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王昌龄隐居【注】
[唐]常建
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注】常建和王昌龄是同科进士及第的好友。此诗作于常建辞官归隐时，途经王昌龄入仕前的居所，触景生情，遂作此篇。
注：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题破山寺后禅院》）
读过的唐诗里，关于饮食的诗句，最令我难忘的是杜甫《赠卫八处士》中的一句：“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那是描写他到一个老朋友家受到的招待，餐桌上不仅有鲜艳悦目的色彩，①____，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由香味引起的食欲在温暖的色调中交织氤氲。
到了宋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苏东坡的胃口好得很，他不但发明了像东坡肉这样的名菜，②____，比如《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明代的文人中，写吃写得多且妙的，是画、诗、书三绝的郑板桥。“稻蟹乘秋熟，豚蹄佐酒浑”“江南大好秋蔬菜，紫笋红姜煮鲫鱼”“湖上买鱼鱼最美，煮鱼便是湖中水”，甚至连“笋脯茶油新麦饭”也入了诗，可见，③____。郑板桥还有一副好对联，联曰：白菜青盐粯子饭，□□□□□□□。这副对联表面上全是静物，而其人自在；纯是朴素，而品格自华。粯子是粗麦粉，这样的茶与饭，真是一贫到底了，但这样的茶与饭最干净，吃着最安心。
（节选自潘向黎《看诗不分明》）
小狗包弟
巴金
我听人讲起过一位艺术家和狗的故事。艺术家的隔壁人家养了只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艺术家被人揪出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一条腿也给打断了。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才走开了。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它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小狗有一位瑞典旧主人，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1962年我们在广州过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包弟每天清早守在睡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包袱”，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这些天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这一夜我想了很多，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我们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
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有删改）
近来，苏东坡又火了。苏东坡早已不仅仅是个古代的文学人物、政治人物，而且成为一个不断生长的文化符号。苏东坡从众多文人中脱颖而出，除了他具有传奇丰富的人生故事、儒释道于一体的人生观和诗文书画俱佳的才华，还因为他塑造了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
苏东坡的文化人格有何特别？首先，虽然苏东坡“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一生始终按照勇于进言、经世济民的立世准则。朝堂上，他能在王安石变法时直陈得失，丝毫不计个人之利害；贬谪中，他并不灰心丧气，更未就此躺平，每到一地，他总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力求造福一方百姓。其次，苏东坡有着超然物外、宠辱不惊的人格魅力。纵览苏东坡的一生，他虽也曾深受恩宠，名头大，官位大，但也曾饱受贬谪之苦，人生起伏更大。他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能够“一蓑烟雨任平生”，让生活在苦难中开出花来。
其实，苏东坡的热度从未消减，历朝历代谈论、研究、追随他的人数不胜数。今天，我们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讲述苏东坡、吟咏苏东坡，也是在呼唤苏东坡身上的那种文化人格。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述，陆机的《文赋》同《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中国古代经典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命题。例如，《文赋》对“艺术想象”问题的相关论述早于意大利批评家马佐尼的《〈神曲〉的辩护》1300多年，而它对言、象、意传统命题的拓展及其所对应体现的文本、世界、作者的三维关系，更是遥遥领先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文赋》对“想象”问题的论述展示了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作者、文本与世界三者之间的辩证转化关系，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想象始于“观”。关于想象在写作构思中的样态和作用；陆机在《文赋》中有具体且富有原创性的论述，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说奠定了基础。陆机认为，想象始于“伫中区以玄览”，“伫”的致静与“玄览”的灵动既相对应又相统一。“伫”（或“佇”）即“久立”，蕴含长久孤独思索之意，它以“立”的姿态，表明创作者“致虚极，守静笃”的主动性；其与庄子“形似槁木，心如死灰”的“隐机而坐”具有本质的不同，庄子体于道，陆机致于言。因此，“虚静”应是创作构思的必要步骤，而非目的本身；以静“致”动，静以养“思”，“伫立”是为了.更深刻细微地“玄观”宇宙；文学创作的“艺术想象”正是从“观”万物并作、“瞻万物而思纷”开始的。
