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及人类学大师﹣﹣费孝通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林镇。由于受到曾留学日本的父亲和喜欢新思想的母亲的深刻影响，费孝通在蒙童时代就开始接受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
1928年，带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学习医学，但是没过多久，他发现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光靠医学是不能解决的，而是要首先解决人的问题。于是在1930年，在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许仕廉的影响下，他注册进入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
1935年夏，在老师吴文藻的推荐下，费孝通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开始了广西特种民族考察。考察中，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身受重伤，在养伤期间就开始进行了对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1936年秋，费孝通带着他养伤期间的调查结果远赴英伦深造。在导师马林诺斯基的指导和鼓励下，根据出国前的社会调查成果，完成了他的成名大作﹣﹣《江村经济》．在书中费孝通通过对乡土中国的描述，从历史的变迁中进行客观调查分析，认为小城镇包含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大问题。《江村经济》于
1939年在伦敦出版后，被欧洲许多大学的人类学学生奉为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最高奖﹣﹣赫胥黎奖。
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1957年费孝通因创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错误地划为右派，成了在《毛泽东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文革”中，受到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住牛棚、下干校，一切学术研究活动都被迫停止，直到1979年复出。当事后有人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出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时，他慨然对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但他每年都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搞调查，他边行走，边调查，边思考，他多次提出改变穷困地区的重要建议，把他的智慧全部献给了祖国。正如他晚年所写的《江村偶读》一诗：“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孝通结束了他半个世纪无愧于心的考察，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作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用生命、劳动和乡土完美结合的爱国情怀是最不怕岁月冲刷的。
（摘自《大师中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的学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也可以做食粮的。”他“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为定量而定量”。
（王超华《一代宗师费孝通》）
②他一生的志愿就是如何使一穷二白的中国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并为此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他奔波于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著书立说，影响深远。其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访英伦》等。
（蒋晔、武京予《费孝通》）
材料一：
除夕晚上，非遗南音火了。在2023年央视春晚开场不久，歌手谭维维、赖多俐与厦门市南乐团、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携手，创造性地演绎了南音代表性曲目《百鸟归巢》，立刻点燃全场，并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百鸟归巢》全曲由黄昏意象构筑，变化丰富，曲中洞箫以花舌吹法模拟群鸦投林时的鸟啼声，以吐音表现归巢的轻快活泼气氛，配合妙曼的曲词，勾勒出一幅异彩纷呈的生动景象。
南音，源自隋唐宫廷燕乐，是随着中原人南迁入闽的中原古乐与闽地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的古老乐种，2009年10月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音曲调优美，节奏徐缓，古朴幽雅，委婉深情，由曲项琵琶、尺八、二弦和三弦四种乐器伴奏，以标准泉州方言古语演唱，读音保留了中原古汉语音韵，演唱时讲究咬字吐词，归韵收音，演唱者执拍板相和而唱。依照古例必先吹奏“指套”，然后唱散曲。唱曲是南音的主要内容，一人唱完把拍板恭敬地递给第二人，逐首接连地唱下去，最后是奏大谱结束。
追溯这绝世之音的历史渊源，会发现与成都有着深厚的联结——南音的始祖，就是后蜀孟昶。泉州与成都，一个处在东南一角，一个位于西南一方。孟昶最远也只到过开封汴梁，他为何就成了泉州南音的始祖？
作为后蜀王，孟昶有很高的音乐造诣，他“善弹，好属文，尤工声曲”。孟昶每次创作新词，都要谱成乐曲，一首新曲刚谱成，六宫就会传唱开来，编成舞蹈。由孟昶令赵崇祚整理的《花间集》，不但是中国词史上首部词总集，也是唯一传世的燕乐歌词集。南音的前期基础是燕乐，倡导燕乐的孟昶被推崇为南音始祖，也就不奇怪了。据传，宋灭蜀国后，孟昶与花蕊夫人二人被押往汴京，其精心培养的后蜀宫廷乐师139人进入宋初建立的教坊，成为传承盛唐和五代音乐的中坚力量。宋朝南迁以后，很多文人与乐师都在南方落地，而泉州作为宋朝最大的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时承接了来自蜀地的音乐，逐步将其融入当地的音乐风格当中，南音由此逐渐成形。
（摘编自新闻《兔年央视春晚里的天府文化：一曲南音追溯始祖来自成都》）
材料二：
泉州南音，古称“絃管”，亦称“南管”“南乐”“郎君唱”等，广泛流传于我国闽南、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聚居区。南音是活态传承至今最古老的乐种之一，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其脱胎于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后随历史上中原人口的东移南迁，从中原腹地一路流播至东南沿海一隅，乃至漂洋过海，扎根于上述地区。
