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某种关于“纯文学”的想象始终影响着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让不少人有意无意地相信，文学审美可以与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切断联系，自给自足。这一认识最为突出地表现为对形式的重视，似乎诗歌的节奏和格律、小说的视角与结构都是历史的法外之地，单纯地属于文学内部。但卢卡奇在《现代戏剧的发展》中早已指出：“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不难理解，文学形式同样是历史的产物，超越历史的抽象文学审美是不存在的，而仅仅在审美的层面上进行文学批评当然也就绝无可能。
事实上，如果缺乏最基本的历史感，我们甚至根本无法理解文学作品，更不要说准确地鉴赏、评判，进而将其锚定在文学经典的序列之中。以今天的审美趣味看来，刘心武的《班主任》故事或许简单了一些，笔法也稍显生硬和粗糙。如果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民众记忆与读者期待缺乏了解，则恐怕完全不能理解这样一篇小说何以会引起那么广泛的反响，并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
当然，历史感的获得是相当困难的。并不是庸俗地了解一下作家生平、写作缘起和历史背景，就算是有了历史感。也不是无节制、无选择地占有了历史资料，就算是有了历史感。历史如此混沌和庞杂，那当中丰富的细节、复杂的关系，需要谨慎而精微的认识。这就凸显出理论的重要性。
而当我们认识到，所谓的历史感并非指那些浩如烟海的史料，更有赖于理论指导下的理解与见识，我们便触及了历史判断的问题。重要的从来不是掌握大量碎片化的历史知识，而是如何用这些碎片拼贴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轮廓，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立场。如何判断历史立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何确定理解历史的合适位置？那其实不是由历史决定的，而是由现实决定的。我们终究是站在当下的土地上去回望历史，历史判断是以现实感为前提的。很多时候，那些颇有些硝烟味道的批评文章并非党同伐异，更不是理论空转的文字游戏，而是基于具体的现实情境，出自某种现实责任感的捍卫。在此并非要对曾经的论争的任何一方予以肯定或支持，而是想要说明，只有认识到那时文学批评的现实动因，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或教训。
因此，所谓“历史”，并不只是指向过去，也不只是关于现在，更永远向未来敞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些文学论争的参与者以现实为立足点讨论那些细致的文艺问题的时候，心中怀着一个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文艺图景。而今天我们回望过去，清理那个时代的种种创作、事件与言说，也同样不仅仅是为了当下。对于最新文学作品的评价同样如此。从今天往后再过72年，那时候的人们如何理解今天的文学，乃至于通过文学如何想象今天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文学批评如何选择、如何呈现、如何定义、如何引导。在此意义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我们的每一篇评论文章，当然都负有历史的责任。
（摘编自丛治辰《文学批评的历史感、历史判断与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