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绘画精神性的集中表现，就在于心画。心画，是中国绘画最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中国绘画的发展过程，是从写实到写心的过程，以元代为分水岭。元代之前，追求形似，师法造化，是写实性绘画；在元代，绘画表现心灵，叫作心画。在元代文人的著作中，绘画被看成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如同书法那样，绘画再现的一面被贬低了。这种看法在元代文人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元代画家的作品中，没有杀戮，没有死亡，没有流血，没有废墟，没有饥饿，只有清风明月，平山秀水，梅兰竹菊。更为奇怪的是，那墨梅不是残梅，不是“雨骤风狂花尽落，雷鸣电闪人驻足”的梅。王冕笔下的梅，竟然是繁花似锦，千朵万朵，竞相怒放，生意盎然。这对于不明就里的人来说，哪里是“天翻地覆”的元朝，分明是汉唐盛世；哪里是国破家亡的画家，分明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新科进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元代汤屋在《画鉴》中，深刻地揭示了王冕创作《墨梅图》的奥秘，他说：“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卉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
“写梅”与“画梅”有什么区别？写者，泻也，泻自我之情也。王冕笔下的梅花，不是对国家命运的愤慨，不是对人民灾难的叹息，也不是对前途迷茫的无奈，而是对纯洁心灵的表现。只有繁花似锦、生意盎然的梅花，才能够表现画家那蔑视权贵、不慕名利、耿介拔俗、潇洒出尘的纯净心灵。
中国画学突出一个“心”字。绘画不是摹仿，是“心造”，画境就是心境。画中的气象氤氲，原是心中的灵韵磅礴；画中的古木萧疏，原是心中的高逸耿介；画中的一轮寒月，原是心中的纯净无尘。
（摘编自杨琪《中国绘画的精髓》）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美术发展打开了国际艺术视野。一方面，中国美术开始迈向多元艺术观念与多样艺术风貌并置的发展生态，并逐渐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形塑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新形象；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美术的这种国际化并未完全被同化，其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美术自主发展的鲜明特征。中国当代美术把艺术人文关怀的个体性更多地移向了对社会公众——“人民”这个更能体现国家与民族意识的概念，把艺术的实验与探索更多地聚焦在对古今中外优秀艺术传统的守正创新上，而不是把媒介的无度泛用和观念的高度抽象作为艺术创新的唯一尺度。
人物画对工农兵形象的塑造、山水画对山川巨变的描绘，使传统文人画的自我欣赏、自我寄寓和自我娱乐变成现代中国社会人民精神风骨的表现和亢奋激越情感的抒发，其诗意的栖居已不是文人的孤芳自赏，而是一个民族奋斗精神的诗画凝固。五四新文化运动擘画的“美术革命”，至此才因表现这个社会的主体精神而开始实现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深刻转型。传统文人笔墨在借鉴西方写实造型或形式结构之中改变的只是“怎样表现”的外在形态，而“表现什么”才真正赋予当代中国美术以磅礴的内在精神意蕴，传统笔墨也因表现人民朴素却伟大的精神情感而发生了根本的审美品质与美感经验的转换。
“大众化”无疑是当代中国美术最重要的艺术品质，这不仅决定了传统文人画的现代性转型，而且决定了外来美术的民族化重生与本土化再造。因为，人民的定义对中国文化艺术来说，必然标志着这种艺术的民族特色或民族气派。在中国当代美术发展中，不难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外来传统美术、现当代美术在中国均获得了跨文化发展。也即，外来美术因播种在中华民族这块文化土壤上并因表现当代中国的现实人文关怀而得到崭新增长与创新活力。
所谓守正创新，就是尊重人类劳动创造美的基本规律，尊重人类已有的艺术历史与文化积淀，从社会现实尤其是从人民生活的现实境遇之中汲取变革的力量源泉。如果像西方某些批评家所宣扬的当代艺术是大众媒介呈现的绝对理念的显现，是艺术哲学化的一种艺术史的必然转向，那么，这种艺术的当代性只能远离社会现实，远离这个社会存在的主体——人民。因为，这种艺术的大众化所表达的、所信奉的是超越了人民思想界限的另一种艺术贵族的“乌托邦”。对艺术“源泉论”的违背，或许是对远离了这个社会存在与社会主体的一种荒诞艺术创新的证伪。中国当代美术与世界艺术的同步并不意味着消解自主创新的探索，而艺术“源泉论”正是人类在媒介传播与图像生产的发达时代探寻另一种当代性发展的理论基石。
（摘编自尚辉《中国当代美术理论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