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明清之际，以传教士为桥梁和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双向交流。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中国儒家思想对欧洲18世纪启蒙思潮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这位中国现代史学之父，一方面有慨于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的现实，另一方面，有感于传统旧史学的弊端，针对当时国民只知“家”，不知“国”，更不了解“国”以外还有一个世界，独树一帜倡导新史学，以启蒙“国民意识”。这篇文章探讨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这一重大命题，是其倡导新史学的一个具体行动。梁启超充分肯定郑和是祖国伟大的航海家，“叹我大国民之气魄，询非他族所能几也”。同时，认为“成祖以雄才大略”，“乃恩扬威德于域外”，“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这不仅是因为他关注航海，而且也是他对中国在世界所处空间位置的定位思考。由此看来，我们也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研究自一开始就与中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万明《郑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日耳曼派神秘主义者的理论学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渊源之一。他们认为，用经验的方法或逻辑的方法不能认识真理和达到幸福的生活。只有通过直接的“启示”或“灵感”，通过心灵与最高的神的本原直接融合，才能认识真理。从12世纪起，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形成风靡全欧的异端浪潮，其中尤以法国的阿尔比派为著。阿尔比派运动发生于12世纪中叶法国南方城市的下层群众之中，以阿尔比城为中心。阿尔比派又分为两派：一派是华尔多派，一派是纯洁派。由于阿尔比异端两个派别都反对正宗教会和封建秩序，教皇于1209年组织十字军对他们进行征讨，部分阿尔比派信徒躲进皮埃蒙特的山林，在那儿一直生存到16世纪，当时他们被卷进新教改革的洪流，并把自己看作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者。
——摘编自李平晔《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