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据载，在周公摄政时就分封了71国，其中大部分都是周的同姓子弟。
分封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天子“授民授疆土”，将某地区的土地连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封赐给诸侯，由他们去建立国家。诸侯要对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屏藩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发兵从征等义务。
周朝的分封则主要是由统治部族对被征服地区主动进行的武装拓展，大大加强了王室对全国疆域的控制，巩固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即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
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
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
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
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秦朝统治者实行“上本除末”的政策，正式把商人及商人活动贬为末等之民和末业。秦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家为了加强对商人的监管，将城市商人户口进行专项登记，列入“市籍”，以区别一般编户齐民的“户籍”。秦朝多次将六国的大手工业主迁徙到边远地区。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目的在于彻底摧毁六国的经济势力，使反抗者失去经济基础。同时又将许多私营工商业主迁徙到秦朝统治地区咸阳、巴蜀一带，允许他们继续经营手工业，也有加强秦朝经济的目的。这与摧毁六国经济势力并不矛盾。另外，商人被抑制还表现在徭役征发上。此目的也在于摧毁六国的经济势力。由于秦朝短祚，富商们只是受到暂时的压制，很快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迅速复兴。
材料二：汉武帝时，通过行政干预和经济剥夺来削弱高赀、富商大贾的势力，使抑商政策达到极端：实行盐铁酒专卖，迫使大商贾退出商业活动的主要阵地，起到了压制商人的目的；改币制，也在于打击“不佐国家之急”的商人；均输、平准的实行更是以官办贩运货易排除私商，并由政府垄断物价，而征收财产税及算缗、告缗几乎使全国所有富商大贾陷于破产。同时朝廷任用商贾子弟东郭成阳、孔仅、桑弘羊等，相继“以费”入朝为官，就是利用其固有经验，从商贾发财致富的经济活动中获取财政收入，以支持对外用兵。虽然国家出台了许多与民争利的措施，但到昭帝时，文学言：“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部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忠茗《论秦汉时期的抑商政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