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学者撰写的各种通史，大体都是以“单线”的方式书写，即一根主线（政治与事件）和若干支流（社会经济、对外关系……），历史主线与各种支流在书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固定。但在这套书中，我们则看到当下国际历史学界风起云涌的环境气候、社会生活、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种角度，越来越多进入了历史，是趋近于“复线”形式的中国史。
——摘编自葛兆光《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之“推荐序”
材料二：中国人对与各个邻近民族发展起来的这种迥然不同的关系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反应：他们有时单纯地试图征服；有时则成立保护国，册封其首领和派中国顾问；有时试图通过以“公主”（通常是皇室不显要的姻亲）和亲，……来确保友好关系。
——（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
材料一：东汉、魏晋时期，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内迁。擅长骑射的匈奴人，逐步由游牧转入农耕生活，发展了冶铁和制陶等手工业。山西南部的羯人，大部分都从事农耕，善于织布，喜欢穿青绛色的衣服。西晋时，洛阳贵族官僚，争用胡床、方凳等西北各族的家具；各族人民与当地汉人错居杂处，汉族人民也学习经营畜牧业。
材料二：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写道：“孝文帝明知鲜卑游牧故习，完不足统治中原，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成，使其整体的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