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想象呢？它就是在心里唤起意象，想象有再现的，有创造的。一般的想象大半是再现的。原来从知觉得来的意象如此，回想起来的意象仍然是如此。艺术作品不能不用再现的想象，但是只有再现的想象决不能创造艺术。艺术既是创造的，就要用创造的想象。创造的想象也并非从无中生有，它仍用已有意象，不过把它们加以新配合。艺术不同哲学，它最忌讳抽象，抽象的概念在艺术家的脑里都要先翻译成具体的意象，然后才表现于作品，具体的意象才能引起深切的情感。比如说“贫富不均”一句话入耳时只是一笔冷冰冰的总账，杜工部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思想家往往不是艺术家，就因为不能把抽象的概念翻译为具体的意象。
从理智方面看，创造的想象可以分析为两种心理作用：一是分想作用，一是联想作用。
我们所有的意象都不是独立的，都是嵌在整个经验里面的，都是和许多其他意象固结在一起的。比如我昨天在树林里看见一只鸦，同时还看见许多其他事物，如树林、天空、行人等等。如果这些记忆都全盘复现于意识，我就无法单提鸦的意象来应用。好比你只要用一根丝，它裹在一团丝里，要单抽出它而其他的丝也连带地抽出来一样。“分想作用”就是把某一个意象和与它相关的许多意象分开而单提出它来。这种分想作用是选择的基础，许多人不能创造艺术就因为没有这副本领。有分想作用而后有选择，只是选择有时就已经是创造。雕刻家在一块顽石中雕出一座爱神来，画家在一片荒林中描出一幅风景画来，都是在混乱的情境中把用得着的成分单提出来，把用不着的成分丢开，来造成一个完美的形象。诗有时也只要有分想作用就可以作成。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诸名句都是从混乱的自然中画出美的意象来，全无机杼的痕迹。
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艺术不能离开知觉和想象，就不能离开联想。联想分为“接近”和“类似”两类。“怀古”、“忆旧”的作品大半起于接近联想，例如看到赤壁就想起曹操和苏东坡，看到遗衣挂壁就想到已故的妻子。类似联想在艺术上尤其重要，《诗经》中“比”、“兴”两体都是根据类似联想。比如《关关雎鸠》章就是拿雎鸠的挚爱比夫妇的情谊。因为类似联想的结果，物可以变成人，人也可变成物。物变成人通常叫作“拟人”。一切移情作用都起类似联想，都是“拟人”的实例。例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和“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一类的诗句都是以物拟人。人变成物通常叫怍“托物”。“托物”者大半不愿直言心事，故婉转以隐语出之。最普通的托物是“寓言”，寓言大半拿动植物的故事来隐射人类的是非善恶。托物是中国文人最欢喜的玩艺儿。庄周、屈原首开端倪。“拟人”和“托物”都属于象征。所谓“象征”，就是以甲为乙的符号。甲可以做乙的符号，大半起于类似联想。象征最大的用处就是把具体的事物来代替抽象的概念。
（选编自朱光潜《谈美》）
材料一：
学者散文提出自我精神启蒙，是自我“干预”当下一些知识分子“精神休克”的现实需要。而对“精神休克”的现状，很多作者与读者还缺乏清醒的认识。董健先生指出，中国的士子们经历了各种思想解放运动，潮起潮落，风风雨雨，其变化、其分化是十分惊人的，从而提出了需要“补钙”与“启蒙”的问题。当下很多士子的精神上，则出现了文化竞争力背后悖失传统的人性错谬，出现了传统士子道德操行的悖谬。为此，董健、丁帆等学者主张为当代知识分子“招魂”而必须“启蒙”。
在“文化休克”与西方现代理论的各种“主义”从负面冲击中国文化传统之当下，我们必须重提鲁迅“立人”的思想，借鉴传统士子的精神情操，重新激活知识分子自身的传统文化基因。丁帆的随笔集《先生素描》为今天士子素描了垂范于今天与未来的精英群体，通过对章培恒、程千帆、钱谷融等已故当代士子精英的品鉴，为读者注入了一剂“清醒剂”。尽管他们曾经历过政治文化运动给予的各种遭遇与人生坎坷，但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独善其身的人文情怀，把自己的文学研究事业做好做大做强，为此而鞠躬尽瘁。学者散文的作者应该从他们身上，传承为人、为文的“风骨”，同时之于自我解剖，也就有了效法人格精神的楷模。
自我解剖是批判自我“国民性”中“瞒”和“骗”的阿Q性，是面对读者而进行的自我“审美”与“审丑”之间的“一个人的战争”。巴金将个人“国民性”中丑陋的东西，比喻为自己身上挤出的“毒疮”与“脓血”。他将本真的、赤裸裸的自我灵魂，交给自己的读者并让读者为之“审丑”，这为文学史树立了严格自我解剖的典范。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巴金，都以自我解剖、救赎自我的途径，期待由个人推及全民的觉醒与社会行动。无疑，巴金的经验，具有自背十字架、杀身以成仁的悲剧人格色彩。余光中的名篇《假如我有九条命》，从自我道德完善出发，检视自己在方方面面的不是，想象自己能有“九条命”即分身化成九个人，逐一去弥补自己在事业与做人方面的错失。揭自己的疮疤是很疼的，同时，也需要勇气与胆量。惟其如此，散文创作中这类自我“审丑”的作家与作品太少了。学者散文所期待的，是有更多这样的作家与作品能够直逼自己的灵魂而写作。
学者散文作家必须针对当下的“精神休克”，自觉传承先秦先哲、历代名儒以及《先生素描》中那些“先生”的人文精神传统，努力将自己修养为知识渊博、思想健康、情操高尚、人格真诚的智者，才能在读者面前自觉地进行自我的审美与“审丑”，自塑为一个完善与完美的自我形象。
同时，自我精神的启蒙，需要脚踩中西文化整合的理念，需要历史主义和人类发展的逻辑理性，需要一种先进的、穿越的、引领世界的文化姿态与身份认同。自我精神的启蒙是学者散文亟待养育的先锋性，也是当下真正实现文化自信所必需的、不可或缺的另一种“补钙”。
（摘编自吴周文《学者散文的启蒙性和自我的精神启蒙》）
材料二：
中国古人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又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理想，讲的都是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的过程。长期以来，我们的散文也包含着这种精神，《谁是最可爱的人》对英雄的赞颂，都可作如是观。然而，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散文的境界和品位开始走低，呈现出“小我”被放大，“大我”贬值的不良倾向。在散文家自己内心变得封闭与粗劣，于作品也就日益下滑甚至坠落，散文的异化也就在所难免。
