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杨绛亦芳华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年满百岁了。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魅力。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1978 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向75岁的杨绛颁授“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其后，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到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在杨绛先生住宅小区的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很多人都为此感叹，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钟书在世时的旧样。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钟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百岁老人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后，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已累计到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要学会享受做一滴清水的快乐。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摘自《深圳特区报》）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无瑕疵地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原本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
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从玉华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三回工资。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都曾坐过那个沙发。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进入晚年后，她创办了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规格还高的“中关村大讲坛”。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中有多少是她的学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
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在烧焦的尸体中有具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年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其中唯一的烈士。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把这枚奖章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钱、年龄对李佩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她在北大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经过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她曾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了美国的三层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文革”刚刚结束，人才匮乏。李佩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让他们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许孟雄，后来成为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
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她进行英语教学改革，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文陈述。
1987年，李佩退休了，可是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出——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在李佩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了《钱学生文集》中文版。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在演着别人的故事。
“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还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那个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落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画的是她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好友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中国青年报》2016年1月13日，有删节）
能说会道也莫言
我第一次去见莫言是莫言的责编拉着去的，那时他的小说《檀香刑》刚刚交到出版社。他虽名“莫言”，我却早已“如雷贯耳”。很早之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北京，我们中国作协宴请他时，除了鲁迅外，他居然百里挑一地只赞美了莫言，而且特别“精确”地把莫言的短篇小说列入世界前五位。
