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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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 |
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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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春“毋覆巢，毋杀” |
《礼记·月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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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伐木”“毋杀口虫”“毋鹿”“毋卵”“毋焚山林”…… |
西汉《四时月令诏条》（20世纪90年代敦煌考古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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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非时……依乡法” |
《唐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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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不独以农事为先务……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急讲……督抚大吏身任地方，所当因地制宜，及时经理……俾地无遗利，民无余力” |
《大清会典则例》乾隆诏令 |
——摘编自陈业新《中国环境史》
材料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世界环境污染大爆发。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沿岸海域海洋污染、海洋生态被破坏；两种新污染源——放射性污染和有机氯化物出现，使环境污染危机向着更加复杂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1968年，来自10个国家的30位专家在罗马成立“罗马俱乐部”，研究人类环境问题。1970年4月，美国一些环境保护工作者和社会名流发起的一场声势空前的“地球日”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保运动。1972年6月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呼吁全人类要对自身的生存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因为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就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共商对策，探求协调今后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法，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里约峰会正式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主张成为人们的共识，“环境与发展”则成为世界环保工作的主题。
——摘编自梅雪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
材料：无锡市民贺星允老人从1958年始每天不落的记账，20多本家庭账册以平民角度记录下国家历史的巨变。表中数据是从贺星允老人20多本家庭账册整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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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家庭总收入 |
家庭总支出 |
一幅大饼油条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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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
971.2元 |
798.26元 |
4分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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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
1568.3元 |
1003.97元 |
2角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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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
30595.12元 |
13705.18元 |
5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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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
65872.45元 |
39564.72元 |
3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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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
112358.68元 |
78523元 |
6元 |
——摘编自2018年12月28日《扬子晚报》
从材料中提取相互关联的数据，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解读。（要求：提取的数据有关联，看法明确，历史解读合理，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新中国建立后，针对全国各地税制极不统一的状沉，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财力需要，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加强税收工作，建立新税制。同时还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规定除农业税外，全国征收14种中央税和地方税，即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等，不久，又公布《契税暂行条例》，开征契税。在农业税制方面，対全国各地实行的税政、税种、税目和税率也进行了调整，特区省份也陆续制定了牧业税征收办法。以上各税在全国统一实行以后，全国税政得以统一，这也标志着新中国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建立，初步形成了以按产品或流转额征收的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其他税种相辅的工商税收制度。当时建立的税改制度实行“多税种，多次收”的复税制体系，适应了当时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情况。
——摘编自蔡秀玲《新中国成立60年我国税制的沿革与思考》
材料：1899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所写《东籍月旦》一文，被认为是国人采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的肇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阐述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903年，他又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最后，梁启超下了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从形式到内容，完成了“中华民族”这一科学的现代观念的定义。
——摘编自人民网《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