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人生遭际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均早年丧父。五四文学之所以在他们手里得到确立，与其丧父经历有一定关联。
父亲的死亡，意味着由父亲所承载的社会权力出现了缺失，这极大地改写了家庭的内在结构，“子”因此被推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不得不独自面对社会的生存压力，自主地规划未来人生，这便为其逸出父权在场时所规范好的人生疆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父权缺失固然是为“子权”的张扬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那么，“子”在既有的文化环境下，所承继的依然会是父权的衣钵。晚清社会如果不是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强力冲击，其自我封闭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会依然如故地运行着，人们的观念也会周而复始地传承；至于上层社会主动地去推动社会变革，更是不可想象。面对外在挑战，晚清政府开始对社会进行变革，变革的结果之一，便是为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在欲循既有社会规范而不得的情形下，提供了子权张扬的历史物理空间。
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的实施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晚清政府大力主导下的新式教育，在推行中受到了人们头脑中既有思想的抵制，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还依然牵挂科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有的文化传承模式中断，这迫使人们认同并皈依国家体制所主导的新式教育，迫使传统的士大夫抛却了既有的知识谱系和道德体系，并由此开启了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序幕。在新式教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胡适，之所以留学美国，其根本的考量便是“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相较而言，那些一直在父权主导下的读书人，则没有像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那样，可以顺畅地实现自我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在文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徐枕亚，尽管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熏染，但其父权始终规范制约着其人生疆域，甚至于他连婚姻也无法自主，更遑论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变革了。
父权的在场固然限制了子权的张扬，但父权的缺失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子权的凸显。如有一些传统的读书人，其父权尽管存有缺失，但他们并没有在父权缺失的缝隙中，通过新式教育完成自我主体的确立。在近代小说创作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李伯元，尽管也有丧父之痛，但由于他并没有接纳新式教育，更没有完成对西学的认同，这使得其创作出来的“谴责小说”依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
当然，五四文学的发生有着诸多的原因。但是，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创建主体挣脱了父权藩篱的束缚，这的确是他们得以完成历史性蜕变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5年第5期，作者李宗刚）
黄尊素，字真长，余姚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二年，擢御史。疏请召还曹于汴、刘宗周等，而劾尚书赵秉忠、侍郎牛应元顽钝，秉忠、应元俱引去。又数陈边事，力诋大将马世龙，忤枢辅孙承宗意。时帝在位数年，未尝一召见大臣。尊素请复便殿召对故事，面决大政，否则，讲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四年三月朔，京师地震三，适帝体违和，人情惶惧。尊素力陈时政十失，末言：“陛下厌薄言官，人怀忌讳，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误国者护耻败之局。不于此进贤退不肖，而疾刚方正直之士如仇雠，陛下独不为社稷计乎？”疏入，魏忠贤大怒，谋廷杖之，韩爌力救，乃夺俸一年。既而杨涟劾忠贤，被旨谯让，尊素愤，抗疏继之。陛下登极以来公卿台谏累累罢归致在位者无固志今忠贤不法状廷臣已发露无余陛下若不早断彼形见势穷复何顾忌。”忠贤得疏愈恨。八月，河南进玉玺。忠贤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门进，行受玺礼，百僚表贺。尊素上言：“本朝弘治时，陕西献玉玺，止令取进，给赏五金。此祖宗故事，宜从。”事获中止。尊素謇谔敢言，尤有深识远虑。杨涟将击忠贤，魏大中以告，尊素曰：“除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之乎？一不中，吾侪无噍类矣。”尊素讽涟去，涟不从，卒及于祸。汪文言初下狱，忠贤即欲罗织诸人，为尊素所解，恨甚。其党亦以尊素多智虑，欲杀之。使者至苏州，其城外人并击逮尊素者，逮者失驾帖，不敢至。尊素闻，即囚服诣吏，自投诏狱。知狱卒将害己，叩首谢君父，赋诗一章，遂受酷刑死，时六年闰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福王时，追谥忠端。
（节选自《明史•黄尊素传》）
①不于此进贤退不肖，而疾刚方正直之士如仇雠，陛下独不为社稷计乎？
②汪文言初下狱，忠贤即欲罗织诸人，为尊素所解，恨甚。
小包袱