不同于其他的乐种，南音絃友们有自己敬奉的乐神祖师——孟昶郎君，并且每年都会举行春祭、秋祭两次郎君祭。孟昶如何成为南音祖师的问题，陈燕婷研究员曾对一些学者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并归纳了三点原因：“其一，孟昶精通音律；其二，五代西蜀‘曲子词’音乐被当作泉州南音之发端，而他对‘曲子词’音乐有一定贡献；其三，西蜀乐工被选入宋教坊，其后人可能将西蜀宫廷音乐及对孟昶的崇拜带入泉州。”根据以上观点，或可提出一个猜想：是否南音絃友们对孟昶郎君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前后蜀宫廷音乐对泉州絃管的影响？根据吕锤宽教授“南管音乐，当属纯音乐型态或清乐大曲的遗绪”，我们可以得出如此推论：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蜀宫廷音乐与今天的泉州絃管存在着某种联系，甚至它可能就是絃管历史流播中的一种“过渡形态”。
前后蜀宫廷音乐“承唐启宋”，一方面体现在唐宋史籍的记载中，《资治通鉴》载“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唐王室先后两次到蜀地避难，又因蜀地当时经济富庶、社会安定，大量官宦、文人以及乐工随之相继涌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来前后蜀宫廷音乐文化的发展。《宋史》载：“宋初循旧制，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这139人或许还不是前后蜀乐工的全部。如此庞大的数量，可见当时教坊的规模之大。这无疑体现了蜀地王公贵族们奢靡的生活，以及他们对音乐的喜爱。而如此大量的乐工，可能也会在继承唐代宫廷音乐的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对后世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
前后蜀宫廷音乐“承唐启宋”，另一方面体现在前后蜀宫廷音乐的形象遗存中。1942年，成都前蜀王建墓出土一座带有乐舞浮雕的石棺床；2011年，成都后蜀赵廷隐墓出土20余件乐舞伎俑。通过将两处前后蜀时期墓葬中的伎乐与《隋书》《新唐书》《宋史》中的音乐比对（见图表），从所用乐器可以发现，①____；②____。
| 琵琶 | 拍板 | 笛 | 筚箫 | 排箫 | 筝 | 竖箜篌 | 笙 | 贝 | 铜钹 | 簇 | 吹叶 | 羯鼓 | 鸡娄鼓 | 发鼓 | 答腊鼓 | 毛员 鼓 | 正鼓 | 齐鼓 | 和鼓 | 五弦 | 都县鼓 | 腰鼓 | 侯提鼓 | 鼓 | 桴鼓 | 方响 |
隋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唐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建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赵廷隐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史 | √ | √ | √ | √ | √ | √ | √ | √ |
（摘编自陈宇峰、陈丹曦《泉州南音与前后蜀宫廷音乐关系初探》）
材料一
近期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经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涉嫌偷逃税款。经查，黄薇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相关部门对黄薇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网红主播雪梨和林珊珊偷逃税被处罚，还在舆论场中“发酵”。与雪梨和林珊珊相比，薇娅偷逃税数额更惊人，性质也更恶劣。薇娅被重罚，一方面是她偷逃税数额巨大，且持续时间长；另一方面，她是明知故犯，“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在这种情况下，薇娅被重罚，可谓“求锤得锤”。国家对新业态一直持“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绝不是管死，也不是不管不问，而是严格拿捏尺度。此次对薇娅的查处，不仅不会影响新业态的发展，还会推动新业态等经济形式迈上更合法、更有序的健康发展轨道。
薇娅全网被封意义深远：既警示网红个体需节制贪欲，又有效遏制乃至防范出现类似偷逃税现象。既需要直播平台严格把关，落实责任；也需要相关行业强化自律，加强内部约束。多管齐下，各尽其责，网络带货才能迎来发展的春天，新业态才能更为良性发展。
(摘编自秦川《薇娅偷逃税款被重罚，为谁敲响警钟》，“人民网”2021年12月)
材料二
俭德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提倡勤劳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一再警示全党和全国人民不能丢了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在国家层面，儒家认为不节俭是奢侈、僭越。孔子提出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强调唯有“俭者不夺人”，以节俭实现“财不可胜用”的治国目标。荀子则指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强本而：节用”，则可富国富民。
在家族层面，儒家认为“俭”，不着意突出个体，而是体现群体，强调个人对家族和民族国家的责任。所谓“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在后世浩如烟海的家训中，大都把“俭”放在突出位置，告诫治家要修养节俭之德，勿染骄奢之风。如北宋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训诚家人“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清末名臣曾国藩更是躬行节俭，在其传世的“曾氏家书”中指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
在个人层面，儒家认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是上至精英、下至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为准则。孟子要求人“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荀子对于“欲”的态度较孟子宽容，但也提出了“节欲”，谓“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摘编自周秋光、黄召凤《儒家节约思想的当代价值》，《湖南日报》2021年1月)
材料三
古人以“敛”释俭，如“俭者，敛也”。因能直观展示出个体的节俭力度和决心而较易得到外界的关注和赞誉，个体由此获得的强烈认同感和愉悦感，又推动其在后续行为中坚持和强化节俭这种行为。久之，就会形成对物欲的良好管理，使之处于一个合理范围，有效防止物欲泛滥。
