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修订《春秋》时运用了一定的笔法，这就是“春秋笔法”。孔子常用不太明显的字眼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倾向，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并且增一字、减一字都有“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一直被历代中国文人运用在各种文学体裁上，如诗歌、小说等。他们不直接表明态度，而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让人知道；多用精微语词，一字置褒贬，简练而含蓄地点评人事。“春秋笔法”如今还被运用在现代新闻报道中，在《南方周末》的一些报道中就可以窥见其踪。
“春秋笔法”是一种实录事迹而令褒贬自见的叙事方式。它强调“据事迹实录”，但同时又要在客观叙述中寓以褒贬。实录和褒贬，如何统一在同一文本中？要义之一是笔削。“笔”就是录，“削”就是不录，笔与削寄托着作者的褒贬。“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当时的国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甚过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在这个意义上，春秋笔法是披着曲笔外衣的直笔，大义，不偏离，不歪曲，不隐瞒。如《春秋左氏传》中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郑国国君灭弟弟段的做法很阴险，所以称其为伯，而不称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称段，而不称弟；兄弟间像两国国君作战，所以称克。兄之老谋深算，弟之骄纵贪婪，兄弟之间为了夺君位而你死我活的恶斗，全部透露出来。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
在现当代作家中，深得春秋笔法、精于讽刺者无过于鲁迅。他的杂文中常用似断实连的结构，将严于斧钺的诛心之笔，藏于明褒暗贬、注彼写此、旁敲侧击之中，从而锻造出独具匠心的具有巨大表现力的行文笔法。或是才一触及问题便故意戛然而止，或是在引用材料之间不加综合联缀的话，或是附记长过正文，表示有更深更痛的意思无法写出，这些留下空白的地方，都是为了避免行文刻露，而引导读者自己用思考去补充、去深入。这种笔法，需要读者细读揣摩，“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摘编自黎荔《作为民族传统的“春秋笔法”》）
材料二
“春秋笔法”看似一个语词，却连接着经学、史学、文学、修辞学、新闻学等多个学科，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固有的话语权利和话语模式，历经由经及史、由史及文的历史嬗变，发展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话语、外交话语、新闻话语、文学话语乃至日常话语中。当我们了解新闻时，不仅仅在了解事情的真相，还能从事实的叙事中体会到讲述者（叙述者）的价值判断。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迫切需要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这是时代的要求和呼声。在学术界，中国声音、中国话语还远没能达到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因此，回归传统，以当代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视角对古典重新发掘、梳理、阐释，将古典赋予新的生命和意义，进而构建中国学术的当代话语，已成为学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对“春秋笔法”的系统研究与阐释，不仅可弥补该领域研究之不足，更为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提供尝试性探索，也是克服当前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必然选择。
伴随着建立中国意义上的叙事学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强，应声而作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这表明构建中国叙事学体系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未能摆脱西方叙事理论框架加中国文献资料的写作模式。而长期延续这种写作模式，对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是十分不利的。以“春秋笔法”为核心的中国叙事研究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有利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
关于“春秋笔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上运用还原批评、阐释学和叙事学等方法，打通经学、史学与文学间的壁垒，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对“春秋笔法”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理论阐释，那么首先就应把“春秋笔法”还原到它产生的起始点上，考察它在起始点上是怎样形成的，具备怎样的功能。“春秋笔法”并非仅仅是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修辞手法。从源头上看，“春秋笔法”包含着“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写的目的是什么”等内容，涉及到作者在整部作品所要表达或寄托的美刺褒贬问题、结构安排问题、事件因果逻辑关系问题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问题。“春秋笔法”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是史家、作家之褒贬。在具体书写过程中，经学观念对史官记史和作家叙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左右史家和作家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
“春秋笔法”是中国独有的理论范畴，在史传和小说叙事中尤为突出，是中国式话语对世界话语表达方式的贡献。
（摘编自李洲良《春秋笔法研究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