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空间是固定、具体的，而时间则需要通过某种办法加以测定和标识。人们测定和标识时间的参照最初是感知和观察到的物候和气候的变化。什么时间月圆了、月缺了，什么时候气候转暖，种子发芽、庄稼生长了……这些变化就被我们的先人用来作为早期测定时间的依据。
时间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人们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计算、记录时间，就要进一步选择具有普适性，恒久性和周期循环性的参照物。于是，太阳、月亮、谷物的成熟期等，就成为了优选的参照系。人类很早就学会观察日月星辰，用以测量时间。大约在纪元前五千年，人们利用指时杆观察日影。纪元前11世纪，已经有了关于日晷和漏壶的记载。详细记录时间的钟表的发明，大约是13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了。
协调和规范各民族或国家群体内部公共时间制度的，是各国的特定历法。世界现行历法最为普遍的有：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太阳历或称阳历，我国当今使用的公历就是这一历法，作为我们传统时间制度组成部分的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实质上也是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还有以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周期为参照物的太阴历或称阴历；我国自夏代开始使用、后经汉武帝太初元年修订的兼顾太阳历和太阴历确定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即所谓“夏历”“农历”，或俗称的“阴历”“旧历”。这样说来，我们的夏历是既参照了对月亮的观察，又参照了对太阳的观察而制定的。
我们的民间传统节日体系，例如春节、元宵节等都是依据过去千百年来通行的阴阳合历而确定的。这种历法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正像我们对光华照人的月亮以及太阳倍感亲切一样，对使用了几千年的阴阳合历我们同样有着深深的钟情和依恋。
为了找到一个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又准确标识寒暑往来规律的计时办法，人们将一年365天平分为24等份，分别给予一个名称，如立春、雨水等，于是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时间标识制度。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节气的名称与今或有不同，但在汉代刘安著《淮南子》中，就明确有二十四节气名称的记载了。各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作为标志，即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我们的先人发明节气，把自然界的变化、动植物以及人体功能的状态和变化都反映出来了，而且相当准确：雨水，草木萌动；立秋，凉风至等。这些都是从人们对自然界的细腻感觉出发而形成的，体现出对客观规律的准确认知，相当科学。
以上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合并使用的阴历阳历时间制度，各有其科学依据、计算方法和历史发展进程。表面上看来似乎互不关联、彼此相悖，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交错使用、互为补充，形成了协调并用、多元而统一的时间计算体系。这个多元而统一的时间制度就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生活节律和节日体系的背景。
（刘魁立《中国人的时间制度》，有删改）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 ， 祖父汎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建武三年，充生。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不言。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以笔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常言人长，希言人短。能释人之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
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泛结俗材。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然终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
（王充《论衡·自纪篇》，有删节）