其实，横亘于新时代散文创新面前的最大障碍还是作家自己，即他们如何从自我修养和自我革命开始，摆脱低级趣味和世俗功利，进入“大我”、民族精神、国家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像季羡林的《喜雨》，因北京喜降甘霖，于是他表示，“我的幻想，从燕园飞到故乡，又从故乡飞越了千山万水，飞到了非洲”。这是一种希望干旱的故乡以及非洲都普降“喜雨”的愿景。该文是一篇透着人类情怀的佳作。
以往，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以GDP为绝对追求目标。今天，我们应以环保生态、文化发展、人类美好生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心，推动国家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这就要求散文改变观念，进入一个像马克思所说的“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和价值遵循，即立足长远，重视人的身心健康、幸福指数、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以及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福社。与此同时，让散文克服狭隘的功利主义，特别是摆脱以西方为价值旨归、进入一个更具价值合理性的人类理想境界。没有这样的宏大视野，散文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创新，也不可能超越自我的狭小格局。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散文不能置身事外，而应参与其中，并发挥特殊的价值功能。要达到这一点，改变散文观念就变得尤其重要——超越长期以来散文的狭小格局，确立中国立场，强调问题意识，抓住战略发展机遇，放眼全球，有人类视野和天地情怀。
（摘编自王兆胜《散文创新与观念的突破》）
随着一场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的进行，英雄之举层出不穷、蔚然成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仁大爱，亦使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的道德传统在中华大地上再显峥嵘。
无疑，勇德是人类的共同道德。早在西方古老的《荷马史诗》中，美德就开始与勇敢须臾不可分离，但论及人类勇德建设，中华民族的贡献尤值一提。中华民族不仅将勇德视为“三达德”之一，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对其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如孔子提出“见义不为，无勇也”的命题。该命题开始把勇与仁义、道义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勇业已正式跻入中国道德伦理的领域，并使所谓“见义勇为”成为千古传颂的优良品德。孟子对勇的思考可视为是孔子勇的思想的深化和继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认真讨论了勇的性质、勇的根本及勇的途径，而他的“浩然之气”学说的推出则为所谓“勇气”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宋以后，有王阳明对勇的“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力行力为的力倡，有颜元对宋明“重文轻武”的唇舌之儒、文墨之儒的力辟，还有戴震对“益之以勇，盖德之所以成也”这一勇的“道德执行力”的力肯。以儒学为传统的中华民族从未停下对勇和勇德追求、探索的步履。
那么，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勇呢？
其一，心性之勇。国人论勇，多从心论。“古文勇从心”的“恿”字，就是其明证。这种与勇相连的心，既非西方式的理智之心，又非佛教式的虚灵明觉之心，而为中国式心性论的以“生”训心之心、从心从生之心。作为一种生命哲学的概念，它意味着心以其“生生不已”的潜在的可能性为内涵。也正是基于心的这种可能性，才彰显了心不受制于现实规定性的“形上超越性”，才使心成为中国哲学“形上超越性”的真正体现。同时，一旦我们肯定了心的“形上超越性”，我们实际上也就肯定了真正的勇。勇一如心，同样具有“形上超越性”。正是从勇的“形上超越性”出发，主张“见义勇为”的孔子提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其二，气力之勇。中国哲学的身心一体决定了勇并非“心性之勇”的一意孤行，而是以一种“下学而上达”的方式，具体化为一种气力之勇。中国古人在提出“气，体之充也”，强调气与身体不可分的同时，亦使勇敢与身体化的“勇气”相提并论。“即气而力在”，如若我们肯定了勇之气，那么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肯定了勇之力。这一点，不仅可见之于《说文》的“勇”字从“力”说、《诗经》的“无拳无勇”说，还可在中国拳经中的“气与力合”说中找到注解。
“心性之勇”与“气力之勇”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告诉我们，一种真正的勇既具有一种“形上超越性”，又使这种“形上超越性”离不开形下的现实力量。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勇德也经历过沉浮，随着近现代“救亡图存”思潮的兴起，对勇德的崇尚再次被激发出来。身处更为和平、更为文明的今天的人们同样要面对诸如瘟疫、地震、洪水这样的自然灾难，面对诸如战争这样的社会灾难，面对艰难、挫折和“德福不能两全”的人生困境。这意味着，无论何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依然要在勇敢和怯懦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意味着，无论何时，勇德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之课。
