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这固然不错，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不尽然。桐城派从清初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
纵观桐城派三百年发展历程，桐城派不仅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曾国藩等朝廷大员，在禁烟、禁酒、治河、戍边、保疆、治军、通商、洋务等各个方面卓有建树；也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欧洲，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的一流外交家；并孕育出以姚鼐、吴德旋、祁寓藻、张裕钊等人为代表的书法碑帖艺术，与桐城文章交相辉映。同时，桐城派人物几乎都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可谓人才辈出，令人瞩目。有鉴于此，桐城派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流派。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了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
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櫆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
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三者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
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觉世牖民。
当然，考察桐城派三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属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桐城派体量庞大难窥全豹。对于多数非桐城派学者而言，对桐城派的了解主要来自文章，因此视桐城派为文派。对于桐城派学人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也很难触及桐城派全貌。
（摘编自任雪山《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桐城派》）
材料二：
桐城派的文论滥觞于戴名世，其后方苞提出义法说，刘大櫆在继承方苞的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神气音节”和“品藻”说，至姚鼐集其大成，主张为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绵延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文派。
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儒家经义，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是文献资料，用来佐证义理的；辞章是文辞，属于创作技巧，是表达思想内容的。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辞章”亦即文章，只是学术的一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姚鼐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追求思想，应当明“道”，所以“义理”最重要，放在第一位。“道”要通过辞章来传播，也要美，要写得平易畅达，不能像汉学家那样只讲考据。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崇奉程朱理学，所载之“道”为“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
桐城派不单研究散文的创作技巧，还包括创作目的、材料选择、思想道义、学术倾向等等。桐城派文章不只是审美，还有审智，不只是抒情，还有说理，即重思想性。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在乾嘉时期，于汉学兴盛、摈斥宋明儒学的大背景下，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辞章相统一，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方云龙《桐城派的文化品格》）
张氏月洲村
南帆
父亲为我取名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张帆”遭遇如此之多的重名。多年前，正是因为某天突然发现另一些“张帆”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我立即决定赐予自己一个笔名。干脆把“张”字拿掉，取名“南帆”。本名也罢，笔名也罢，无非称呼个人的符号，不必大惊小怪，我似乎从未真正将名字视为家族的徽号。那个时候，“家族”这个概念没有在心里留下印记。背起一副行囊，独自浪迹江湖，大漠风沙，长河落日，我意识不到身后存在一个张姓的家族——直到月洲村的出现。
月洲村之行是一次例行的公务拜访，它位于福州市区几十公里外的永泰县。汽车沿着盘旋的山路驶向月洲村时，我丝毫未曾意识到与这个村庄的血缘关系。下车之后，周围有人告诉我，这是张姓聚居的村庄，而福州的张姓多半是从这儿出来的。我正忙着看河滩上摇曳的芦苇和路边李树上密密麻麻的粉白花朵，对这句话充耳不闻。一伙人说说笑笑地走到了张氏宗祠门口，一阵鞭炮突然炸响。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村长郑重地送给我一部沉甸甸的张氏族谱。这本精装书籍握在手中的重量，突然让我意识到，周围这些面孔黝黑的农民都是我的宗亲，我们的身躯之中流淌着相同的血脉。
一种异样的感觉掠过内心。
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月洲村之名来自桃花溪。一条清澈的溪流进入村庄后绕了个弯，仿佛在地面写了一个“月”字，溪流两旁绿树杂沓，竹林婆娑，树荫之中小鸟啁啾；离开村子的时候、溪流又在村子边缘从容地围出一片沙洲：一脚踩下去，沙子柔软而温润。只有张姓的人才能发现如此清幽的地方，月洲村之称始于唐末，当然是我们老张家祖先取的名。
我曾经见过一张月洲村芦川桥的相片。夕阳之中，一座三孔桥倒映在水面上，如同一张油画。那一天驾车进月洲村的时候曾经从桥上经过，桥面似乎显得狭窄。车子从公路拐进来，驶到它跟前时，还得稍稍倒车一下，否则角度太小，无法通行。我迟迟没有意识到，芦川桥的“芦川”与张元幹的《芦川词》《芦川归来集》之中的“芦川”是同一个词。而作为宋词大师，这个张元幹，就是月洲村人。许多人津津乐道，宋、明、清三个朝代，月洲村出了一个状元、两个尚书、近五十个进士；对于张姓的子弟说来，这算不上什么，而宋朝的张元幹，却是一个实实在在为月洲村增添重量的大人物。
张元幹的词风激昂豪迈。许多人觉得、苏轼与辛弃疾之间就醒目地站着一个张元幹。他的两首《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和“曳杖危楼去”不仅名垂词史，而且张贴在月洲村的墙上。站在村委会门口默诵张元幹的句子“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内心忽然涌过一阵热浪。以前读过几首张元幹的词，从未想到他或许是一个亲戚。当然，如同苏轼一般，这个亲戚也会有卿卿我我的缱绻，也写得出“寒犹在，衾偏薄，肠欲断，愁难著”“想小楼、终日望归舟，人如削”这种缠绵。
