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伦理从诞生之初就以血缘亲情作为伦理、道德的起点与基石，但“爱亲”之情是具体的、主观的，很难有“共同的情感”，如何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普遍有效的伦理原则呢？正是因为儒家伦理找到了人之为人的“基础性情感”，并以此作为“共同的情感”而唤起了人们内心的共鸣与同理心，才产生了伦理共识，而这就是“情理”的逻辑。
孔子讲孝，悌是“仁”之本，可以成为伦理的起点，这是经验的总结，因为这种情感可以培养诸多德行。《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其理由与内在的逻辑是孝，悌是子对父母、弟对兄长的态度，而表现出来的是“顺”之德。在不同的伦理关系中，子对父言孝、弟对兄言恭、妇对夫言从、臣对君言忠，本质上都是带有主从性质的“顺”。孝、悌做得好，可以自然扩展到其他行为，因为这种情感可以培养习惯性道德行为和稳定的德行。这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判断与推理，而是实践意义上本质相同的行为的不断延伸。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也许是一种合乎常理的现象，但是这种经验性的推理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孔子从“入则孝，出则弟”到“泛爱众”的构想，试图通过“爱亲”的推己及人达到“爱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一定难度。
这里涉及一个情感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孔子将孝、悌作为伦理的基础，但这种情感既是经验的、具体的，又是心理的、直觉的，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从而使得伦理和道德难以形成绝对的、必然的道德律令。这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具体的情感是否认同以及认同程度的问题，孔子的学生宰予对三年之丧不满，觉得一年即可，孔子也只能无奈地说，你若心“安”，那么你就不用守丧三年了。可见，在伦理道德的源头上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其后的观念更易出现分歧。二是以孝、悌这种血缘情感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石也有风险，而“爱亲”与“爱人”中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过于强调“爱亲”，就会淡化“爱人”。实际上，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宗法家族社会里，更易使人的情感局限于家族之内。但如果为了克服血簿伦理的狭隘性而强调“爱人”，就如墨家的“兼爱”一样，会成为一种超出人之常情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因此，什么样的情感既是人皆认同、又能超越血缘情感的狭隘性而成为伦理更可靠的基石呢？孟子提出了“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这种“不忍人之心”是同情、悲悯以及不可言喻的本能之爱，以这种情感作为“仁”的心理基础，大大增强了情感的普遍有效性。而将“不忍人之心”进一步具体化，即经典的“四心”说，孟子把孔子的心有“不安”发展为人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再扩展为仁、义、礼、智“四心”，以此作为人类共同的心理基础，从而把儒家伦理莫基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普遍的道德情感之上，克服了孝、悌血缘情感的局限性，把“爱亲”之情转化为人所共有的情，从而使伦理的基础更具普遍意义和理性特征。
（摘编自徐嘉《儒家伦理的“情理”逻辑》）
材料二：
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重要文化符号的文明，“伦理型”不仅意味着以伦理为内核，也意味着以伦理为范型和规律，“伦理型”既是中国文化气质，也是中国文化气派。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从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两个维度宣告两个重大文化发现。一是“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伦理组织社会”，这是生活世界的文明气质；二是中国文化“以道德代宗教”，“伦理有宗教之用”，这是中国精神世界的文化气派。自西周维新始，中国文化便开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明道路，这就是家国一体的“国——家”文明路径，进而与西方的“country（国家，侧重地理划分和疆域）”和“state（国家或地方行政区域，侧重政府）”文明分道扬镳，它对文明史做出了突出贡献，创造性转化并发展了原始社会这个人类最漫长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血缘智慧，在迄今为止的那场人类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转型中，缔造了一种具有悠远深厚的文明根源和具有坚韧文明绵延力的文明道路、文化形态。梁漱溟反复辩证，中国文化不是家族本位而是伦理本位，家族本位是宗法社会的特征，“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将家庭逻辑发展为伦理规律，“以伦理组织社会”，从而生成伦理型文化的特殊气质及其一以贯之的文明传统。
中国被称为“礼义之邦”，“礼”是血壕、伦理、政治三位一体，以伦理为核心建构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实体；“义”是依据伦理实体的要求即所谓“敬‘礼’”而建构的道德价值，中国是“礼义”之邦，而不只是注重礼节的所谓“礼仪”之邦，礼义之邦是伦理型文化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是伦理型文化的文明形态。今天，我们实施伦理型文化战略，将助力人们践行共同的价值观，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
（摘编自樊浩《伦理道德发展的战略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