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属性、内涵和发展路径。它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和灵活性、适应性。这些特质在旧石器时代就已萌芽，根脉深长。
中国地处东亚中心，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生活在如此广袤多元空间的先民，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便利，获取各类生存资源，发展出多姿多彩的区域性文化，并在气候波动时做南北间和高程上的迁徙移动，以趋利避害。且中国地理位置相对独立，南有热带丛林，西南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西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等高山和中亚沙漠，北有蒙古高原和戈壁荒滩，东方则面海。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中，于气候适宜期迁徙至此的早期直立人生存繁衍，开枝散叶。于是这里形成了富有区域特点的古人群和古文化，区域特色持久、鲜明。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中国乃至东亚人类自更新世以来连续演化，生生不息。20世纪30至40年代，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发现北京猿人与现代华北人有一系列的相似特征，首次提出北京猿人是现代中国人乃至蒙古人种祖先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发现了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化石，填补了直立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的证据缺环。其后发现了更早的人类化石，将华夏大地人类的历史进一步拉长。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吴新智等认为，大多数中国古人类头骨存在明显的相似性，据此推论中国不同时期的古人类连续演化，具有明确的传承关系。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已有约200万年的历史。研究表明，中国、东亚旧石器时代古人群，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一脉相承并有别于西方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传统反映出该地区古人类具有特定的生存模式，笔者称之为“旧石器时代东方行为模式”，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就地取材，灵活变通。东方古人类主要采用脉石英、石英岩、白云岩、砂岩、火山角砾岩、小块燧石等材料制作石器。与旧大陆西部古人类常用大块优质燧石制作石器不同，东方的石器原料相对质劣。针对这样的资源条件，这里的古人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对多种石材加以利用，开采方法简单实用、不拘一格。
制作简朴，追求实用。东方古人类的石器大多简朴、实用，剥片技术的总体特点是机会性和随意性，对石核基本不做预制和修理。加工技术亦相对简单，以实用为原则，对坯材加工程度浅，不刻意追求工整性、规范性和美观性。这与旧大陆西部普遍采用两面加工技术和勒瓦娄哇预制技术、对石器做规范的深度加工形成鲜明对照。这反映出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务实、简约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
低限开发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东方古人群在资源利用方面很少刻意寻找优质石器原料并进行长期、深度开采；所拥有的尖锋利刃、具有致命杀伤力的工具稀少，过度捕杀猎物的证据很少。这些迹象表明这里的先民对可用资源仅做浅程度的开发，在客观上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友好。考古发掘表明，中国的多数旧石器时代遗址使用时间较短，表明造访这些遗址的古人群在不断迁徙移动。这种移居方式增强了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必把一个地方的资源开发到极致，也不必在技术和文化上做出重大改变，从而使文化传统得以稳定发展。
一脉相承，格局稳定。相对于旧大陆西部明显的阶段性发展变化，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变化缓慢，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稳定的发展格局，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华南居于主体的大型砾石工具组合和云贵高原的简单石片工具组合，从早期到晚期无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以上这些有别于西方、具有明确区域特点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绵延不断、平稳发展，表明这里的古人群连续演化、薪火相传，形成了稳定的文化传统。
中国本土人类连续演化、文化薪火相传，但并不排斥外来人群的迁徙融合和文化的交流互鉴，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旧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曾被所谓的“莫维斯线”划分为东西两大板块。数十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手斧这类西方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标型器，在我国百色盆地、洛南盆地、汉中盆地、丹江口地区和川西高原等区域也有集中分布。这表明，华夏大地至少在局部地区发生过东西方人群的迁徙、互动，与文化的交流、融合。源自西方的文化元素出现在中国的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说明东方古人类开放包容，对外来人群与文化并非一概排斥，而是兼收并蓄，进而为生存演化、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华文明的根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我们应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前至旧石器时代，设立重大研究专项，从源头上厘清中华大地人类起源、演化及文明孕育、发展的脉络和动因，彰显华夏民族及其文化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摘编自高星《探寻旧石器时代的中华文明根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