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智能手机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智能手机比电脑更加私密和个人化，使用它们可以激活自我认知、增加个体的自我关注，让人们“向内看”，将注意力转移到个性化的偏好、感受和心理状态上。因此，与电脑相比，使用智能手机做出消费选择时，人们往往会更加偏好那些能够提高独特性、展现自我表达的选项，例如，购买定制、稀有或特殊的产品。塞拉等人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智能手机通过激活个体自我关注来影响人们的行为。相比在尺寸更大的电脑上操作，私人智能手机唤醒了一种高度私密性和个性化的体验，更能鼓励人们表达自我，从而影响人们的态度和选择。
自我关注程度高的人倾向于更独立地表达态度，当他们做出选择时，倾向于以自己的理念、品位等为前提，较少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相比流行商品，使用智能手机让人们更有可能喜欢独特的商品或被告知这是为消费者量身定做的商品。研究人员评论称，从线上订购食物到在线社交，都可能受到这一效应的影响。该研究对有关自我关注心理、独特性寻求行为、技术对消费者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有启发作用，也对使用移动设备与受众互动的在线供应商、品牌和相关研发人员有实际指导意义，企业或将根据消费者使用设备的不同场景来调整其供给的产品。
（摘编自陈禹同《智能手机影响消费偏好》，有删改）
材料二：
我们活在“大数据时代”，但大数据的重点不在“大”，而在于关联度。美国社会学家丹娜和凯特曾说，“大数据本质是关联的，它的价值源自在不同的数据集之间建立连接，从中推断出某些模式，关于个人，关于个人与他者的关系，或者仅仅是关于信息的结构本身。”
网易音乐知道你喜欢听什么歌，京东知道你喜欢什么洗发水品牌，微信知道你深夜与朋友聊些什么，美团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支付宝对你每天的花销开支了如指掌，网约车平台知道你一天的出行路线，我们头脑中最隐秘的困惑、幻想、欲望都在搜索引擎里……这些不同的数据库记录了我们在不同领域的微观现实，每一个领域的行踪看起来都很不起眼，但一旦这些数据库联接成一个涵盖个人全部生活现实的共享网络，这些数据就可以拼凑出这个人的完整的“数据肖像”。
如果你曾经试图拼凑过自己的“数据肖像”，或者在推送给你的某些定制广告里瞥到了自己的“数据肖像”的碎片，很可能你也会悚然心惊：我们制造了所有这些数据，但对于它们如何被采集、加工和使用，却一无所知。
也可能你会怀疑，商业机构的“监控”能糟糕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无非想让我们花钱买点东西而已。但监控，本质上与权力有关。知识就是权力。一个人对我们了解越多，就越能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哪怕我们从来没有实施过操纵或控制行为，当我们系统地搜集关于某人的私人数据时，也已经是将其视为一种被操纵或控制的对象。2018年“剑桥分析”事件曝光，美国选民们才意识到，他们在脸书上的人格测验和日常的点赞行为，会被用来关联建模，分析他们的政治倾向，推送特定内容，甚至影响到总统选举。
巨量的数据是我们主动递交的，比如使用电子支付时，匿名的现金消费行为转变为可追踪的电子记录；在网站注册时，会主动提供个人信息……在《1984》的世界里，人们最大的恐惧是“我永远不能独自一人待着”。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里，这不仅不是噩梦，反而成了一种祝福——“我永远不再孤独”。
如鲍曼所说，“隐私不再意味着自由、个体，而是孤独、被抛弃、被忽视、被排斥”。他认为，这种转变与社会形态的转变有关。流动性的社会是一个每个个体都要独自承担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主导型的恐惧是对被排斥的恐惧。正是因为这种压倒性的恐惧，我们躲避到网络的世界里，《1984》中暴露隐私的恐惧被现实中获得关注的喜悦所替代。我们在被关注中找到存在的意义。为此，我们自愿地将自己交付给全景注视，通过自我暴露和自我展示，主动为大数据时代添砖加瓦。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自由的人对自己做出的决定拥有绝对权利。当他思考事情时，他的决定能反映出他最深层的价值观。可是，当我们“自由”地点击“购买”“点赞”按钮时——事实上，这些点击记录已经被某些公司录入了数据库。我们真的是自由的吗？哈佛大学教授佐伯芙曾说，过去20年来，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能感受到一种她无法理解的权力的压迫，让她感到不安、焦虑、失控，被操纵，丧失自由。2014年，她终于找到一个词为这种压迫她许久的权力命名——“监控资本主义”。
（摘编自陈赛《“监控资本主义”：他们对你无所不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