莫言笑眯眯坐在我对面（可爱），长成那样不能怨他，头发稀疏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挺壮一老爷们儿在前额头上别个彩色发卡，他自己是免得头发阻碍视力，而置别人的视觉感受于不顾就是他的不对了。伸出手来握，在他几十年的老手上，居然看到了儿童般的“胖窝窝”，翘起“二郎腿”，一只肉脚把旧皮鞋撑得鼓鼓囊囊。他的样子自由自在，可笑又可爱：烧包加得瑟。
莫言看我直勾勾地盯着他脑袋，憨态可掬地摸摸发卡，生怕我伸手把那劳什子扯下来，其实我也没那么勇。你想啊，挺著名的一个人物了，仍能保持身心的悠然自得，容易嘛！聊到他的中短篇，尤其是说到《透明的红萝卜》，我慷慨地奉献了我能表达出的所有溢美之词。然后，不无遗憾地问他，看样子你以后就写长篇了？没想到，我只问一句，莫言回了我一堆：长中短什么都写，三匹马拉车。我总得从我熟悉的生活写起吧，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屋边的街、村口的树、流淌的河，身边熟悉的一切总在我脑子里转。写别的地方，我也写不像啊。只要写长篇我都回老家，触景才生情嘛。
莫言极狡猾地在媒体面前制造了一个不爱说话的“谎言”。其实，莫言嘴皮子利索得很，莫言“名不符实”。就说他在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的演说吧，那叫一个“全球化”，那叫一个得体，那叫一个轰动。莫言告诉我说，他的笔名是自己取的，是因为小时候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来，被爹娘合伙暴打过一顿。噢，莫言是记住了那次为多话而挨的打。开始写小说，就把名字里的一个“谟”字拆开用，想警示自己少说话。我们聊了一个中午，我挤兑他这著名作家抽的是假烟，戴的是假名表，穿的也是假名牌，他这次回答倒简约了：可以省钱嘛。看来，别说见记者，他就是上电视，也是冬天大棉裤小棉袄，夏天布衬衫旧军裤，衣着审美水平“相当凑合”。
30年前，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百年孤独》对莫言的影响可谓“巨大”。但30年后，莫言读到了它的不足，这表明了莫言的进步。他觉得马尔克斯和他有共同的缺点：都把短篇的情节写到长篇里去了。所以，提到“重复”这个问题，莫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列数“老马”作品中的不足时，真能算倒背如流。
在《十月》杂志颁奖会上，莫言的《生死疲劳》拔了头筹。他把古典小说章回体做成小说各章标题，有人说他是“旧瓶装新酒，故弄玄虚”，可这个小伎俩确实是奏效了。尽管我也觉得莫言这么个写法，跟穿旗袍骑自行车似的。对此，莫言给了记者们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我不是想创新出奇，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章回体的标题字数多，能全面地把这一章的内容概括出来，也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我的小说怀念起中国古典文学。大家听听，想通过个小标题就能让现代“哄客”们怀念古典文学，他也太会说辞了。但我确实认为，他让一个地主“猪狗不如”地“千年等一回”，等着做牛、做驴、做猪、做狗、做猴，这种奇思妙想只有莫言那个大脑袋能想出来，看似写历史，又像写现实。这部作品中，有让人读来笑得喷饭、也让人想哭的语言艺术，不服不行。可以说，莫言的每部小说都是语言狂欢，感觉诡异，并且颇具庄子“鲲鹏万里”的想象力，细体味，含意都挺深的。正如他著文说他是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与他本人的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密切相关。莫言从小懦弱，家里穷，常受人欺负，胆子还小，别说杀鸡，连看杀鸡都不敢，但他的作品却总是“杀气腾腾”。这要按心理学家分析，那一定是他童年“印痕”造成的，难怪他明明能说会道，又总要求自己“莫言”呢！
（选自《名人传记》2009年第12期，有删改）
曹文轩，1954年出生于江苏盐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子》《根鸟》《青铜葵花》《火印》以及“大王书”系列、“我的儿子皮卡”系列等。2016年4月，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这也是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
曹文轩的人生奇迹，发生在他的20岁。他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员，既无权也无势，而且贫寒，这样的家庭背景，若没有特殊的才能，好运通常到不了他那里的。曹文轩总是在想，自己何时才能离开“牲口一般”的乡间劳作。
由于业余创作，曹文轩在盐城颇得名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省里下到当地的一个高校招生名额，居然被他得到了。1974年某天，曹文轩接到北大老师王德义的电话，她要他进城来见个面，后来知道那是个面试。王老师见到曹文轩，对他说：“你去北大吧。”当时北大招生是具有优先权的，王老师最先把曹文轩的档案拿到手里，这决定了20岁的曹文轩的未来的命运。
作为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曹文轩有着“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作品超越儿童生活题材，进入人的本质生活领域，闪耀着生命人格的灼人光焰”。他在《草房子•＜追随永恒＞代跋》中一再地追问“‘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离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
曹文轩在成长小说的创作中表达着对少年儿童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关怀，写出了内在的人性、人情、尊严与理想。他为主人公的成长设置了很多被围困的“异境”，却又生发出新的象征意味。曹文轩写出了人生的困苦与悲怆之情，但绝不沉湎于悲切的情绪氛围里，他让读者看到即便在生命的低谷或是“绝境”当中，生命依然有它不屈与坚韧的一面，人性依然有它灿烂光辉的美质。
曹文轩的作品意蕴丰厚，同时在表现方式上有多方位探索。曹文轩小说的叙述者，是努力把读者带到现场，让读者用自己的全部感觉去感。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即在于作者使用的是只属于作者自己的极富个性化的语言。他的作品从词汇处就是很书面化、文人化的，曹文轩小说首先选择那些能直接诉诸人的感觉，情感色彩较强的词，还有就是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使词义向形象情感的方向偏转，变实用化为非实用化。
