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昨晚，中央纪委公布了中央巡视组对14个省区的反馈情况，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整改意见。
②夜晚的金盘夜市随处可见熙熙攘攘的人群，满满的烟火气息，市民游客抛开白天的烦恼或忙碌，尽享海口独特的夜生活。
③社会上有一些人禁不住毒品暴利的诱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制造、贩卖毒品的道路，最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④从根本上说，诚信原应该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但苹果公司却对东方的衣食父母非常傲慢，而这种无与伦比的傲慢挑战着中国消费者的耐心。
⑤作为一部精品，取材于真实事件的《破冰行动》不仅人物形象饱满，而且剧情跌宕起伏 ， 成为时下坊间谈论的热点。
⑥这篇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刻骨铭心 ， 复杂而精准地塑造了一个集阳光与阴霾于一身、无法笼统定义的都市外乡人形象。
一粒种子的初心与梦想
——追记优秀共产党员、复旦大学教授钟扬
张烁
大德曰生
你可知，一粒袁隆平教授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让我国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你可知，仅仅20多株被西方“植物猎人”引进的我国野生猕猴桃枝条，发展成了新西兰经济的支柱产业？
你可知，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收集有全世界最多的豆科植物种子，一旦全球变暖，英国将占据粮食作物的基因优势？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钟扬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作为中国植物学家，钟扬立誓，要为祖国守护植物基因宝库；作为对人类负责的植物学家，他立誓，要在当下为人类建一处种子的“庇护所”。这个想法，终因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结缘成为现实。自此，钟扬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双肩包，带着学生开启了为国家收集种子的征程。
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千米，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 4000 多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高等植物的近1/5。他的理想，是在未来10年间，收集西藏植物的1/3以上，如果有更多人加入，也许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
“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钟扬有些“傲娇”地与学生共勉，这也成为他一生大写的标注。
党员本色
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报。2015年5月2日，51岁生日当晚，他突发脑出血，血管中流出的殷红鲜血化作CT片上大块惊人的白斑。从医院出来，医生给他规定了3条“铁律”：一是戒酒，二是吃药，三是绝不可再去西藏。担心钟扬的人们“舒了口气”：这个“钟大胆”，可以在进藏上消停消停了吧。
离开ICU刚半年，他又进藏了。开始不敢坐飞机，就辗转坐火车。怕在家人那里“落埋怨”，就偷偷一个人行动。很多人不解，他连命都不要了，到底想要什么？钟扬，他仿佛对一些人们热衷追逐的事从不在乎，又仿佛对一些人们不可理解的事格外执拗。
研究植物一辈子，万千植物中，钟扬最爱高原植物，它们在艰苦环境中深深扎根，顽强绽放……他曾深情写下这样的诗句：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是高原植物的品格，也是钟扬，这个有着2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
先生之风
“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钟扬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们。
初始援藏，钟扬想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于是，他想把西藏大学的“造血机制”建起来，打造最好的平台，把学科带到新高度。
事实上，钟扬的视野从没离开过下一代。“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要从小培养，现在让孩子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谁能想到，一个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的大教授，每个月却坚持抽出两天去上海的中小学开科普课。多年来，钟扬以巨大热情投入科普教育中，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建设，承担了自然博物馆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出版了3本科普著作和6本科普译著，每年主讲30场科普讲座。钟扬，是有口皆碑的明星科普专家。
高原永生
2017年9月25日凌晨5时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返程途中，钟扬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了53岁。
这就是那个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祖国植物基因库，在青藏高原跋山涉水50多万千米，数次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收集了4000多万颗种子，打响了“植物保卫战”的人吗?这就是那个不顾高血压、心脏肥大，坚持16年援藏，让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的人吗?这就是那个从教30余年，立志要为每个少数民族培养一位植物学博士的人吗?