俭德的最低标准就是不浪费，其实质是对劳动果实的爱惜和对自然资源的保护。首先，对劳动果实的爱惜，就包含着对劳动和劳动者的理解、认可与尊重。需要注意的是，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可直接观察到“稼穑之艰难”以及劳动果实之不足，从而更易于生发和强化对劳动果实的珍视情感；而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劳动产品日益丰富，劳动形式也发生转变，故有些人对劳动艰辛的认知以及对劳动果实的珍惜开始弱化，客观上造成了毫不在意的浪费。其次，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物质储备，但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对自然资源不节制使用，即使数量充足最后也会枯竭。
俭德并不追求无限节俭，而是主张量入为出。即根据自身实际经济能力规划开支，反对超出能力的消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拥有巨额金钱就可以追逐奢华，肆意消费。一方面，个体金钱虽有明确归属权，但是通过金钱消耗的资源则属于所有人；另一方面，对资源的过度消耗，本身就与节俭要求相背离。因此，人们赞誉那些贵而持俭、富而居俭的典范，这些人虽身居高位或家境富足或受万众瞩目，但都崇俭戒奢。
(摘编自王颖《俭德的意义》，《光明日报》2020年11月)
材料一：
游牧地带是游牧生活与草原环境相互结合的产物。中国境内属于游牧地带的范围很广，除了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的西辽河流域外，几乎北纬40°以北、大兴安岭以西的草原地带也都可以成为游牧民族的家园。草原游牧地带经蒙古高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一直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成为世界上最广远的绿色长廊。
地学研究成果指出，推动畜牧业从原始农业分离出来的动力是气候变迁。距今3500～3000年欧亚大陆气候转入冷期，正是冷期的出现，使得畜牧业在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方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草原环境下发展为游牧方式。
成熟的游牧业依托的环境为广袤的草原，而它的萌生地却在农牧交错带。农耕区与畜牧区是依人类经济生活方式而划分的基本区域，介于两者之间的则为农牧交错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在环境上具有敏感特征，每当全球或地区出现环境波动时，气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首先发生在自然带的边缘，这些要素又会引起植被、土壤等相应变化，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从一种自然带属性向另一种自然带属性转变。由于农、牧业生产依托的环境不同，农牧交错带的敏感特征也会影响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促使人们从一种生产类型转向另一种生产类型。随着这一地区自然带属性的更移，人类首先打破原始农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原始农业基础上萌生了畜牧业，然后渐次形成独立于农耕业的畜牧业。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游牧型畜牧业（游牧业）则晚于放养型畜牧业。只有游牧业出现，畜牧业才真正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迁移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马具是推动牧人与畜群走向草原的物质依托，从人们跃上马背的那一刻起，广袤的草原就成为他们的舞台。
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只限于中国北方。目前已有研究证明，在气候变迁的大背景下，欧亚草原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作出了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二：
马的驯化赋予人们从不曾拥有的流动能力，人们利用资源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狩猎采集者步行的活动范围大多在两小时步行圈内，一旦人群的规模超过了这个范围内资源的承载力，就会导致饥荒，这也是为什么依赖步行的狩猎采集者很难形成大的社会群体。不过，海岸地带则拥有季节规律不同于陆生资源的水生资源，且有舟楫之便，有条件聚集大量人口，能够形成如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那样的复杂社会。
马的驯化还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此前草原因为单位面积的初级生产力（植物生长）比较低，所能支持的次级生产力（动物生长）也比较低，和沙漠、高原、极地等并列为狩猎采集的边缘环境。这个地带的资源密度小，动物群的流动性非常大，狩猎采集者依赖步行是很难维持生计的，这是草原地区石器时代遗存较少的原因之一。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更大的生态空间，这也是草原地带青铜文化在马驯化后兴盛的主要原因。
游牧业的建立意味着人们进一步依赖驯化动物。牛羊的驯化本来就是游牧业的必要基础。牛一般只吃嫩草，而羊则什么都吃，它们之间构成很好的共生关系。牛羊除提供肉食之外，还能提供大量的奶制品，仅仅依赖肉食，游牧是不能满足生计需要的。马与很早就驯化的狗则为大范围流动放牧提供了条件。
畜牧意味着社会中进行农耕和负责放牧的劳动力的分化，游牧则意味着人们彻底放弃了农耕，但游牧并不是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而是需要通过交换从农耕者那里获得金属工具、纺织品、粮食等必需生活资料。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方式的分化不仅表现为农牧并重的经济与游牧业的产生，还表现为旱作农业系统的真正建立。这一地区种植的作物以黍、粟为主，尤以黍为重，因为黍比粟更适应干旱与寒冷的环境。构成旱作农业系统的另一种农作物是大豆，它是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源，而且种植大豆与其他豆类都有养地的作用。有研究认为，大豆的驯化始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则可能是最早驯化、种植大豆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有大豆的种植，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得以完成。
（摘编自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气温条件 |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及存续期 | 生计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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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牧并重 农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