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乐感文化
①“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忧患的文化，使人们得以互相安抚，互相敬爱，以消弭暴戾杀伐之气于祥和之中。徐复观说，“忧患”是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实际是蕴蓄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所谓忧患意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潜意识，给中国思想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②“乐感文化”说，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中国文化引导着中国人去过一种充满内心喜乐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一种“乐感”的生命存在方式。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不仅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感恩和乐观豁达，而且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精神：乐感文化。这种文化精神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参与天地之化育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乐感文化”体现了以人的现世性为本，而与西方传统强调的“绝对”“超验”精神相对立。乐感文化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是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那么，它不是“欢乐”或“快乐”意识，它是无意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态。
③孔子有自己的终身之忧和终身之乐。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的忧虑，是社会风气不好，人们不去修德讲学，改过迁善。孔子提倡追求人生修养的意境，向往暮春三月与青年、幼童同乐，在湖光山色中游览，边游边谈边唱，表达了儒家在积极入世的情怀中，也有潇洒自在的意趣。孟子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先举了舜、傅说等六位人物的例子，说明出身卑微，经历艰难困苦，遭受过磨难、挫折的人，反而有柔韧性，忧患激励他们奋发有为，苦难成为人生的宝贵财富，使他们有了新的成就。一个人，错误常常发生，才能改正；心意困苦，思虑阻塞，才能有所激发而创造。一个国家，假如国内没有具有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弼的士子，国外没有相与抗衡的邻国和外患的忧惧，经常会被灭亡。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忧患使之生存发展，安逸享乐使之萎靡死亡。要奋发图强，不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④儒家忧乐观中有三点尤为重要，值得我们记取并创造发挥。首先是：居安思危。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时时警惕、批评子弟们的生活过于安逸、奢侈，认为这不利于家族和个人的健康发展。可见，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家庭与个人，都应居安思危。这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在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得与丧中，处顺境而不忘逆境袭来的自觉。其次是：忧乐圆融。孔子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不足，而是社会上有用的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那么，忧患意识就是仁心或善性的某种自觉。《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未临而如临，未履而如履，这才是忧患意识。真正临深履薄了，需要的就不是忧患意识，而恰好是其对立面——临危不惧，乐以忘忧了。忧患的本体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了。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就开始了，临近了。第三是乐知天命。子畏于匡，处变不惊；颜回穷居陋巷，安贫乐道。这是儒家的达观心态的展现。乐天知命，恰好是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应当有的心态。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因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限制，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会是一马平川，因此要有各种思想准备，调整好心态，经得起风雨、坎坷，也经得起安逸、怡乐等的考验。作为个人，忧而不失其乐，不忘其乐，苦中作乐，乐而不忘其忧，乐中有忧，处顺境不盲目自傲，得意忘形，居功自恃，处逆境要有信念，刚毅坚卓，看到光明。
⑤总之，我们应以家国天下的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积极乐观地生活与工作，居安思危，忧乐圆融，乐天知命。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①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
岁余，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
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