“百忍堂”是张姓祖上一个著名的典故。大约是河南濮阳的一户张家九代同堂，九百多口人和睦相处，穿统一制作的服装，共享相同的餐饮。开饭的时刻击鼓号令，男女分席，长幼有序。治家犹如治国，唐高宗李治慕名到张家视察，向家长张公艺询问治家方略。张公艺写了一百个“忍”字：一切纠纷，忍让为重，这即是“百忍堂”的来历。温良恭俭让是张家性格的组成部分。唐高宗想考一考张公艺，御赐张家两个梨子，看看九百人如何公平分享。张公艺命家人将梨子放在石臼中捣烂，而后置于水缸之内，注满一缸的清水，鸣鼓召集全家，每人舀一小匙。不患寡而患不均，张公艺家长清楚世事人心的症结所在。儿时曾经听父亲说过这个典故，不怎么喜欢。如果张姓的人只能如此隐忍地生活，唯唯诺诺，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兢兢业业地维持那个“九世同堂”的躯壳？
因此，张元幹慷慨悲凉、落拓不羁的词风让我大为宽慰：张氏性格之中仍然存在血性与浪漫的基因，这或许是一个比文学史排名远为重要的事情。据说张元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是，他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张元幹投身于李纲——一个闽籍宰相——的麾下，竭力主张抗金御敌；李纲遭受宋高宗的罢免，张元斡怒不可遏，赋词《石州慢·已酉秋吴兴舟中作》。“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是倾出一腔壮志的长啸。宋高宗退避临安之后，秦桧当政，张元幹愤而辞官返回闽地。绍兴八年，秦桧再度筹划向金国议和纳贡，李纲上疏反对，张元幹的“曳杖危楼去”一词即是对李纲的声援。几年之后，另一个秦桧的政敌胡铨被贬途经福州，张元幹再度出面饯行，并作“梦绕神州路”一词，直陈抑塞磊落之气。这些举动彻底得罪了秦桧，张元幹被捕入狱，除名削籍。多年之后出狱，张元幹已经是一个白发苍鬓的老者。他没有再回月洲村，而是在江浙一带漫游，不知所终。张元幹的词赢得了诸多志士仁人的激赏，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想说的是，月洲村的张氏拥有另一份额外的庆幸：他遗传给我们一份大丈夫的血脉。
（有删改）
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己而仇之。贤者怨之，不肖者仇之，怨仇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鲁哀公问孔子曰：“子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诸？”孔子对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闻与？”对曰："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荒淫于乐，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师触龙者，谄谀不止。汤诛桀，左师触龙者身死，四支不同坛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变色曰：“善！”
孔子行游，中路闻哭者声，其音甚悲。孔子曰：“驱之！驱之！前有异人音。”少进，见之，丘吾子也，拥镰带索而哭。孔子辟车而下，问曰：“夫子非有丧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对曰：“吾有三失。”孔子曰：“愿闻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学问 ， 周遍天下，还后吾亲亡，一失也；事君奢骄，谏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后绝，三失也。树欲静乎风不定，子欲养吾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得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则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记之，此足以为戒也。”于是弟子归养亲者十三人。
子见罗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孔子曰黄口尽得大爵独不得何也罗者对曰：“大爵善惊而难得，黄口贪食而易得。黄口从大爵者，不得；大爵从黄口者，可得。”孔子顾谓弟子曰：“君子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
（选自《说苑》，有剧改）
孔子A曰B黄C口D尽E得F大G爵H独I不J得K何L也
①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
②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
鹤冲天
宋柳永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这三个字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诗言志的传统① ， 诗歌也由此得到升华，成为传达理想价值、展现中华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
诗词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内涵。我们的先贤，那些伟大的灵魂，他们经历再多的磨难，也能够凭借诗词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实现对生命价值的内在超越。现代人也可以借由中华诗词，对② 的价值与信仰做出坚定而有诗意的全新表达：民族危难，“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改革开放，“弄潮儿向涛头立”；抗疫征程，“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在③ 的新时代，用中华优秀诗词涵养创新进取的民族文化气质十分必要。就如中国人的“月亮”情结，“言志”中蕴含个人和民族鲜明的价值追求。通过品读这些流传至今的古典诗词，我们感受来自历史深处的家国之思，走进先贤伟大的心灵，感动先人们探索宇宙的伟大梦想。那一刻，诗词文化与我们的时代精神和谐共振，“言志”的传统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大众媒介为传播诗词文化提供了有效助力。比如《中国诗词大会》《中华好诗词》《诗意中国》等文化节目，激发了诗词文化热，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选手从节目中④ ， 在同龄人中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热爱诗词在当代青少年中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为提高文化素养、坚定文化自信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不久前，美国考古研究者德索开始检测在当地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一批古代牛骨的DNA，希望由此了解牛在美洲的驯化情况。在测定牛齿化石中线粒体DNA的序列样本时，① 。因为这个原本以为是牛的一块牙齿碎片样本竟然属于一匹马。这一发现引起了德索强烈的好奇。经过DNA测序，确定这块碎片属于美洲最早家马的。
这块碎片发掘自西班牙殖民者在北美最早的定居点之一——利奥波多镇。德索认为，由于马是西班牙贵族地位的象征，因此在野外马的化石和相当罕见，因而德索大胆预测，这匹马是因为某种原因流落野外。下面的问题是，② ？
一种主流观点是，当地人为了逃避牲口税而放归野外。但也有人认为源自一场大型船难。
但这两种观点都缺乏证据支持。持船难观点者称，③ ， 那么怎么会为了区区一点税就放归野外，避税说显然站不住脚；而反对船难说法的人指出，这片区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沉船记录，也没有西班牙殖民者的历史记载提到马，那怎么能说是船难所致？事实上，船难说法最早是在1947年的一本小说中提出的，既然是小说，就可能是杜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