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1·晋中模拟) 1882年，中国与朝鲜签订商约，强调“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1899年，中朝又签订了新的商约，规定“（双方）官员与本地方官交涉往来，俱用品级相当之礼”。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

材料：表

——据《辽宁省志一大事记》《从“旅顺船坞”看洋务运动的客观效应》整理

采用一个新的时间尺度，任选旅顺船坞的一个发展阶段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说明。（要求：明确写出所选阶段的起止时间及特点，表述清晰。）

材料：

通过研读同一历史事件或历史制度，有人得出了正面的评价，有人得出了反面的评价，还有人得出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请任选角度，自拟论题，结合材料并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证。（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材料二：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军委指示中提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

材料三：1947年9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

材料四：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国共双方军队人数变化与革命战略转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英国文学作品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创作中，中国人物形象是正面的。1599年，理查德发表了《航海全书》，对中国的税收、政府机构、农业经济等进行了介绍，还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阐述研究。1657年，威廉·坦普尔创作《论英雄的美德》，重点介绍了孔子及其思想，将孔子的哲人形象在西方进行宣传，使孔子在西方成为大众人物。17世纪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瓷器等传入英国，英国兴起了中国风，英国的普通建筑也采用中国园林建筑的样式进行构建。到了18世纪，依然有格尔斯密的《世界公民》表述了对中国文明的赞扬，称赞中国有非常完善的道德和法律制度。

——摘编自王爽《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材料二

1795年，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

1873年，沙俄政客巴枯宁首次提到“黄祸论”，他相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洲出现，宣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说法，认为“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在“黄祸”声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整理自马建标《冷观近代西方“黄祸论”》

材料一：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虽然在军事上成立了大陆军，但从十三州汲取军事资源是极度困难的，协调各州同样非常困难，导致华盛顿反复遭遇缺乏军备的困境。汉密尔顿在大陆军中是华盛顿的副官，就深感大陆会议的权限不足。在外交上，更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即以美国的名义而非某一个殖民地的名义）对外开展外交活动、签署外交协议。独立战争结束后，新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1、各州之间贸易存在许多摩擦和需要协调的地方：2、各州可能单独和欧洲国家，或者印第安部落展开外交活动，而这些外交活动的指向很可能是互相冲突的：3、大陆会议无法从各州汲取财政、物质资源……在此情况下，有相当多的美国政治家认为邦联制被证明无法满足美国的实际需要，应该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联邦政府以应对内部和外部的诸多问题。

——摘编自《联邦党人文集》

材料二：在新政与立宪的过程中；清廷中央集权的手法；主要是通过在中央设立军事、财政等各职能部门]，相应地在各省设立下级机构，垂直掌控，直接剥夺了地方督抚在军事、财政、司法、外交、人事与行政等方面的权力，从制度设计上把地方督抚的相关权力收归中央，逐步加强中央集权，而使地方督抚权力越来越缩小。

清廷从制度上收回地方督抚不少重要权力，但因为亲贵专权，内部矛盾重重，政出多门，实际上破坏了中央集权的效力，未能真正掌握这些权力。以军权为例。清廷收回各省新军的指挥权、调遗权统归军谘府、陆军部，使地方督抚虽有节制新军之名义，而没有指挥、调遣新军之实权。……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面对革命，除少数顺应世变潮流以外，尽管可能有多数督抚想效忠清王朝，但大都有心无力而已。

——摘编自李细珠《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材料一：欧洲近代早期的商人和企业家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改造了社会。银行出现在欧洲重要的商业城市中，它们为商人、企业提供贷款帮助他们进行新的商业投机。保险公司为风险较大的商业行为提供保险，尽可能地降低损失。17世纪，当时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吸引了整个欧洲的商人、投资者前来交易。他们买卖联合东印度等股份公司的股票，并从事各种商品交易。一些庞大的贸易公司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及其竞争者联合东印度公司所从事的商业冒险规模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时候，他们绕过传统的行会，不依靠城市工匠生产布匹，而是将原料送往乡间家庭，编织成布。企业主付给报酬，再将产品带到市场上销售。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1000—1800》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业资本需要中国新式商业开展购销活动。拿上海的棉花商业来说，新式花商由于为外商提供货源，发展很快，而牙行由于“恪守旧规”，没有纳入外国资本的运行轨道，“转以生意衰落停歇过半”。丝是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产品，1882年开办上海第一家缫丝厂的黄佐卿就是专同洋行做生意的丝商。上海开埠后，金融流通的需要日增，钱庄原是传统行业，19世纪50年代后，许多钱庄已经为进出口商业提供信用贷款。轮船招商局于1875年设立济和保险公司，为华商轮船保险。清末的绝大多数本国银行是在1905年后设立的，30家银行中，官办和官商合办占了13家，这些银行的主要功能是效力于政府财政。

——摘编自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