单冬花开始整理她随身携带的小包袱。包袱有枕头那么大，针头线脑都装在里面。儿子张孝德常笑话她的小包袱，说里头不一定都装着针头线脑，一定还有什么秘密宝贝，无论是到弟弟家住还是到北京住，一直不离她身。
女儿张小梅从乡下来接母亲回家，瞅着一个傍晚单冬花和菜市场认识的老乡告别的机会，悄悄打开了包袱。包袱里包着包裹，打开里面发现是一个一个信封，信封上缠着红红绿绿的线，缠绕得严实。信封里装了内容，有厚有薄。张小梅猜想是钱，神秘地说：“妈的包裹里放了钱。”张孝德说：“姐，你没事闲着，妈每天看她的包，你动了她准知道。”
看着母亲的小包袱，用小毛巾、旧布块、塑料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的一个小包包，小包包里有四十多个信封，信封都是自己早年当兵时给家里写信用过的牛皮纸信封，封面的字迹还清清楚楚。张孝德忽然觉得应该给母亲的小包袱拍个照，他用手机拍下了包袱和包袱里的信封，把图发到微信群里并写下一段话：深刻的亲情是不能被浅薄的快乐填满的，一想到城市生活那些背后的空洞无物，我就惶恐不安。看着母亲的小包袱，我想起了童年、成长和对母亲的感情，我好痛恨自己不能用语言表达对母亲的爱意。
天快黑的时候，单冬花回来了。她直奔自己的卧室，打开灯，掀起枕头发现包袱动过了，信封没有动。她明白是闺女张小梅动了，单冬花不喜欢闺女，再孝顺的闺女也是人家的媳妇。单冬花一时不想揭穿闺女的把戏，她知道闺女是心焦包袱里的钱，可包袱里的钱不心焦她。
终于到了回乡的日子。单冬花紧紧抱着她的小包袱，看着小梅和孝德大包小包的提着。包多手少，张孝德建议把小梅的一个小提包和母亲的小包袱捆绑在一起。正捆着，公交车来了。夜色迷蒙，路灯朦胧，张孝德架着单冬花上了车，小梅提着大小包包随后上车。
公交车行驶了四十分钟到达火车站。下车后开始清点行李，单冬花说：“把我的小包袱给我，拿惯了，手里空空的，总觉得少了什么。”
包袱不在了。
张小梅以为单冬花拿着，单冬花以为是张小梅取着，都急得团团转。
单冬花说：“出门时我拿着，上车时孝德说要和小梅的提包系在一起，我明明知道小梅从我手里接走了包袱。”
张小梅说：“妈的包袱啥时候舍得叫旁人拿，我还有福气拿？我是真没有见。”
单冬花腿软得不由得要往地上坐，哽咽着说，两万多块钱呢。一家人不说话了，谁也没想到单冬花的包袱里有这么多钱。
短暂的沉默后，大家开始回忆当时的细节。孝德想也许是忘记把那个包袱带下车了，立即拦下一辆出租车，向公交汽车下一站追去。半个小时后，孝德回来说车上没有。孝德说我快发微信，或许可以帮上忙。
小梅突然想了起来，说：“我的手机还放在那个包袱里边。整理包袱时想着妈的小包袱最重要，手机也最重要，顺手就塞进去了。”孝德问：“是否开着机？”小梅说：“开着。”孝德急忙拨号，结果是关机。
人流拥挤着开始进站，单冬花腿上是一点儿气力都没有了。张孝德仿佛感受到了母亲此时的痛苦，搀扶着，在一旁反复安慰母亲，说破财免灾，只要您健康长寿；更何况，如今的社会还是好人多，大都不在乎您这点钱，人家捡到后一定会给咱送回来；放心回家，不等火车到家就会有好消息，城里的派出所神速着呢。
安顿她们上车后，张孝德立即给家里外甥的银行卡打了一万五千元，并让外甥告诉姥姥说警察当天上午就找到捡包的人，要回了钱，剩余的钱作为感谢费送给好心人了。张孝德再三叮嘱不要说漏嘴。
回到家，在给母亲的电话里，张孝德说：我们自己不小心，包袱丢到车上了，被一个好心人捡着，他通过派出所找到我们，包袱里的东西都完好着呢。
单冬花还是不信，说，包袱里的东西你都清点了？
张孝德说，清点了，零票都换成整钱了。
单冬花说，我那些信封里还有东西呀，千万不敢丢了，你可放好了？
是什么东西呢？张孝德一时语塞，假装手机信号不好，说，妈，你说啥，听不清楚你的话。
单冬花大声说，我那些信封里一多半不是钱，是你的信呀，是你当兵时寄来的信。我百年后要带给你爸的，也好叫你爸知道我是怎么养大他的儿子的呀。
张孝德拿着手机流泪应着，都在，妈，钱在信也在。
张孝德回家找出一沓旧稿纸，坐在桌前，他在想，二十多年前给母亲写过的信里都是什么内容呢？那些内容他是彻底忘记了。
张孝德提笔写下一行字：妈，我在部队想家了。
接下来呢？文字还能在一个人的疼痛中生长吗？
（摘编自《小说月报》2016年第3期，作者葛水平，有删节）
我与父亲汤用彤
白岩松问我：“你和你父亲相比，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我说：“我父亲主要注意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关注的是民族和国家学术的发展，他把精力都花在写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上。听胡世华先生说，“九一八”后，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飞，我父亲照样讲他的佛教史。虽然我对学术研究也有兴趣，也写了一两本书，但功力比我父亲差多了；只是，可能我比父亲更加关注现实。”
我自知在学术文化上是不能和父亲相比的。父亲从小就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等，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我自小上的是新式学校，小学时，学习平平，没有什么大抱负。由先修班升入北大本科也很勉强。到大学后，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但有些课程也只是考个及格，有的课程没有能坚持学下去。但有些课我学得比较好，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西洋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从上述选课情况看，我是比较重视西方哲学学习的，但这比起父亲在美国学习的四五年是相差很远的。我从哈佛大学拿到一份父亲在哈佛研究院的成绩单，现列于下：
1919至1920年，用彤先生选修了“比较文学”和七门“哲学”课；1920至1921年，选修了三门“印度哲学”、五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课程；1921至1922年，选修了五门“印度哲学”、一门“宗教史”、一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
成绩单上还写明：
用彤先生于1921年2月28日获硕士学位。
父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从事他的学术研究的。回国后的20余年，正是他人生最有思想活力的时期。他全心地做研究，常常研究到深夜两三点。其书数易其稿，才得以成为权威性之著作，至今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
