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与中国画，分属文学与艺术两大门类，二者之间的跨界融合，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开始。这种交融不仅有力促进了古诗词和文人画的蓬勃发展，还使二者各自取得了新成就——山水诗和山水画成为古代文学史和绘画史上的艺术典范。诗画合璧的中国画，逐步发展为东方艺术中独树一帜的文化形态和艺术样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中国文化中，书画亦写心志。这是诗书画印能够结合的内因。由此亦可反观中西文化的异同。按照18世纪西方美学家对于诗画差别的论述来看，绘画主要运用线条和色彩来描绘空间中并列的物体，故与建筑、雕刻等统称为造型艺术或空间艺术；而诗歌主要运用声音和语言来叙述在时间中持续的动作，故与舞蹈、音乐等统称为音律艺术或时间艺术。西方绘画注重对客观自然的再现和真实记录，吸收了大量科学技术成果，不断强化艺术的造型功能。
可以说，魏晋之前，我国早期的诗歌与绘画在艺术功能、表现方式和审美追求上，也分别具备上述“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特征，各尽其职，各自发展。唐代，随着诗词创作的兴盛，特别是唐诗取得的灿烂成果，让画家得以在诗境的涵泳中，获得更多创作的主题和灵感。尤其是山水田园诗，不仅以人与自然的对话，把诗从玄理中解放出来，强化了诗的画面感和表现力，更通过对山水和田园的审美观照和抒情表达，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同时，一些诗人在欣赏绘画时引发诗情，并开始尝试创作题画诗。只是，此时的题画诗大多没有题于画面之上，但是诗与画彼此启发的萌芽慢慢显现出来。到了宋代，苏轼用“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对王维的诗画艺术进行总结和高度评价，从精神境界上将诗与画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共通之处讲得更加透彻，推动了中国画“以诗入画”“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创作潮流，也涌现出许多探讨诗画关系的重要理论成果。随着文人水墨画的发展和兴盛，元代画家不仅自觉地在绘画创作中追求“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还流行用书法将题画诗跋写于绘画作品的空白处，并钤盖上自己设计镌刻的印章，形成了中国画“诗书画印”一体的独特艺术面貌，传承至今。
中国人自古崇敬自然万物，顺应宇宙这行规律，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山水画为例，其诞生之初，在艺术功能上就与标记地理位置的地形图迥然不同。无论是南朝宗炳的“山水以形媚道”，还是王徽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都为中国山水画奠定了以艺载道，托物言志的基调和方向，画家的情思和智慧时时隐现于山水作品中。
千百年来，诗与画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并化为中国人品性磨练、自身修为、知常达变、人格塑造的一种独特方式。
近代以来，中国画面临难以突破自身高度程式化语言体系、适应时代需要的困境。这一困境以及用两画技法改造中国画的做法，曾引发广泛的讨论甚至批评。总的来看，对中国画创作状况的批评意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过度强调西方绘画求真的技法，逼真有余，意韵不足；一味追求笔墨效果，缺乏真山真水的陶养，流于技术语言上的低水平重复；沉溺于传统文人画趣味之中无法自拔，不能在新的时代语境和创作素材中融思创变，实现中国画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天，重新认识诗画传统，有助于开拓中国画的艺术新境。
近年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重要课题。探寻并传永中华美学精神，从“诗画关系”入手思考中国画的当代发展，无疑更具启发性和现实意义，艺以载道，文以化人。重新思考并践行“诗画传统”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的重要力量，将有助于实现中华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孟繁玮《开拓“诗画合璧”的艺术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