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的“乡贤”指的是村镇中多才多能、享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致仕官员或社会贤达人士。“乡贤”一词最初出现在东汉。随着时代变迁，“乡贤”一词使用日盛，尤其是到了明清之际，一些为躲避政治、退隐乡里过着闲云野鹅日子的为官者和士大夫，成为“乡贤”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重构了乡村经济与社会秩序。“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乡贤”转化为“乡绅”，获得功名而不为官的儒生和告老还乡的官员成为“乡绅”或者“乡贤”的主要成员，“乡绅”或者“乡贤”成为介于官、绅、民三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层，“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绅协助，则劝诫徒劳；绅不得官提倡，则愚迷弗信”。
“乡贤”既学识渊博又身居高位，其公道正直的品德，让乡民们信服。因此，“乡贤”积极化解乡里各种矛盾，处理乡民之间各种纠纷。在为乡民百姓谋取利益的同时，也获得了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到了明清之际，人才的作用日益彰显，“乡贤”很受地方政府重视，各州各县都设有乡贤祠，用以表彰与纪念对本地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历代“乡贤”都会协助官府处理诸如挖渠筑坝、抢险救灾、架桥修路等当地事务，还会发挥个人影响以淳化风俗、定纷止争、稳定秩序等。在基层社会发展进程中，“乡贤”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鸦片战争后，由于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加之外国列强侵略，“乡贤”不愿继续在台前服务乡民百姓，退而选择隐退，“乡贤”群体随之衰落。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乡贤”始终是联结最高统治者、治国理政者与乡民百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乡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各方利益，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因此“乡贤”能得到官府、地方宗族、乡民的多方支持。“乡贤”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实际上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的人生价值、道德品质的一种正面肯定。
传统的“乡贤”发展到新时代，失去了作为“表彰的荣誉称号”的传统意义，仅保留“多才多能”的评价，因此被人们称为“新乡贤”。“新乡贤”涵盖的范围更广更宽泛，组成群体更多元，包括各种类型的精英人才，诸如技术能手、致富能人、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等。他们有的在当地生活、工作：有的虽然在外地工作但通过项目或其他形式回到家乡，为当地的乡村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只要是能够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人，无论是在体制内工作的离退休返乡的官员、教师、医护人员、军人，还是文人学者、企业家、海外华人华侨，甚至返乡大学生、在外打工经商的村民，都成为群众和政府认同的“新乡贤”。“新乡贤”这种多元、包容的群体结构，这种成长于乡村、在外拼搏并取得一定成绩的经历，既保障了资源的丰富性，又保障了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充分发扬创新精神、实现乡村振兴的特质。
正是因为“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新乡贤”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2017年、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新乡贤文化”进行了阐析。“新乡贤”文化传承并发展了传统乡贤文化中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并赋予“以乡情为组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的新时代特点，不单是传统中国文化在新时代乡村社会的表现，还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更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摘编自光明网《关系型社会资本：“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推动》）
材料二：
有研究表明，有无乡贤并非能否有效治理的原因，能否有效治理也并非有无乡贤的结果。构建一个集中有力的乡土权威才是推进当代农村治理的可靠路径。新乡贤与村两委间权责模糊：一方面，政府的主导作用无法得到有力保障，基层治理也不可能完全通过自治的方式实现；另一方面，村两委如果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产生排斥心理，也会阻碍基层治理的进程。
在历史上，从乡贤中分化而来的地主和土豪劣绅剥夺农民利益，异化为“乡霸”和“宗族代言人”。新乡贤应当防止以权谋私情况的发生，如在农村土地流转承包、村办企业承包运营、国家征地补偿、村部或宗族集体资产等治理方面通过投机取巧来侵占集体或他人利益等等。维护群众利益，应当是新乡贤群体产生、发展的决定标准。
民间事务和矛盾纠纷中，乡民对于情感的接受程度往往要比对法律的接受程度高。新乡贤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准则处理矛盾时，要注意坚持法律底线。如若不然，新乡贤所形成的新阶层、新组织，会加重基层治理的负担，使矛盾和问题复杂化，违背新乡贤参与基层多元治理的初衷。此外，新乡贤的制度支撑应以精神支持为主，这是基于新乡贤自身有经济收入，只为发挥余热或回馈乡里的现实情况。新乡贤应有“不拿一分钱”的底气和中立态度，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乡民服务。
（摘编自《新乡贤：价值、祛弊与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