父亲的著作不多，真正成系统的书有四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和《隋唐佛教史稿》。他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我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体上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本来有野心想写一部《魏晋南北朝道教史》，以期能和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样为人重视，但是我仅仅在北大教了两遍“早期道教史”，就匆匆写出了那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前后也不过两年多时间，怎么能理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那么复杂的问题呢！
不过，我也许比父亲更加关注当前的现实社会。父亲自20世纪20年代后专心学术研究，是从长远考虑中华文化之复兴，或许有更深远的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为学术而学术”使得他远离了现实社会和当时一般文化所关注的问题。1983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应邀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中国哲学圆桌会议”，这次圆桌会议是讨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途问题”。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在哈佛主讲“儒家思想”，着力要证明中国的“内圣之学”可蕴育出“科学与民主”，以此来和西方哲学接轨。对此我写了一篇发言稿，提出儒家思想的“真、善、美”可以用三个命题来表述，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刘述先教授对我的发言有这样的评论：
会议的最高潮由北大的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汤一介认为儒家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有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扣住了听众的心弦。
1984年夏，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仁创办了一所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为宗旨的“中国文化书院”，我被他们推为院长，这样我就非得关注当前中国文化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问题了。自此以后，我的学术研究方向起了变化，当前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就成了我关注的重点。就这点说，我和我父亲对学术文化所关注的方向有很大不同。
（摘编自《我们三代人》，作者汤一介，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我们三代人》是汤一介先生的遗稿，经整理后于2016年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学贯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学术大师之一。②先生（汤用彤）讲授西方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时，只是对这些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而不言其“用”，无论是“今用”还是“中用”。（杨祖陶《西哲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③汤先生（汤一介）还是一名活跃的学术活动家、大型中国文化学术工程的组织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掀起了一轮传统文化热潮。近年来，又组织主持重大学术项目《儒藏》工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工程。（汤一介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广保）
人类的语言文字可以有两种极端的发展，一端是发展成为法律条文，另一端是发展成为诗。法律条文务求精密准确，以分明的条目来阻绝任何暧昧性，所以现在国际法、公约等通用的语文是法文，因为法文在辞类的界定上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语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以有很多人认同《诗经》很美，却不会有人说那本六个门类法律法规汇编而成的《六法全书》很美。
在某高中学校校园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橱窗中，宣传文字内容配有一张惨烈的车祸现场图片。小王同学就此上书校长，认为学校里的安全教育宣传“给图给真相”用意虽好，但视觉冲击力太强，不太适宜，建议另换其他图片，如漫画等。校长回复说，漫画太“温馨”，不能给人多少触动；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教育宣传，只有 “触目”才能“惊心”。当然，也欢迎大家提出更加完善的建议。
校园安全宣传是“温馨提示”好，还是“触目惊心”好？同学们展开了热烈地讨论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或建议。
如果你是该校学生，也参与这场讨论，那么，你的立场是什么？或者对此有什么具体建议？请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作文，体现你的思考、看法或建议。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完成写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