曹文轩小说长句子较多，具有诗化散文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较多的长句的出现自然使作品显得厚重。小说的句子主要是陈述句，表明他的小说偏重于描绘、叙述，有意识地追求叙述的含蓄性。不仅一下子开启了一个思绪苍茫的回忆空间，而且给人一种一唱三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受。曹文轩小说多描写性段落，减缓了叙事的速度，也使文本显得繁丰、厚重。曹文轩小说总体上属于一种典型的写实性的文本，明白晓畅。
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是曹文轩作品的一大特色。对此，曹文轩毫不含糊地加以肯定。“我的作品之所以是我的作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风景元素。从写作上来看，离开风景描写于我是一件非常痛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曹文轩说：“风景描写最能体现写作功夫，若把自然风景描写得不落俗套，而且把它与作品的情调、氛围和人物的情境融为一体，这是很难的。自然风光是自然世界，也是我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让小孩去读那些没有风景的作品是非常糟糕的。”
北大教授曹文轩的理论研究著述颇丰，如《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等。他教授的课程有《中国当代文学》《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等。有着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的曹文轩说：“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需的情趣。”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话语形成了积极有效的互动，他的人文关怀和强大的学术背景使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了更为深厚的基石，他成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群里一颗耀眼的星。
【相关链接】①曹文轩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他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
（国际安徒生奖颁奖词）
②哪怕只写几百字的东西，我都是在创作一个艺术品。
（曹文轩）
灵性鬼才黄永玉
美丽的凤凰古城除了作家沈从文，还出了另一位奇人，就是画家黄永玉。他少年自学版画、雕塑、绘画、文学，皆造诣高深。他博学多识，才情非凡。历经世事风雨，却依然不改天真、顽皮、倔强、幽默的天性，被称为一代“鬼才”。
少年辍学的黄永玉到过广州、上海、台湾、香港，干过苦力，搞过舞美，做过编剧，历尽了沧桑。在严酷的时代里，漂泊让黄永玉把世界看了个透，颠沛流离的经历让他对人生善恶有了更深的了解。
和爱憎分明的性格一样，黄永玉的画也常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画纯水墨，淋漓尽致，不染丝毫丹青；需要用色彩了，又大红大绿大紫等“俗”色一股脑上来。国画讲求飞白，此中最显功力，黄永玉却丝毫不理会这些规则：“我的画没空飞白，要飞去自个脑子里飞去！”但他的另一类写意画，却异常地空，偌大的画面上只有一个极小然而特征极明显的人或物。兴致来了，皮纸、高丽纸，水粉、丙烯、国画色无所不用。反面泼墨，正面点染；巧拙互补，工写结合，一切出于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
黄永玉刻版画出身，很早就被誉为“中国版画界三神童”之一。1956年，他在木刻艺术最炉火纯青的阶段，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这幅版画以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传统木刻画崇尚黑白两色不同，他的版画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成为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黄永玉才32岁。
受这一次创作的启发，黄永玉的中国画也慢慢形成了水彩与水墨结合而相得益彰的新风格，而两次“丰盛”的欧洲之行也令其得益不少。从塞纳河到佛罗伦萨，黄永玉大量写生观摩，归来后又在万荷塘边苦练近万张白描荷花。借助西方绘画的冷暖色对比，黄永玉终于在造型、色彩与风韵上打通了中西方的经脉。他画的荷花就有着别样的美感：浑然红黄蓝绿，挥洒浓淡枯焦，最终呈现出的不再是寻常荷花高标独立的清雅之美，而是浓墨重彩的绚丽与灿烂。
除了美的事物之外，黄永玉也和他所钦佩的大师林风眠一样，从不忌讳任何“丑”的事物。有一年，黄永玉和吴冠中等人到重庆旅行写生，听人说“北京不得了，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不以为然：“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回到北京后，黄永玉好奇地跑去看展览，一看才知道，他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是被批得最严重的一个。“文革”开始后，黄永玉因猫头鹰事件被打成“黑帮”，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屋子，屋子光线很差，体弱多病的妻子经受不住打击病倒了，多方求治不见好转。黄永玉心急如焚，忽然灵机一动，在内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花草绚丽，艳阳高照，顿使满屋生辉。经常看着这幅画，妻子的病居然慢慢好了。
有人问黄永玉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他眯缝着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腾地坐起来，把烟斗重重一磕，不耐烦地说：“过日子就是平平常常，有时候有意思，有时候很没意思。不要成天到晚地找意义。”
（摘编自《鬼才：黄永玉的旷达人生》）
【相关链接】①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黄永玉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盛夏时节，他背着画箱，顶着炎炎烈日四处写生，饿了渴了，就坐在路边吃点随身带的面包，喝几口凉水。而当时他已经年近七十。（摘编自百度《黄永玉简介》）②黄永玉在写作之余也常常读书，他认为读书对人生有着重要意义。在《书的回忆》这篇文章中黄永玉有这样的总结：“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就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耄耋之年的黄永玉》）