其二，想象经于“游”。想象始于“观”，还必经于“游”，方可从“眼”入“心”。在中国哲学中，“游”具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诸如孔子的“游于艺”、庄子的“逍遥游”、屈子的“浮游求女”等不同的思想面向，这种复杂性对《文赋》有明显的影响痕迹。陆机认为艺术想象的过程细微精妙，他强调“收视反听，耽思傍讯”，就是要摒弃外物之累，消除二元对立，实现物我合一的状态。在这里，“我”不再是观物的主体，而是与物同游、化合为物的精神显现。而“心游万仞”则是指物我合一的想象、遨游乃至沉思过程，对于这种精神游历状态，庄子“吾丧我”的描述更为形象。所不同的是，陆机强调鲜明的“存我”意识，因为《文赋》的写作目的是论述文学创作何以可能，只有“存我”才能实现从“物象”到“我思”的写作转化。
因此，《文赋》的“艺术想象”与庄子的以想象活动实现审美超越属于不同的问题场域，应分别对待。把外物之“观”转化为内心之“游”，实现从外到内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作用。写作如牛马反刍，若没有外“观”之积累，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陷入“玄想”漫思之中，无法形成艺术之“象”；而没有内心之“游”，则无法摆脱“为文造情”的外在功利，无法实现“游于艺”的艺术欣赏，更无法达到“逍遥游”之“取象言道”的境界。
其三，想象即“赋形”。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以物我两忘的融合状态促发想象思维是重要的准备阶段，但不能止于此。想象是关于某种“象”的思，在创作者的想象活动中，其所想之“象”必然要不断清晰化、具象化、立体化，亦即想象的“赋形”。伴随着“情”的逐渐条理有序与理性化，寓身于情思的“物象”如漂浮散漫的片片白云，聚集成特征鲜明的具体“意象”。此“意象”已经不是观物之视、观物之闻的外在“物象”，而是转化成“胸中之竹”的“意中之象”，从“眼前之竹”到“胸中之竹”的转换性实现，体现了从“物”到“意”的真正蜕变，文学创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因此，《文赋》中“想象”何以可能的命题呈现出文学创作构思的具象化过程，想象是从“物象”到“意象”的“赋形”转化过程。
其四，想象需“以言行事”。与西方强调纯粹的想象不同，陆机的艺术想象更为推崇如何“成文”这一具体目的，换言之，想象需“以言行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想象促使言说，并最终以言说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二是想象本身即言说，想象以语言为基础。具体而言，文学写作最终以语言文字呈现，想象在兴“意”、聚“象”、成“言”等全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从思到言，过程曲折艰难，“于是沈辞弗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一方面，通过运思活动来进行语言表述，虽然如重渊之中游鱼衔钩般不易，但终能穿破层云，准确击中飞鸟，进而实现文与思的协调，“沈辞”与“浮藻”在此均可指“意”形于“言”的过程；另一方面，“沈辞”与“浮藻”以“思”之顺畅、“言”之凝涩形成鲜明对比，从“沈辞”走向“浮藻”，体现出“思”在其中的根本促发作用。以“思”促“言”，
还需要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荡涤文思是为“以言行事”做充分准备，文学想象的最终目的是写作。
总之，文学写作是言、象、意的辩证统一过程。写作赋予抽象物以具体形态，面对无声物则给它以声响，言、象、意在这一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的过程中协调共鸣；以“至小”之文统摄“至大”之辽阔神思，“言”既是“思”展现的载体，又构成“思”的内在根据。同时，“思”以“言”为基础，又以“言”为表征。
（摘编自彭成广《〈文赋〉：“想象”何以可能》）
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也。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往来于京师，见者谓逖有赞世才具。
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进说曰：“今遗民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进取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 ， 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仍将本部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遂屯淮阴 ， 起冶铸兵，募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三年夏六月，祖逖将韩潜与后赵①将桃豹分据陈川故城，豹居西台，潜居东台，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使数人担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弃担而走。豹兵久饥，得米，以为逖士众丰饱，益惧。后赵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馈豹，逖使韩潜邀击于汴水，尽获之。
逖镇雍丘，数遣兵邀击后赵。而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各以诈力相攻击，逖驰使和解之，示以祸福，遂皆受逖节度。自河以南多叛后赵归于晋，后赵境土渐蹙。
逖练兵积谷，为取河北计。后赵王勒患之，因与逖书，求通使及互市。逖不报书，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边境之间，稍得休息。
逖在军，与将士同甘苦，约己务施，劝课农桑，不畜资产，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百姓感悦。方当推锋越河，扫清冀朔 ， 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逖以若思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虑大功不遂；且闻王敦与刘隗等构隙，虑有内难，感激发病。逖虽内怀忧愤，而图进取不辍，营缮武牢城。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四望甚远。逖恐南无坚垒，必为贼所袭，乃率众筑垒。未成，而逖病甚，俄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丧考妣，谯梁百姓为之立祠。
（取材于《晋书》《资治通鉴》）
注释：①后赵：十六国时期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政权，军事力量强大，与当时南方的东晋政权对峙。
①今遗民遭残贼，人思自奋。
②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