(摘编自张再林《勇德：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课》)
材料一：
中医药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大概有这么几条。首先，中医的传统不是疾病医学。第二，中医不是物质科学。第三，不是认识论上的知识论。中医关心的是从哪里寻找健康的钥匙。同样的“治病必求于本”这几个字，在西医看来，着眼点在于对象性思维的“病”，问的是“病从何来”；而中医提这个问题时重点在意向性思维的“治”上，问的是“治向何去”。“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东西方对“本”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西方的“本”是指物质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是对本质的认识，是知识论，是科学。是什么科学观呢？是物质世界范围内的认识论、知识论的科学观。文艺复兴五百年来，它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中医不是这样提问题的。它首先提出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什么是“药”，什么是“毒”，强调识别“利害药毒”的能力和取舍标准。第二，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医师的责任是“聚毒药以供医事”，是把“毒”转化为“药”，把“害”转化为“利”，帮助人们养生、保健、治病。第三、医学与医生有三等，上医医未病之病，对象是生命、养生；中医医欲病之病，对象是“健”，任务是保健；下医医已病之病，对象是病。我们的误区就在这个地方。一百年来，我们中医就努力地去走这最后的一条路。
现代医学的科学化过程中要求的是对靶点的直接对抗，是对生命现象的抑制和阻断，广义地说，是“抗生”的，而我们在理论上又要求“卫生”和“养生”，这是矛盾的。中医的优势和学术本质，第一是“人”，第二是“生”。“生”是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认为人们应该“赞天地之化育”，追求的目标是“天人合德”，也就是“你活我也活”，人要活，细菌病毒也要让它活，这就是生态，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气度要有这么大。只有有了这么大的气度，才能把周围环境中的因素转化为有利于“生”的因素。所以，中医学的传统起码要回到《汉书·艺文志》，即“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所以中医药是为人类生命的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方法、技术、工具。你非要扭转它，就变成两码事了。我的老师一九五九年临终前就说过：“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展开来说，就是欲求融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必先求中医学自我的卓然自立。
（摘编自陆广莘等《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
材料二：
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等学说，以及诊法、预防、养生等内容。它融合了哲学思想、医疗保健、植物学等多种科学的思想，其丰富的内涵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但是，中医药在现实中处在边缘地位和附属局面。要摆脱这一现状首要是加强对中医人才的培养和以现代化手段使中药质量可控，还要加大对中医药的宣传力度，使百姓从内心接受中医药。
想要培养中医药的支持者，应该以中医药自身的内容特点为立足点，以中小学为切入点开始启蒙教育，让传统中医药的种子在学生们的意识中生根发芽。下面对中医药走进中小学进行分析，希望为中医药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首先，选择适合青少年的内容。中医药内容纷繁复杂，有些知识晦涩难懂，不适合青少年阶段的学生学习，他们理解起来比较费劲，而且不易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学习的内容进行筛选，如可以选择中药的炮制、中药香囊制作以及常用中药饮片识别等内容。然后改变往日直叙式的教学方式，理论知识讲解和实验操作相结合，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中草药的性味归经、功效、适应证等相关知识。这样既可提高青少年的学习兴趣，又可提高他们对中草药的认识和理解，并加深他们对中药的记忆。例如在课堂上将中药山楂炮制品与生品煮水，让学生口尝并对其酸性进行比较，使学生通过切身体验感受到炮制的作用。
其次，引导青少年走进中医药。通过建立“模拟中药房”，使青少年了解中药储存和归类方式。在手摸口尝中，让青少年找草药、识草药、认草药，同时教授他们一些辨识药材真伪的方法和诀窍，让他们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这样可以对中医药的延续与传承起到正面作用，也为他们今后掌握更多的中药知识打下一定的基础。学习这些知识，即使他们将来不做医生，对于自己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使中医药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
（摘编自薛海萍等《浅谈中医药走进中小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