，顷之，廷玉奔还。光弼望之，惊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驰报。光弼令易马，遣之。光弼连飐其旗诸将齐进致死呼声动天地贼众大溃斩首千余级捕虏五百人溺死者千余人周挚以数骑遁去思明不知挚败尚攻南城光弼驱俘囚临河示之，乃遁。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安史之乱》）
①对曰：“请挺身取之。”光弼壮其志，然固问所须。
②万一战不利，诸君前死于敌，我自刭于此，不令诸君独死也。
题姚显叔南屿书院
戴复古
朝夕置身书卷间，纷华满眼几曾看。
山林不受尘埃涴，屋宇无多气象宽。
立脚怕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
漫山桃李争春色，输与寒梅一点酸。
银杏的本名是由杏花而来，因二者果形相似而一白一黄。但银杏为干果，杏为水果，后者亦作蜜饯，其核可再作干果；银杏为银杏科，杏为蔷薇科——此杏与彼杏，若风马牛不相及。唐·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诗：“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是以桃杏为东君所爱宠，而芙蓉却遭世人冷落而发的感慨。其实，白果虽有桃之美，银杏亦有杏之名，但比起桃杏在诗国画苑的春风得意，显然也是颇为寂寞冷淡的，甚至尤甚于芙蓉。这个具有物质、精神多重意义的珍稀树种，（ ）。
今天，银杏已从行道社区走向名园古刹，由珍稀罕有变为普及、平常，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溽暑的盛夏，我们坐享着它浓翠的清凉；霜寒的初冬，我们感受着它灿烂的温暖，我们是否也能回报些许诗情画意的感恩呢？
人类的大脑每秒都会收到无数信号。多数时候， ， 譬如树叶轻柔的沙沙声；与此同时，大脑会对一些重要的线索保持关注，譬如汽车喇叭的声音、敲门声等等。
大脑对信息流的筛选主要是通过数十亿个突触组成的复杂神经网络实现的。突触是调节细胞间信号传输的专门连接，它们中的一些会抑制信号传输， 。这种瞬息间即可完成的“平衡行为”，是大脑高速运行的保障。
科研人员发现，大脑中的这种微妙平衡， 。这些常驻免疫细胞通过与抑制性突触的互动，减缓信息在细胞间的流动，对建立平衡的大脑布线至关重要。
有一首名诗写道：“林子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他本是锦衣玉食的富家少爷，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抛家舍业，选择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说：“为了我们子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就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他叫彭湃，牺牲于1929年。
他幼年受尽磨难，成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机械，由于国家核动力专业急需人才，他服从祖国需要选择改行，硬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搞成了核潜艇，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叫彭士禄，彭湃烈士之子，去世于2021年。
一百多年时光，两代人的选择，改变了他们自己，也改变了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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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