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瑞典学者布鲁恩提出跨媒介的两种主要模式：一、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外一种媒介；二、一个作品内部不同媒介的共存与互动。奥地利学者沃尔夫提出跨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四小类。两个大类是作品外的跨媒介性与作品内的跨媒介性。前者又划分为超媒介性与跨媒介的转移：所谓超媒介性指不同媒介都具有的一些特性，跨媒介的转移是指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作品内的跨媒介性是相对狭义的界定。也包含两种主要的类型：一、作品内部不同媒介的共存，比如戏剧中的音乐、舞蹈等；二、一种媒介对于另一种媒介的指涉和利用，比如小说的音乐性。受跨媒介研究的启发和影响，有学者提出了“戏剧—小说”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就小说作品内部而言，“戏剧—小说”主要有两种类型：媒介混合型，比如莫言的《蛙》、伍尔夫的《幕间》等；媒介指涉型，比如《霸王别姬》《歌剧魅影》等。
“戏剧—小说”强调戏剧机构、演出形式、舞台空间等在小说中的呈现以及产生的作用。与以往的研究强调小说如何利用剧场实现文学性的目的不同，“戏剧—小说”将剧场作为讨论的核心，“我们也可以认为‘戏剧—小说’是从剧场中出现的，在此过程中，戏剧创作者越来越深入认识到此种次文类的复杂性、挑战性和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戏剧—小说”超越了“戏剧性的小说”，后者的使用有时过于随意，定义比较宽泛。“戏剧—小说”意味着不同媒介之间的并置、碰撞、互动和交叉。但是，在“戏剧—小说”中，戏剧性也一样得到重视。“我并非建议摒弃所有的隐喻式戏剧性，毕竟很多‘戏剧—小说’明显地让戏剧和表演跨越文字舞台的边界，注入多样性的内容和形式，很多戏剧—小说家在书写叙事小说时大量使用戏剧隐喻。”
“戏剧—小说”的跨媒介指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戏剧化有关。“戏剧—小说”不仅仅是有关次文类的一个描述。而且也是一个批评概念，主要讨论作者创作的意图性、社会历史语境、跨媒介的发生过程以及产生的效果。具体来说。在研究中需要纠正以文学为中心的批评传统，结合剧场和表演理论来分析这个跨媒介的文学现象。当代剧场理论关注身体、即兴表演、情动、观演关系、操演性转变等，给“戏剧—小说”研究增添了新的理论资源，有利于揭示媒介互动带来的创新，同时也关注媒介间的差别带来的创造性潜力。
戏曲的审美特点是虚拟、夸张和程式化，与现实拉开距离。戏剧化的情节使故事发展及小说人物被置于强烈的矛盾冲突之中。凭借其狂欢化的魔幻现实主义，通过对文类的自觉改写以及对叙事时间和视角的精妙运用，莫言已经牢牢地占据世界文学的先锋地位。在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之中，戏剧化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和手段。
（选自何成洲《跨媒介视野下的“戏剧—小说”研究》）
材料二：
西方古典戏剧的结构像山，中国戏陆的结构像水。这种滔滔不绝的结构自明代至近代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结构更近乎是叙事诗式的，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小说式的。中国的演义小说改编为戏曲极其方便，因为结构方法相近。
中国戏曲的时空处理极其自由，尤其是空间，空间是随着人走的，一场戏里可以同时表不同的空间（中国剧作家不知道所谓三一律，因此不存在打破三一律的问题）。这种表现同时发生在不同空间的事件的方法，可以说是对生活的全方位观察。
中国戏曲，不很重视冲突。有一个时期，有一种说法，戏剧就是冲突，没有冲突不成其为戏剧。中国戏曲，从整出看，当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各场并不都有冲突。《长生殿·闻铃·哭象》也只是唐明皇一个人在抒发感情。《琵琶记·吃糠》只是赵五娘因为糠和米的分离联想到她和蔡伯喈的遭际，痛哭了一场。《描容》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抒情诗，赵五娘并没有和什么人冲突。这些著名的折子，在西方的古典戏剧家看来，是很难构成一场戏的。这种不假冲突，直接地抒写人物的心理、感情、情绪的构思，是小说的，非戏剧的。
戏剧是强化的艺术，小说是入微的艺术。戏剧一般是靠大动作刻画人物的，不太注重细节的描写。中国的戏曲强化得尤其厉害。锣鼓是强化的有力的辅助手段。但是中国戏曲又往往能容纳极精微的细节。《武家坡》，薛平贵在窑外述说了往事，王宝钏确信是自己的丈夫回来了，开门相见：
薛平贵（唱）：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三姐不信菱花照，不似当年在彩楼前。
王宝钏（唱）：寒窑哪有菱花镜？
薛平贵（白）：水盆里面——
王宝钏（接唱）：水盆里面照容颜。（夹白）老了！（接唱）老了老了真老了。十八年老了我王宝钏！
水盆照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细节。王宝钏穷得置不起一面镜子，她茹苦含辛，也无心对镜照影。今日在水盆里一照：老了！“十八年老了我王宝钏”，千古一哭！
这种“闲中著色”，涉笔成情，手法不是戏剧的，是小说的。
有些艺术品类，如电影、话剧，宣布要与文学离婚，是有道理的。这些艺术形式绝对不能成为文学的附庸，对话的奴仆。但是戏曲，问题不同。因为中国戏曲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戏曲和文学不是要离婚，而是要复婚。中国戏曲的问题，是表演对于文学太负心了！
（节选自《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