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材料一：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但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中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
——《新唐书，食货志》
材料二：
两税 | 所含项目 | 标准 | 形式 | 时间 | 对象 |
地税 | 租 庸 杂 徭 （赋役） | 田亩 | 粮 | 秋 | 主户 客户 行商 |
户税 | 人头税、杂税…… | 资产、人丁 | 钱 | 夏 |
——摘编自《唐朝中期两税法改革简析》
材料三：“两税法”颁布以后，到建中末年，就有了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两税法规定“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具体征收时采用货币与实物结合的方式，这种做法在国家税收领域引入了货币税，改变了传统的纯粹实物税历史，货币税的推行，不仅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货币、商品意识的推广。自唐以后，以土地和财产为基础的税收制度逐渐占据了国家税收的主导地位，而以人丁为基础的税收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邱作文《唐朝中期两税法改革简析》
材料：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是僧一行（683﹣727年）。他自幼勤奋好学，尤其喜好天文历法。唐玄宗时，受命为皇帝顾问，主持改历，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梁令瓒合作，创制了能够观测日、月、五星位置和运行情况的黄道游仪，用它测量了二十八宿距天球北极的度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在一行的倡议和主持下，在全国的13个地点测量了北极高度和冬至夏至日、春分秋分日的日影长度。通过测量，得出地球子午线——度的长度，是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子午线长度的实测。主持修订的新历法，叫《大衍历》，是当时的先进历法，在我国的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