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匈奴十馀万骑。灭檐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节选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注释】①莫：通“幕”。
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
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
①菩萨道：“悟空，唐僧行到何处也？”行者道：“行到西牛贺洲万寿山了。”菩萨道：“那万寿山有座五庄观，镇元大仙你曾会他么？”行者顿首道：“因是在五庄观，弟子不识镇元大仙，毁伤了他的人参果树，冲撞了他，他困滞了我师父，不得前进。”那菩萨情知，怪道：“你这泼猴，不知好歹！他那人参果树，乃天开地辟的灵根，镇元子乃地仙之祖，我也让他三分，你怎么就打伤他树？”行者再拜道：“弟子实是不知。那一日他不在家，只有两个仙童候待我等，是猪悟能晓得他有果子，要一个尝新，弟子委偷了他三个，弟兄们分吃了。那童子知觉，骂我等无已，是弟子发怒，遂闯出祸来。他次日回来赶上，将我等一袖子笼去，绳绑鞭抽，拷打了一日。我等当夜走脱，又被他赶上，依然笼了。三番两次，其实难逃。已允了与他医树。却才自海上求方，遍游三岛，众神仙都没有本事。弟子因此志心朝礼，特拜告菩萨，伏望慈悯，俯赐一方，以救唐僧早早西去。”菩萨道：“你怎么不早来见我，却往岛上去寻找？”
②行者闻此言，心中暗喜道：“造化了，造化了！菩萨一定有方也。”行者又上前恳求。菩萨道：“我这净瓶底的甘露水，善治得仙树灵苗。”行者道：“可曾经验过么？”菩萨道：“经验过的。”行者问：“有何经验？”菩萨道：“当年太上老君曾与我赌胜，他把我的杨柳枝拔了去，放在炼丹炉里，炙得焦干，送来还我；是我拿了插在瓶中，一昼夜，复得青枝绿叶，与旧相同。”行者笑道：“真造化了，真造化了！烘焦了的尚能医活，况此推倒的，有何难哉！”菩萨分付大众：“看守林中，我去去来。”遂手托净瓶，白鹦哥前边巧啭，孙大圣随后相从。
生命中的土地
①提及东坡，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一叶在大江中自由游弋的小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再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但实际上，东坡，这个已在民族记忆深处烙下深深印记的名词，它与我们浪漫的想像竟是那么的遥远。
②贬居黄州的次年，在友人马梦得的帮助下，苏轼请得了一块荒地，开始了他的田间生活。据陆游《入蜀记》：“自州门而东，岗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由此，“东坡”便以其质朴的面目走进了苏轼的生活，也走进了民族的记忆——它只是一片土地，一片贫瘠荒凉的土地。
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能接近土地的诗人并不少，但在真正地步入仕途、成名成家后依然能走进土地的，就微乎其微了。苏轼是当中一位。虽然我们很难想像那双拿惯了纸笔的双手是如何笨拙地使用锄头的，但我们确实可以从诗中看到他很投入地参加了生产劳动。《东坡八首》记载了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④黄州五年，是苏轼人生旅程中最凄凉、最痛苦，也是最寂寞的日子，但是，困境中的苏轼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繁杂的农活给诗人不仅带来了一身的劳累，也带来了田间的收获，而且还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与快乐。《东坡》一诗中：“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我们从“野人”一词中体会出了诗人的幽默和自嘲，从“莫嫌”和“自爱”中读出了旷达和恬淡，从“铿然曳杖声”中听到了一位智者与自然的交流。这首充满乡土气息的诗歌说明这位落魄的诗人已将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土地，固执地在土地中寻找着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寄托。
⑤由此，不禁联想到了另一位同样高智商的诗文大家。读起《柳子厚墓志铭》的时候，我们心中不由顿生凄凉。清幽冷峻之于豁达放犷，不只是文学风格之异，还是一种心胸之别。在惋惜这位唐宋文学的先贤最终没能从永州的阴影中走得更远之时，我们不禁要为苏轼赞叹了！“词心安处是吾乡”，这是我们何敢企及的境界呀！他不仅走出了黄州，还走向了更远的惠州（今广东）。当苏轼手把犁锄垦荒于东坡的时候，他的心胸就像土地一般无限地延展开了。而无端的中伤、恶意的诽谤、曾经的羞辱等等，就如冰雪般在这片土地无限地延展开了。此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多了一位“东坡居士”，更是多了一位思想者和艺术家。
⑥似乎是冥冥苍天特意安排了苏轼——这位民族的杰出子民——在蒙受了巨大冤屈之后，去完成一项开辟宋代文学新纪元乃至中黄安祥国文学新纪元的伟大创举。苏轼在黄州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数亩开垦的农田，也不只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当他的趾甲缝里塞满了东坡上的泥土，他的才情和黄州土地相互融合、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相互激荡的时候，便意味着《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诞生，意味着宋代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⑦又一个“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夜晚，我们与东坡相会于书卷中，倾情地阅读着这块永远读不完、读不透的土地。东坡之于苏轼，就如南阳之于孔明、成都之于杜甫、桐城之于姚鼐……在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吟诵中，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完美对缺憾的体察一天天地深化，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东坡与苏轼最终成为了我们精神的源泉与归宿。
⑧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