①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
②礼敬具备，矜庄寂寥
③以笔著文，亦如此焉
④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
⑤幽处独居，考论实虚
⑥行苟离俗
①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3分）
②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
③淫读古文，甘闻异言。（2分）
挺拔之姿
朱以撒
晋人普遍有好竹之癖，打开魏晋史册，一群生机勃勃我行我素的人就涌了出来，在山阴道上的竹林深处，放浪形骸，快然自足，得大自在。
这当然是我三十几岁以后才意识到的。我和魏晋间人相近之处，就是有过比较长的山野生活，与竹相近。常常会站在山顶，看山峦连绵起伏，竹海无际。那时我想着自己的出路，如果能像一竿竹子这般凌空而起那就好了。竹海里纤尘不染，枝叶让天水洗净，摇曳中偶尔闪过阳光的光泽，它们的顶端是最先接触到每一天太阳的光芒的，不禁使我艳羡。山野稼穑，先是基于温饱的认识——每一竿竹都可以构成生存的支架，把一个个家庭托住，不至于坠入饥寒之中。而每一枚笋，春日之笋也罢，冬日之笋也罢，对于一位腹内空洞的人而言，简单地烹调之后，无异于美味了。那些没有成为餐桌美味者，不舍昼夜继续伸长，令人仰望。那些被山农认为是成熟了的竹子，在叮叮咚咚的刀斧声中倒下，削去枝叶，顺着规划好的坡道滑下，被长长的平板车载着，进入再加工的程序。和竹子一样，人也是善于生存的植物，贫瘠清苦中也会挣扎着生长。我注意到一些竹子的确没有长好，是吃力地拱出石块的，此后也就一直不能顺畅，总是被压制着扭曲着，不禁让人生出怜悯。只是我一直认为它会更具备倔强的美感，它的根后来制成了一个老者形象的工艺品，比其他的更有铁枝虬干的峥嵘了。
待到我在鹤峰原度假，已经到了闲适的年龄了。风随夕阳西下而愈加强劲，一些植物已在形态上仓皇失措，叶片翻飞如鸟兽惊散。竹林在随风俯仰中显示了一种从容，在徐徐的摇曳里，山野之风的张狂之力往往被斯文地化解开来。在魏晋的文字中有不少“徐徐”的记录，“徐徐”看起来只是肢体上的动作，实则是内心的从容优雅。内心慢了，整个人的举止也就慢了，斯文了，有风度了。竹被称为四君子之一，它在四君子中是最为清俊的，风来了，风过了，余韵袅袅。
竹子从笋尖出土就开始了笔直向上的里程，追慕光明，从而略去了许多天下扰攘。竹子作为人格气节的象征是有道理的。屈原的《离骚》充满了香草的芳香，可惜，他写的都是湘沅泽畔之物。他一定离竹林很远吧，要不，他一定会以孤竹自况，向楚怀王表示自己砥节立行的井渫之洁和安穷乐志卓然自异于俗常的格调——以竹子作为喻体，会胜过那些优柔的香草，也会使屈原风骨遒劲，不至于最终绝望而自沉汨罗。当然，竹子在我眼中也有一些孤高兀傲的意象。争相轩邈，思逐风云，都像梁山好汉单干时那般独标奇崛。相比于王维在夜间的竹林里又是弹琴又是长啸，弄得一片喧哗，我则以为竹下独坐静听风来会更与竹默契。李白就是这般静静地坐在敬亭山上的。竹是清肃之物，郑板桥曾在《兰竹石图》上题写了“各适其天，各全其性”，认为它是循自然之道的。如果它是一个人，一定是心怀素淡，性喜萧散，有一些不可犯之色。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个位置来安放一竿竹子，或者一片竹林。所谓风骨，就是内在的支撑。
一个人爱竹，在他笔下会有哪一些流露呢，真要用两个字说道，那就是“清”和“简”了。庾子山在《小园赋》中有不少数字，不过最让人欣赏的是“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读到此处，清出来了，简也出来了。在魏晋这样一个尚竹时代，竹是环境的背景，也是心境的背景，如果观察他们的雅集轨迹，竹林七贤、金谷宴集、兰亭修禊，都是在茂林修竹间，在这里挥麈清谈、稽古观心，是很有一些清简之趣的，像王羲之的《大道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王珣的《伯远帖》，都那么小，一张便笺般大小，清简出风尘，三笔两笔，精气神都聚于此了。在笔墨清简的背后是唯美的人格——一个人可以奇点、怪点，也可以不循常轨剑走偏锋，却不可落入尘俗的泥淖里。想想当年的阮籍，以青眼、白眼待人，相比于今人内怀奔竞之心，好冠盖征逐之交，那时节的人在处理人的关系上显然清简得多。
我是在农耕兄弟的老房舍里大量的竹器中看到竹子之力的，力透到寻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紧紧地箍住了一家人的生活、一个村子的生活，不使失散。渐渐地，在竹林环绕中的人们也有了坚韧和忍耐。实在的劳作泥泥水水寒暑无间，使人长于自守，默然无语。而另一面又使我察觉到民风的强悍，只是平素在体力蓄积着，不使外泄。所不同的是农耕者远没有竹子的挺拔俊秀，少年时过早地负重，后来再也长不高了。尽管我离开那里很久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他们就是一片会行走的竹子。
回到城里看到的更多是与园林建筑相匹配的纤纤细竹，优雅而有骨感。进入古色古香的庭院，玩味钟鼎彝器、瓦甓青花，又翻动图籍残纸。忽然有一缕淡淡的流逝感浮了上来——日子是越发小巧婉约起来了。算算此时，是农历的六月七月之交，时晴时雨，山野在潮湿中，无数的竹鞭在奋力吮吸，竹节争先向上，风雅鼓荡，场面奇崛，整座山岭充盈着大气与生机，让热烈的阳光照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