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研究与创新署首席执行官MarkWalport在声明中表示，政府资金的投入要确保英国各个行业都能够扎根于英国本土，并起到吸引内外部投资的作用。据悉，由于受到脱欧问题影响，（ ），其中本田已经决定在2021年关闭其在英国斯温登的工厂，日产则放弃了在英国桑德兰工厂投产下一代X-Trail的计划。从英国政府的态度来看，其与德国在电动车领域的策略多有类似，那就是利用政府投资来增大本国汽车工业对于内外部投资的吸引力。去年11月份，德国政府宣布将投资10亿欧元支持研发新一代固态电池的计划。而这一计划目的旨在减轻德国汽车制造商对中国、韩国等亚洲供应商。英国政府同样面临类似的压力。在今年2月份时，英国媒体就曾发表过一篇《英国正在电动汽车的竞争中失去动力》的文章，其文章内容称，“在全球电动车竞赛当中，中国已经领先，但英国却失去动力”。英媒表示，尽管英国政府努力用现金投入推动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项目，但与中国政府的投入相比，其投入微乎其微。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材料一：
非典中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北京市人民医院。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222人感染，包括93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盖白布的病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我去看了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传给了妻子儿子，想尽办法只能找到一个医院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我“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当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我只不过隐约感到怪异，仅此而已。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摘编自新闻记者柴静传记集《看见》）
材料二：
非典报道经历了从瞒报到高度透明化的历程，这表明新闻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从“如何包”转到了“如何报”，从内容控制转到了方向调控。在传统机制下，一些新闻主管部门认为消极信息容易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和社会动荡，因而媒体在信息流通中实行严格的把关制度，侧重于“包”不重“报”。中国传媒对于危机报道的典型做法是在保守的方针下，采取低调而务实的报道模式。应该说这一传统是在建国之初就形成的。当时中国面临国内外的险恶局势和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需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封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前提是资讯手段的不发达，信息渠道的单一。
这一做法延续到今天则并不合适：一方面当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公众的信息需求扩大，对知情权的要求日趋强烈；另一方面通讯技术不断发展，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传播学认为，流言的流传程度=事件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如果媒体继续采取沉默的态度，既达不到封锁信息的目的，又缺乏权威的消息。社会舆论主体缺位，必然纵容了流言的传播而破坏社会稳定。从管理学上看，传统新闻管理侧重微观的内容管理，而非方向性引导，而由于内容管理的庞杂，必然导致信息传送的滞后，造成舆论主导真空，流言乘虚而入，反而容易引起恐慌。此次“非典”事件前期的抢购风波验证了这一点。
(《“非典”事件对新闻改革的影响》)
材料三：
“非典”时的政府扣押信息、“媒体集体失语”等观点，与事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3条规定，在暴发严重疫情时，媒体在对外通报前须征得卫生部的同意。我们需要强调，记者应当依法报道。由此可见，所谓非典期间“媒体失语”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卫生部门出现了“故障”。
事实也的确如此。“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句俚语，可以非常形象地形容2003年3月和4月中上旬中国社会的特殊状态。在医学界，北京的洪涛院士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衣原体”，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南方专家却坚持认为是冠状病毒。双方对SARS病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从科学研究角度看，这是非常正常的。然而，从当时SARS迅速蔓延的紧迫形势看，人民群众急切地想要知道非典的病原信息。对此，当时的媒体都没有报道。不是媒体不能报道，也不是什么力量控制媒体不准报道，而是所有人，包括媒体和卫生部，都必须等待专家们的最终判断。由此可见，由于SARS复杂病因引发的医学争论，才是造成所谓当时“媒体集体失语”的真正原因。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洪涛院士随即也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至此，争论结束。4月20日，国家卫生部门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非典”疫情。接着，新闻媒体也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急切盼望信息的广大受众。
（摘编自尹韵公研讨会主题发言稿《对非典时期新闻传播的再反思》）
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老舍