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堪称“中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7岁时被过继给其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当时科举刚刚废除，新式学堂方兴未艾，但张镇芳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他从《三字经》《千家文》等学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9岁时，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良好的家世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使这位翩翩公子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摒弃世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填词作诗，写字作画，学唱京剧……凡是喜爱的事情，他都一心钻研，并且做到极致。
张伯驹天资超逸，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洪宪纪事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喜爱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学习期间，他严守传统，苦下功夫，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只一年就能登台演出，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他对世俗生活相当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便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的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了。因为这些，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张大怪”，张伯驹每有呼必欣然应允。
也许，正是这份狷狂和洒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精力，散尽毕生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尽管此后他债台高筑，但是直至后来，即使他被绑匪绑架，生命堪虞时，犹称“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建国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
文革期间，张伯驹被诬陷，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失去了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照样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不改其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此称赞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博雅通脱、坦荡超逸的一生，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他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摘编自任凤霞《一代名师张伯驹》）
路遥的“平凡世界”
厚夫
1986年夏，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大体有眉目后，路遥决定去南方的广州逛几天。一来，自己这几年埋头创作，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是很敏感，亲自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走走，现场感受那里的变化，寻求心灵体验，对接下来的创作有好处；二来，即将开工的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大潮下我国北方城乡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追求，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如何把握？路遥就是这样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深入生活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随意胡编乱造。在广州的每一天，他都把自己的见闻与观感写到笔记本上。笔记本写满了，他对同行的王天乐说：回吧，犁地的绳子等着我哩……于是，他们又回到西安。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做的准备工作也告一段落了。路遥又决定去一趟长安县柳青墓，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柳青老人。从文学起步的那天起，路遥就受到柳青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精神姿态，包括创作风格。这次，在《平凡的世界》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将开始创作之时，路遥去柳青墓显然是有目的的，而不是平平常常的祭扫。
很多年后王天乐这样回忆道：“回到西安后，路遥忽然要领我去一趟长安县的柳青墓。路遥好像对柳青墓地特别熟悉，哪里又多长了几根草都能说清楚。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路遥在柳青墓前为什么放声大哭？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什么？这些已经永远是历史之谜了。不过，按照路遥的性格来推断，他一定向柳青老人汇报自己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创作决心。路遥经常给朋友们说，作家要突破的永远是自己；作家在拳击台的对手就是自己，要不停地战胜自我。柳青生前也经常告诫作家：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是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如今，在长篇小说创作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之时，路遥虽是位精神硬汉，但也更需要柳青赐予特定的精神力量!