钟扬那带着湖南味的普通话依然回荡在耳边：“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下去，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摘编自201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如果将植物的分布在世界地图上标注，青藏高原是一块少有记载的空白。更让人忧虑的是，人类对种子的研究步伐，远远追不上植物消逝的速度……钟扬要做的，就是为祖国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
1964年出生于湖北黄冈的钟扬，少年早慧，勤奋刻苦。1979年，钟扬考取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谁曾想，这个无线电专业毕业的少年，因1984年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而与植物结缘。
植物学中，也有“领土”。“晚清时期中国贫穷落后，缺乏种子资源保护意识，英国人先后来华采集了几万颗种子、2 000多种珍稀植物。”钟扬心中发酸。西方人从中国拿走的珍稀种子和苗木，把英国这个只有1 500种植物的岛国装扮成世界植物的圣殿，更让西方在植物学研究中掌握话语权。
作为中国植物学家，钟扬立誓，要为祖国守护植物基因宝库；作为对人类负责的植物学家，他立誓，要在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的当下，为人类建一艘种子的“诺亚方舟”。
这个想法，终因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结缘成为现实。自此，钟扬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双肩包，带着学生开启了为国家收集种子的征程。
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想象，经常七八天吃不到热饭。晚上，住的是牦牛皮搭的帐篷，冬天，盖三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路上.常常被突袭的大雨冰雹困在山窝窝里……为了规避种子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每走50公里，才能采一个样；一个地方的两棵取样植物，至少相隔20米；一个物种，需要5 000个优质的种子。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一个夏天，他和学生们能采500个样。
如今，这些种子被精心保存在零下20摄氏度、湿度15%的冷库中，仿佛坐上了一艘驶向未来的时空飞船，将在80年到120年后，为那时的人们绽放生机。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 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1/5。
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
初始援藏，钟扬想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16年艰苦磨砺，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西藏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2017年9月25日凌晨5时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途中，钟扬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了53岁。
钟扬的骨灰被他的学生庄严地撒入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奔腾不息的浪花会将他的骨灰送到青藏高原的每个角落，成为祖国山河的一部分，而他，永远也不会与这片深爱的土地分离。
(张烁《一粒种子的初心与梦想》)
材料二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他反复斟酌。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项目负责人鲍其泂说，当初找到钟扬，没敢奢望他会接下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揽下了。每条不到200字的文稿，涉及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通常一天只能讨论十几块图文。钟扬常和他们一字一句斟酌，他的50岁生日就是在自然博物馆的讨论会中度过的。
(颜维琦《钟扬，用一生书写种子的故事》)
材料三
红树是一种适应海岸生活的植物，以往最北存活在浙江温州。一次钟扬提出，现在气温变暖了，也许上海也能种活。这是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上海的海岸线很脆弱，如果有红树，对于生态保护将大有裨益。钟扬在南汇投入了这项尝试。从小苗长大需要50年，成为红树林则要100年甚至更久，种树者自然看不到这一幕。但钟扬说，这是我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董少校《复旦钟扬：不忘初心追梦人》)
材料四
世界范围的种质资源赛在发达国家一直不见硝烟地进行着，耗资8 000万英镑的英国邱园“千年种子库合作计划”就旨在以技术输出的方式纳入各国的种质资源。
(王丹阳《青藏高原上的“种子方舟”》)
当代毕昇：记两院院士王选
王光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被人们誉为“当代毕昇”。他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一场技术革命。他主持开发的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国内99%的报业市场和90%的书刊（黑白）出版业市场，以及海外80%的华文报业市场，并打入日本、韩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58年，王选教授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并留校在无线电系当了助教。在此后的3年里，王选一直在计算机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然而，1961年他却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了重大的调整，以他的话来说，是“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当问及调整研究方向的原因时，王选说：“当时我阅读了国外许多文献，50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那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软件，才算真正懂得计算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像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样‘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1974年8月，我国制定了国家重点项目“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简称“748 工程”）。
北京大学从1975年开始从事其子项目“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工作，王选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这一科研项目。他在调研了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决策：跨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
对于这一创造性想法，王选有他自己深刻的思考。经过对国内外状况细致的调查分析，他坚信数字式存储（第四代机）将是代表技术发展的方向。科学研究有时可以采取这种迂回策略，用创新的设计，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往往能够走出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选常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75年王选开始研究激光照排时，正病休在家。为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他常拖着病体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资料。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项目经费。王选常常为节省5分钱的公交车费，提前一站下车；为节省复印费，许多资料都是一笔一划手抄下来。而在此后长达18年的科研道路上，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
但王选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活，他深知科研的乐趣在哪里。他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几十年的科研攻关，有三件事让王选教授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形容的。二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广泛采用，这种成就感是金钱所买不来的，是最大的酬报。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之以重任。
3）扶植新秀，甘为人梯
1993年，56岁的王选又一次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育出多少个年轻人。”有些人开始又不理解了，人家60多岁的老人在一线搞科研的也很多，王选是不是想“见好就收”？但王选心里很清楚，他深刻地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只有27岁和38岁。
慧眼金睛，识千里良驹。在王选教授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1993年方正研究院任命肖建国(36岁)、阳振坤(28岁)、汤炽(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肖建国主持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汤炽提出并主持实现了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排版软件；而阳振坤博士也领导完成了由我国独立研制的PostScriptLever2照排系统。王选教授杰出的科技成就和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正在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事业奉献着青春和才智。
(选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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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扶植新秀，甘为人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