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传统曲艺，演唱流行金曲，展示手工技艺……如今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也许你就能邂逅这些热闹的街头艺术表演。快意拨弦，随性而歌，律动翩舞，生动、热烈、洒脱的街头艺术，为蓉城街头增添了别样色彩。
除了剧院、荧屏，城市露天公共场所也是孕育文化、成就梦想的地方。我们所熟悉的西单女孩、旭日阳刚等，都是从街头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更广阔的天地。但要处理好街头表演和城市秩序的关系，有不少现实矛盾需要妥善处理。此次成都向社会招募街头艺人，推行持证上岗、定点表演，为街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安适的土壤，也为心怀梦想者创造了一个人生出彩的舞台。
街头艺术的规范有序发展，是一个城市文化特质的生动表达。放眼世界，有不少城市都是因为生机勃勃的街头艺术而为人所向往。伦敦著名的考文特花园，被誉为街头艺术表演的天堂，也因此成为伦敦独特的文化名片；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道，缤纷多彩的街头表演更是让游客惊叹连连。充满艺术性的街头表演，可以让城市文化更加丰富多元，帮助城市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将蜀中风流蕴于音符，将多元艺术展现于街头，相信这也会助力成都文创产业的发展，形成城市新的文化景观、文化资源。
其实，不只是成都，上海、深圳等城市也都在陆续采取措施，推进街头艺人的规范化、专业化管理。为什么几大城市纷纷有此行动？一方面，街头表演确是城市管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虽然街头表演对于城市形成轻松、有活力的文化氛围大有裨益，但一些不分时段、不分场合的表演，也影响着城市的正常秩序，对表演的时间、地点、内容等进行相应的规范，才能让其更好发展。另一方面，如今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如何增加优质的文化供给，也在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治理智慧。
给街头表演一席之地容易，但要保证街头表演的长期有序规范，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街头艺人的表演内容理当健康向上、传播正能量。除此之外，街头表演的管理还涉及多方面问题。从表演本身来看，就包括街头艺人内涵的界定、艺人形象的管理、节目内容的审核等，而从外部来看，市容、交通、环保、安全保障等，哪一个环节都不可忽视。只有在实践中对相关管理细节不断优化，各方协调形成合力，才能让街头表演有序发展、精彩绽放。
城市管理，是门科学。文化发展，有其规律。“城，所以盛民也”，文化是城市的阳光雨露。文化充盈，才能让城市生长出更多的可能性。从禁止街头艺人卖艺，到如今越来越多城市给予街头艺人合法化身份，对待街头艺人态度的转变，体现了城市管理理念的更新，体现着城市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包容开放的城市正在给予文化多样发展更加广阔的空间，而多样的文化也在充盈着城市的气质内涵。城市不仅能长出高楼大厦，还能处处为人们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摘编自张凡《健康丰富的文化为城市添彩》）
材料一：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健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其实，这很不全面，也不准确。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白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消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忖，长而不宰”（《老子》五十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櫂。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苟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藏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诎（曲）、无见于信（仲）”（《荀子·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姊非在吸收老于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适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坊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羊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余秩序的猛定和经济的其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点彩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子不少没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影滞而不动也，以其字莫从己出也，（《主术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老，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汫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盛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极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方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战！”（《阳货》）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我？吞已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窀鼍、鱼蹙，鳅鳝孕别之时，周苦、辱药不入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夫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坚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促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摘编自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懦释道》，有删改）
材料二：
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放鬼神而远之，可渭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责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淡化为庄子的通世绝俗的独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采，懦、道是周异而对主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 ， 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到不能白英”：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宠出的是自然，即爽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快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进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来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水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村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折鲜的动力。所以说，老生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
（摑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一：
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长于直觉的辩证思维，后期墨家与名家（主要代表人物为惠施、公孙龙）则特别发展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思辨精神的逻辑命题。但两汉魏晋以来，儒、道、释三家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认知方法去认识，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特点，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更欣赏和满足于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真理和领悟。
如钱穆所说：“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中去领悟。”中国文化重直觉感悟、轻逻辑思维的传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长处是对世界、对事物容易进行整体、系统的把握，具有较长远的历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经验，好历史，民族心态总的讲比较冷静、沉稳，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历史的大灾大变，使民族文化不断延续、发展。其短处则在于由于轻逻辑思维，不善于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精确性，不容易形成科学的观念，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知。
