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诸多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②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精神支撑。《周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以宽厚之德对待天下民众和事物。《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论语》中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激发人们弘扬光明正大的德性，自觉把“道”弘扬光大。这种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经过中华儿女的践行传承与历史长河的淘洗积淀，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推己及人”的人己关系准则，以道德秩序构造出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
③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理想支撑。《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推崇天下为公的治世之道，倡导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引导人们超越个体，各有所养、各尽所能，胸怀天下、谋求大同。中国古人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认为“天下”并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个别民族的天下，而是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天下，表达出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守望相助的愿望和理想。
④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实践支撑。“讲信修睦”源自《礼记·礼运》，讲的是要相互讲信守义、建立和睦关系；“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讲的是要亲近仁道、友善邻国，这是治理国家的方略。中华文明是推崇信义、和睦、仁道、友善的伟大文明。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之间讲信守义、和睦相处、仁爱相助、友善邻里，是中华民族基于明德追求与大同理想而形成的处世之道、交往之道。丝绸之路就是这种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结出的硕果。南北朝时期沈约在《宋书》中讲“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贾、使者来往频繁的热闹场面与繁荣景象。
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他重要元素，也为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都对中华文明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的拘囿，形成开放包容、平和中正的文明特质作出了贡献。
⑥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思想理念的精华，同时也为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历史根基、提供了充沛文化滋养。
⑦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热爱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谐的理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
⑧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天下大同、共生并进、交通成和的理念。今日中国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将这些理念发扬光大。中国毫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⑨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能够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坚持团结合作，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⑩求和平、谋发展，凝结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智慧。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给予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底气和丰富智慧。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丰富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更多中国方案，使之在人类应对风险挑战、开辟光明未来的道路上彰显更大的价值、更强的力量。
（摘编自王杰《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