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可以看作是作家追求个人审美体验的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与他人一起探求普遍价值和意义的公共行动。文学公共性就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就其本质而言，是指一种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批判精神，要求写作者积极介入公共生活，表现自己对时代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感时忧国”既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固有的伦理情怀，也是中国文学精神里特有的“公共性”品质。
雨果说：“愤怒与温情，是对于人类不自由状况两个方面的不同反应，并且，能够发怒的人就能够爱。”中国文学的“公共性”， 就具有这种既“愤怒”又“温情”的特点：一方面，是“愤怒”和不满，具体表现为对权力的“以究王讻”的“上层反讽”；一方面，是仁慈和“温情”，具体表现为“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中国文学的这种特殊形态的“公共性”，源自于中国文化的“天下为公”的基本理念、“经世致用”的责任伦理与“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在中国儒家的文化元典《礼记》里，就建构了“天下为公”的观念。后来的《吕氏春秋》对“天下观”的阐释愈加深入，也愈加进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在此基础上，吕不韦及其门人全面地阐发了“士君子”文化观，表现出极可宝贵的启蒙主义精神，“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种博大的“天下”观念和“遗生行义”的“士君子”伦理，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学写作。
受这样的“舍生取义”的观念影响，中国以《史记》为典范的史传叙事和小说叙事，以“杜诗”为代表的诗歌抒情，在面对权力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一种醒世独立的写作精神和亢直不挠的批判勇气，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公共性”品质。王夫之说，中国自《诗经》以来的诗人，“有所指斥，则皇甫、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慝，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这种“无畏于天，无恤于人”的精神，作为一种伟大传统，在后来千百年的诗歌写作中，有继继绳绳的赓续和体现。在叙事文学的写作领域，司马迁则在《太史公自序》中，标举“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叙事原则，实乃一种高度成熟的人文精神，其中所包含的“公共性”，即使今天来看，也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和现代性。
同情民众，关注民瘼，是中国文学的另一个伟大的“公共性”品质。以士君子为主体的优秀的中国文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皆以天下苍生为念。而中国文学中的“公共性”，也就体现为对“民生”“社稷”等“公共事象”的关注，体现为对同情底层大众的“哀”和“忧”的情感表达。在《离骚》里，屈原吟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抒发了他对艰难时世的不幸民众的同情；杜甫则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真挚同情和对权势的尖锐批评。对杜甫的这种仁慈而又伟大的“哀忧”精神，华人学者洪业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是心系家邦的国民。他所观察到的八世纪大唐帝国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于现代中国；而且，也存在于其他的国度。”
可以说，正是屈原、司马迁和杜甫他们正直而勇敢地介入自己时代的“公共生活”，以中国人特有的“忧哀”情怀和反讽精神来写作，来建构中国文学自己的“公共性”，并最终抵达与人类经验相通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才使我们的文学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并最终赢得世界读者的尊敬。
(摘编自李建军《“公共性”与中国文学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