（摘编自《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特色》）
材料二：
儒家在许多方面都是自命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无需客体认可。所以，儒家除学理依据周礼之外，其余的内容不是客体社会需要，而是自我命名，先规定，后存在的。
儒家的学理错误是自命无证。这会导致错误的学风，只要主观意志，而无需客观实践。重言轻行，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学风也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现代性的认知是创造性推动的，现代性的实践是积极协作，恰恰是动手动口的结合。主观的东西必须被客观证实，自命无效，证实才能有效。这样从古典时期的权威独霸脱离群众，演变成大众认证、客体认证、监控认证，说明自命都是无效的。现代性在学理上是客体认证大于主体自命。凸显客观性认证，把认知变成客体化的，这是现代性的特点。
本质而言，主体性必须经过客体认证，才能检测主体性是不是适合现实。儒家的心学实际是自命无证的。这正是佛教指责的，“想入非非”，舍弃客体，无法正心诚意。朱熹格物致知说基本导向客体认证。对知识进行客体认证，会使知识成为真实的知识。传统思想走的是权威主义之路，圣人之言无需客体认证。现代性恰恰与此相反，科学知识就是被客体认证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确定性的，才能使人信服。
传统文化历经三个阶段：第一是远古时代，文字初创，人文初建的时期，以原始人文意识、宗教为特点；第二是秦始皇之后的封建社会，文明开启，文字统一，历史演义家天下大一统；第三是元宋明清时期，晚清时期，客观性认识不断增加，自我认识开启，接纳域外文明。从古典时期的自命无证，到晚清时期追求知识的客观化标准，接纳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现代性更是把客观化的标准作为知识的尺度，思想的依据，认识的来源。所以现代性的自命无证被淡化为客观认证。现代性必须经过客观认证才能反思知识作为自身的合理性，从实践认识知识的可行性。最终以事实作为知识的结果，以客观化作为自我意志的标准。现代性虽然看似缺少了古人所谓的诚信，但是总体上建立了个人认知的可信度。这种现象也就是所谓的现代年轻人“未老先衰”，他们没有古人少年时期的疏狂，但是整个传统文化因为自命无证而变成整体性的谎言。古人的言辞散漫正是自命无证造成的，因为拥有无须客观化的认知，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会造成言辞与现实的背离，而古典时期一直不顾这种背离。这是认识论的历史——不断增强的客观化，不断使思想回到现实，工具理性和客观化的理性不断完善。
（摘编自《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材料三：
道与器的相互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一个“道”字和一个“器”字，对宇宙万物的生发及其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宏大非凡的概括力，展现了中华文化卓越的思维魅力。
一方面，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的总根源，或一切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另一方面，与无形的道相对的是有形的器。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以道驭器、重道轻器，由此形成传统文化特别注重探究道理、道路、方向、原则等重大问题的特点，但也具有忽视科技等器的因素的一面。究其原因，问题不在于道，而在我们未能摆正道与器的关系，只看到道高于器、统御器的一面，没有充分重视道生于器、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所以，正确的做法应是以道御器、道器并重。以道御器就是在充满竞争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道文化的优势，驾取器物之用，引导人类役物而非役于物；道器并重就是道与器协力，使传统文化道的优势和现代化器的优势，形成互补互进的良性状态，促进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科技创新等更好更快发展。
（摘编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
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里使用的命运概念，是指生命有机体所具有的一种不可改变的、必然的行为趋势、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生存是生命的天命，因而生存就是一切生命不可改变的命运。同样，如果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就不能维持人与自然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生存。因此，人类必须顺势而行，尊重自然生命，保护自然，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看作是人与自然这一生命共同体得以保全的必要条件。
从古代的农业文明经过近代的工业文明到当代的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形成过程。
农业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自然为中心的。这种文明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自然性”：这种生产是由“自然生命”直接进行的，因而是一种“自然性生产”——粮食是庄稼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由人在生产过程中制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庄稼”才是真正的“生产者”。农民在生产中的作用，只是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在这种生产中，决定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的主要条件是自然条件。
工业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工业生产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工业生产已经不是人对自然的顺从，而是对自然界的改造，从而创造一个在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人造物”；整个生产过程都是由人进行的，人真正成为生产的主体，让自然服从人的意志。从个别人的观点看来，似乎“自动化生产”没有人的参与，仅仅是自然物(机器、电脑)在进行生产。而实际上，在生产中劳动资料的运动，不过是人的“过去劳动”在运动，因而是人的“过去劳动”在进行生产，生产的全部产品，都是人的劳动的结果。
在当代，我们所要构建的生态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现在，人们既看到了人类为了生存而改造自然的必要性，也重新认识到了维护自然生命系统的稳定与平衡的必要性。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对工业文明中形成的那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也是对农业文明的以自然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其中每一次否定都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在吸收对立面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克服对立、走向和谐统一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曲折道路之后，我们要创建的新的文明，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在这种文明中，人与自然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而不是争夺各自利益的敌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成为生态哲学的最为重要的价值。
但是，西方的生态学家们却沉浸在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争论之中，企图用农业文明时代的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意识代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也说过，“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是同样愚蠢的”。我们当代所需要的生态哲学，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当代西方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哲学从根本上堵塞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也使得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失去了存在基础。
(摘编自刘福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哲学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