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边远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炽热的内心去感知海南寥廓天地下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碧云寺的秋色
钟敬文
北京西山碧云寺是一个大寺院，又是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上了几百岁的参天老干。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树木也相当繁密。
我是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红色的叶子。
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在变换着颜色。石塔前的柿子树，院子里那些攀着石桥和假山的爬山虎，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地黄的黄、赤的赤了。可是，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近日，情景突变。黄的、红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它来得是那么神速，将我那模糊的季节感惊醒了。
不论这里那里的爬山虎，都急速地换上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整片的绿叶已经不很容易了。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有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平日，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差别。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有一些叶子渐渐变黄，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鲜明地显出自己的艳丽。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柑黄的叶子都闪着亮光，把大槐树反衬得美丽可爱了。
释迦牟尼佛殿前的两株梧桐，弥勒佛殿前的那些高耸的白果树，泉水院石桥边的那株黑枣树……它们全都披上黄袍了。中山纪念堂一株娑罗树的大部分叶子镶了黄边，堂阶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的叶子也大都变成咖啡色的了。
自然，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还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刀锈色，可是，它们身上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褪下的。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了。多彩的秋林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夏日花园的美不能代替它，也不能概括它。
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作悲伤的季节。过去许多“悲秋”的诗篇或诗句，多半是提到“草木黄落”的景象的。其实，引起人们的伤感，并不一定是秋天固有的特性。从许多方面看，它倒是一个叫人感到愉快的时辰。所谓“春秋佳日”，决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
在夏天，草木的叶子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繁荣。但是，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到深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柿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赭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十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加以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这丰富的秋色将唤起人们怎样一种欢快的感情啊！
我们晓得古代诗人所以对秋风感喟，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诗人或因为同情人民的苦难，或因为伤悼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容易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面对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唉声叹气。“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明白地颂扬红叶的生机与美丽；“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诗人对于江南秋色分明艳羡不已。此外，如像“红树青山好放船”、“半江红树卖鲈鱼”……这此美丽的诗句也都远离“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种饱含着哀伤的情调。大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联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进代里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感情。我们没有权力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美，都必然是色盲的。
①这句话在文章结构上的作用是什么？
②作者使用“惊醒”一词，好在哪里？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赵简子大猎于中山，有狼当道，人立而啼。简子一发饮羽，狼失声而逋，简子驱车逐之。时墨者东郭先生将北适中山以干仕，策蹇驴，囊图书，夙行失道 ， 望尘惊悸。狼奄至，曰：“先生岂有志于济物哉？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处囊中，以苟延残喘乎？异时倘得脱颖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输诚哉！”
先生曰：“墨之道，‘兼爱’为本，吾终当有以活汝，脱有祸，固所不辞也。”乃出图书，空囊橐，徐徐焉实狼其中，三纳之而未克。狼请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图！”乃跼蹐四足，引绳而束缚之，蛇盘龟息，以听命先生。先生内狼于囊，引避道左以待赵人之过。
已而简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剑斩辕端示先生，骂曰：“敢讳狼方向者，有如此辕！”先生匍匐以进，跽而言曰：“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虽愚，独不知夫狼乎，性贪而狠；君能除之，固当效微劳，又肯讳之而不言哉？”简子默然，回车就道。
狼度简子之去远，而作声囊中曰：“出我囊，解我缚，我将逝矣。”先生举手出狼，狼咆哮谓先生曰：“我馁甚，馁不得食，亦终必亡而已。先生既墨者，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躯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奋爪，以向先生。
先生仓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 ， 引蔽驴后，曰：“狼负我！”狼曰：“吾非固欲负汝，天生汝辈，固需吾辈食也。”相持既久，遥望老子杖藜而来，须眉皓然。先生舍狼而前，拜跪啼泣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问故，先生因述始末，顿首杖下。丈人闻之，以杖叩狼曰：“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谓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为子必孝；又谓虎狼知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则并父子亦无矣。”狼曰：“初，先生救我时，束缚我足，闭我囊中，压以诗书，我鞠躬不敢息。是安可不咥？”丈人曰：“是不足以执信也。试再囊之，吾观其状果困苦否。”狼欣然从之。先生复缚置囊中，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兽负恩如是，而犹不忍杀，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从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于彼计则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类乎！仁陷于愚，固君子之所不与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举手且先生操刃区殪，弃道上而去。
（取材于马中锡《中山狼传》）
例句：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
空囊橐，徐徐焉实狼其中，三纳之而未克。
①中山狼②东郭先生③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