路遥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虚拟文学世界中，与小说中的人物倾心对话。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北方城乡人物的奋斗与悲欢离合，该出场的人物都已悉数出场了，他们在路遥精心搭建的文学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故事在路遥的笔下不断延伸，人物在路遥笔下不断丰满，他的第二部不断接近目标。
在第二部初稿的最后创作过程中，路遥明显地感到自己身体变化呈加速度状态——苍老许多不用说，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眼睛仍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感到这来自身体内部的变化正在让所谓的“青年时代”在瞬间就此永远结束。他还吟起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了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写到最后，路遥大声给三弟王天乐朗读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王天乐的眼里也闪着泪花。路遥笔下倾注了无限情感的中国农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路遥《路遥自传》）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平凡的世界》）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
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学生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他的分析细致入微，如剥蕉心，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最终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
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寅恪师去上课。他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那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1945年，在我来到哥根廷十年之后，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根廷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意料地迅速，先生回复了一封长信，并说想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会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不引以为荣呢？
这一年的深秋，我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北京。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到了冬天，寅恪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了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几乎没对任何人说过贬损的话。对青年学者，他更是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寅恪先生也从没有说过半句贬损的话。
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从那以后，直到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将近20年中，我没能再见到他。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5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
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这个空寞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
（有删改 ）
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最终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从状元到实业家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家中世代务农。张謇自幼读书，颇有造诣，但家中突生变故，他只有放弃科举，到淮军将领吴长庆手下做了一名幕僚。
朝鲜壬午兵变，吴长庆受命入朝平乱。张謇跟随吴长庆入朝鲜时，年近而立，当幕僚已有八九年，视野日渐开阔，思想日渐成熟。张謇在朝鲜期间写下《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读了以后很赞赏。但是张謇的身份只是秀才，翁同龢爱莫能助，唯寄希望于张謇科举考试成功，获得进士头衔，取得通向官场的通行证。
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获第二名。然而，接下来的四次会试他都没能考中。他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参加了第五次会试，终于顺利通过并获得参加殿试的机会。殿试考河渠、经籍、选举、盐铁等题，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是张謇的强项，他引经据典，论述透彻，文字古朴练达，主考官经过集体讨论，将张謇列为状元。
考中状元以后，张謇照例被授六品翰林院修撰。在翰林院供职轻松又有前途，过几年往外一放，就是学政或是知府、道台。再过几年升一升，就是今天的省部级高官。但对张謇来说，他的理想是济世救国，在做官与做实业之间，他宁可选择后者。
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清王朝割地赔款。消息传来，举国震惊。这使张謇彻底断绝了继续为官的念头。
张謇与两江总督张之洞相识后，两人在兴办实业方面非常投机，张之洞委派张謇主持南通州商务局，让他兴办纱厂和丝厂。有张之洞支持，张謇心里很高兴，可是兴办纱厂所需的巨额资金成了一大难题。
张謇百般奔走，但筹措资金相当困难。为筹措资金，哪怕有人拿十元八元钱入股，张謇也都感激地收下。一位老太太只有六元钱，张謇也给她鞠一躬，把钱收下。张謇费尽周折，受尽刁难，终于筹到15万两银子。
纱厂开工以后，连收棉花的钱都没有。张謇孤注一掷，一边卖纱一边收棉。苍天不负有心人，大生纱厂开工以后，恰逢棉纱价格上涨。第二年，纱厂还清亏空，第三年获利达10万两白银。到1908年，获利累计190万两白银。
纱厂走上平稳发展道路之后，张謇想起通州、海门交界处荒废的沿海滩涂是一个良好的商机，他倡导建立了通海垦牧公司。公司建立之初，张謇亲自在芦苇荒草中跋涉考察，带领工人修拦海堤坝，张謇共建21个垦牧公司，每年生产棉花20万担，可以有效地保障大生纱厂的棉花供应。
1904年，张謇在崇明外沙建大生二厂。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纱厂利润节节上升。张謇又建广生油厂，利用大生纱厂轧出的棉籽榨油；建大隆皂厂，利用广生油厂的下脚料生产肥皂；建复新面粉厂，建资生冶厂、铁厂、建港口、船运公司，修铁路，建懋生房地产公司，还有盐业公司、渔业公司、染织公司、电话公司、火柴厂、玻璃厂及旅馆、俱乐部等企业69家，总资产达3400万银元，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轻工业体系。
张謇利用企业利润，在南通疏浚河道、修筑公路，建起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建起包括图书馆、公园、气象台、公共体育场、养老院、公墓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服务机构，提倡人们像西方人那样文明游苑、文明看戏。张謇从轻工业开始，带动南通文化、教育、社会风貌全面发展，使南通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选自《中外书摘》，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