近来忙得出奇。恍惚之间，仿佛看见一狗，一马，或一驴，其身段神情颇似我自己：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每想随遇而安，贫而无谄，忙而不怨。无谄已经做到，无论如何不能欢迎忙。这并非想偷懒。真理是这样：凡真正工作，虽流汗如浆，亦不觉苦；反之，凡自己不喜做，而不能不做，做了又没什么好处者，都使人觉得忙，且忙得头疼。想当初，苏格拉底终日奔忙，而忙得从容，结果成了圣人──圣人为真理而忙，故不手慌脚乱。即以我自己说，前年写《离婚》的时候，本想由六月初动笔，八月十五交卷。及至拿起笔来，天气热得老在九十度（约等于32℃）以上，心中暗说不好。可是写成两段以后，虽腕下垫吃墨纸以吸汗珠，已不觉得怎样难受了。七月十五日居然把十二万字写完！因为我爱这种工作哟！我非圣人，也知道真忙与瞎忙之别矣。
所谓真忙，如写情书，如种自己的地，如发现九尾彗星，如在灵感下写诗作画，虽废寝忘食，亦无所苦。这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产生伟大的东西与文化。人在这样忙的时候，把自己已忘掉，眼看的是工作，心想的是工作，做梦梦的是工作，便无暇计及利害、金钱等等了；心被工作充满，同时也被工作洗净，于是手脚越忙，心中越安怡，不久即成圣人矣。情书往往成为真正的文学，正在情理之中。
所谓瞎忙，表面上看来是热闹非常，其实呢，它使人麻木，使文化退落，因为忙得没意义，大家并不愿做那些事，而不敢不做，不做就没饭吃。在这种忙乱情形中，人们像机器般地工作，忙完了一饱一睡，或且未必一饱一睡，而半饱半睡。这里，只有奴隶，没有自由人，奴隶不会产生好的文化。这种忙乱把人的心杀死，而身体也不见得能健美。它使人恨工作，使人设尽方法去偷油儿。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在那儿做事，全是我不爱做的。我不能不去做，因为眼前有个饭碗；多咱我手脚不动，那个饭碗便“啪”的一声碎在地上！我得努力呀，原来是为那个饭碗的完整，多么高伟的目标呀！试观今日之世界，还不是个饭碗文明！
因此，我羡慕苏格拉底，而恨他的时代。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忙成个圣人，正因为他的社会里有许多奴隶。奴隶们为苏格拉底做工，而苏格拉底们乃得忙其所乐意忙者。这不公道！在一个理想的文化中，必能人人工作，而且乐意工作，即便不能完全自由，至少他也不完全被责任压得翻不过身来，他能把眼睛从饭碗移开一会儿，而不至立刻“啪”的一声打个粉碎。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才会真忙，而忙得有趣，有成绩。在这里，懒是一种惩罚；三天不做事会叫人疯了；想想看，灵感来了，诗已在肚中翻滚，而三天不准他写出来，或连哼哼都不许！懒，在现在的社会里，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不比忙坏；忙出来的是什么？那么，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世界上必有那么一天，人类把瞎忙从工作中赶出去，人人都晓得，都觉得，工作的快乐，而越忙越高兴；懒还不仅是一种羞耻，而是根本就受不了的。自然，我是看不到那样的社会了；我只能在忙得——瞎忙——要哭的时候这么希望一下吧。
（选自《益世报》“益世小品”第十五期，有删改）
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进士第三，性颖敏，有权略。皇太子出阁，召拜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丁母忧归。服除，擢国子祭酒，寻改吏部。故事，吏部率鐍①门，所接见庶官不数语。阶折节下之，见必深坐，咨边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阶意，愿为用。尚书熊浃、周用皆重阶。用卒，闻渊代。自处前辈，取立断。阶意不乐，求出避之。命兼翰林院学②士，寻进礼部尚书。帝察阶勤，又所撰青词独称旨，召直无逸殿，赐飞鱼服及上方珍馔。上尊无虚日，廷推吏部尚书，不听，不欲阶去左右也。嵩怙宠弄权，猜害同列。既仇夏言置之死，而言尝荐阶，嵩以是忌之。一日独召对，语及阶，嵩徐曰:“阶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盖以其尝请立太子也。阶危甚，度未可与争，乃谨事嵩，而益精治青词迎帝意。寻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密疏发咸宁侯仇鸾罪状。阶与鸾尝同直嵩欲因鸾以倾阶及闻鸾罪发自阶乃愕然止而忌阶益甚帝既诛鸾益重阶数与谋边事时议减鸾所益卫卒，阶言:“不可减。又京营积弱之故，卒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廪以资赏费。”皆用之。一品满三载，进勋为柱国;满六载，再录子为中书舍人;满九载，改兼吏部尚书。杨继盛下锦衣狱，嵩属陆炳究主使。阶戒炳曰:“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为危语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谢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显结宫邸怨也。”嵩惧，乃寝。倭躏东南，帝数以问阶，阶力主发兵。又念边卒苦饥，请收畿内麦数十万石，自居庸输宣府，紫荆输大同。帝悦，谕行之。万历十一年卒，年八十一，赠太师，谥文贞。
(选自《明史•徐阶传》，略有删改)
【注释】①鐍(jué)，锁闭。②青词，指道士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将的符箓。用朱笔书写在青藤纸上，故又称绿素。
①阶危甚，度未可与争，乃谨事嵩，而益精治青词迎帝意。
②阶戒炳曰:“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
访中洲
姚镛
踏雨来敲竹下门，荷香清透紫绡裙。
相逢未暇论奇字，先向水边看白云。
【注释】奇字：一种异于小篆的字体。
从2020年3月5日晚开始，一张照片在朋友圈刷屏：夕阳西下，阳光撒向大地，一名医生和一位躺在病床上的患者一同望向夕阳。照片来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3月5日傍晚，援鄂的上海中山医院医生刘凯，陪卧床老人做CT途中，询问老人：“要不要看一眼夕阳？”于是有了这令人动容的一幕。一个是年近九旬的重病患者，一个是从业未久的年轻医生，在这场严峻的考验面前，可能都曾有过惶恐、灰心、失落。报道里说，这位患者刚入院时病情危重、心情低落，甚至拒接家人电话。而在这个下午的那一刻，两个生命在夕阳之下的背影给我们带来一种莫名的感动。
人之为人，像一棵芦苇，脆弱也坚韧。病毒能袭击我们的身体，却难以击垮我们的精神。一抹夕阳、一个眼神，都能让我们疲惫不堪的灵魂瞬间被“治愈”。我们总在很多时候有所失去也可以有所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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