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先后著书立说，介绍铁路知识。帝国主义列强纷纷谋求在中国修建铁路，以便把他们的侵略势力从中国沿海伸向内地，并为此展开了种种活动。1881年，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竣工。1885年中法战争后，洋务派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尽管在修建铁路的问题上保守势力的反对最为激烈，洋务派往往在争论中寡不敌众，但是到1895年为止，全国仍陆续修建了360余公里的铁路。1909年建成的京张铁路是中国首条不使用外资及人员，由中国人自行设计、投入运营的铁路，但也仅仅只是一个象征而已。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平均每年修建铁路300余公里，不仅数量少且分布偏、标准杂、管理混乱。
——摘编自崔罡、崔啸晨《中国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
材料二 1835年德国修建了从纽伦堡到费尔特的第一条铁路，全长仅12公里，到1848年就达到2500公里，其增长速度，仅次于英国和比利时，居欧洲第三位。1848年欧洲革命后，铁路增长更快，1860年为5822公里，1870年增到21471公里。到1871年，以柏林为中心的稠密铁路网已经形成。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说过：“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的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财政层面上，甚至不在于国民经济的层面，而是在于政治层面上。铁路网作为唤起民族精神、滋养民族精神、增强国家的防御力量的手段，对于我们德国人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远远超过对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价值。”
——摘编自周小粒《近代铁路对德国现代化的作用》
材料 科学中心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其科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科学成果最多，作为科学活动中心的国家或地区。20世纪60年代，日本科学家汤浅光朝用统计方法表述了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在某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科技成果及科学家人数超过全世界科学家总数的25%，该国就是当时的“科技活动中心”，其持续时间叫做科学兴隆周期。近代科学开始于14—16世纪，伴随着文艺复兴而诞生。它始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欧洲其他国家。自此，世界舞台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科学中心的转移：第一次科学中心在意大利（1504—1610）；第二次科学中心在英国（1660—1750）；第三次科学中心在法国（1760—1840）；第四次科学中心在德国（1875—1920）；第五次科学中心在美国（1920年至今）。
——摘编自赵红洲《科学能力学引论》
从材料中提取相关信息就科学中心时期的某一国家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世界史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
材料 朱元璋出身贫寒，在参加农民起义之前，曾亲眼目睹了元朝官员的横征暴敛。明初刑律，包括律、令、诰和榜文四个方面。《大明律》多次修订，于洪武三十年正式颁行。此外，朱元璋还法外用刑，将旨意凌驾于《大明律》之上，编成《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详尽地记载了有关惩治贪污、打击豪强以及防止百姓流亡的事例和律令。其中，列有不少酷刑，如凌迟、剥皮、枭首、抽肠、阉割、挑膝盖和族诛等，当时，法外刑讯的机构是臭名昭著的锦衣卫。这一皇家的特务机关避开三法司，直接对皇帝负责。它可以任意捕人，加以拷讯、杀害。还实行廷杖，在殿廷上公开杖责因进谏而触怒皇帝或有过失的大臣。《大明律》规定：凡是贪赃白银60两者，皆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在府州县衙门的左面特建“皮场庙”，贪官枭首后均剥皮实草，置于官府公座两旁，作为后任官员的前车之鉴。
——摘编自安震《千秋兴亡》
材料 早在1816年，英国最早的和平主义团体伦敦和平协会便已诞生，而和平主义真正大范围地在英国风行则是在一战后。战争给英国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一代最有才华和最具创造力的青年”的死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投下沉重的阴影，厌战、反战的情绪在英国乃至欧洲弥漫。这种朴素的心理诉求，使得和平主义再度被召唤，诸多和平主义者及一系列和平主义组织大量涌现，其支持者也不断增加。进入3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爆发、德国法西斯化和国际局势的日趋紧张，群众厌战追求和平的呼声也更加高涨。战争的阴云正在聚集，英国是否要重整军备，防范侵略？这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大多数政治家此时都持和平主义立场，他们虽然反对纳粹的黩武政策，却希望用绥靖手段来安抚希特勒，因此，反对重整军备。鉴于时局的恶化，保守党从1935年起开始进行有限度的重整军备。尽管保守党重整军备是半心半意的，其政策核心是绥靖主义，但这些半心半意的的军备措施仍然发挥了作用，在二战初期帮助英国渡过了难关。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 新中国建立后，董必武作为政务院副总理负责新中国的立法工作。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许多独创性的见解。1956年董老在党的八大上向全党提出“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的号召。董老认为党的政策与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要防止把二者对立起来，只按照法律规范办事而忽略党为保证法律实施而制定的政策，因为法本质上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党的政策比法律更具有时代性、灵活性，且政策可以弥补法律的滞后性和原则性。他认为，培养全民的法律意识，对于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必须对群众加强法律的宣传教育。董老在论述民主法制建设的问题时，强调了人民在法制建设当中的重要性。坚持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是法制建设必须贯穿始终、坚持到底的重要原则。
——摘编自陈泽平《论董必武法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内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