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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学术共同体,是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学科内部持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方法的学术集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它的形成与发展,往往能够将一个时代的学术推向高峰。考察两宋时代的学术发展,两宋士人学术共同体的昌盛便不可忽视。因宋代道学发达,或可名其为道学共同体。

道学共同体是由宋代部分持共同价值观、道德立场和学术取向的儒家形成的团体。道学家与汉唐儒家不同。汉唐儒家多致力于寻章摘句、解释经典,虽然在整理与保存儒家经典方面贡献颇多,但在学术与思想方面颇为缺乏创造性。而宋代道学家以继三代绝学,挽日下世风,兴仁义道德,正己心人心,开万世太平为己任,穷究天理人性,讲求修身之道。

道学家与宋代其他儒家亦有三个明显区别。就仕途而言,道学家往往两栖于学堂与官场,存庙堂之志,而以学堂为主;游离于政治,而对政治不忘。因此,他们与身居庙堂之儒有不同的立场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价值取向而言,道学家更趋向向内追求和终极追求。他们对己追求居敬,自诚致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他们的终极追求则希望实现道德完满,以及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圣贤境界,并因这种追求而不与现实妥协。就理论而言,道学家更趋于哲学化。这与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关联。在向内的追求影响下,他们从事学术探索时都从诚意正心、居敬持正出发,不求闻达,潜心求索;而在终极关怀的影响下,他们都试图构建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这也是两宋道学大家都是哲学大家的原因。

道学共同体是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方面,“隋、唐外竞虽力,而风俗日即于奢淫,士习日趋于卑陋”,故而收拾人心,修齐治平,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制度方面,北宋自太祖起便重视文治,政治一般出于有学术涵养、有理想抱负的士大夫之手,宽松的政治制度,也为道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文化方面,官办和私立书院得到很大发展,自由讲学的风气一时盛行。如二程、朱子等道学大家,都曾讲学、辩论于书院,书院也因而成为道学共同体发展的依托。

宋代道学共同体,据《宋史》记载,仅包括北宋五子、程氏门人、朱熹、张栻和朱氏门人。这种界定固然有些狭窄,但他们身上确实更突出地体现了两宋道学家的特色。他们虽然出身各有所本,性格各异,仕途经历不同,为学风格与理论内容亦各具特色,然而正是这些道学家形成了道学传统的核心,他们之间各具特色的传承、交流和争论促成了道学共同体的发展。北宋五子虽没有构建学术共同体的自觉,但在南宋朱熹等人的自觉构建下,事实上形成了发端于北宋并对后代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道学共同体。道学家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核心人物,承担着传承道统的重任,在具备当时学术精英的共同特征之余,更有自身特色。那就是,包容创新的魄力、经世济民的抱负,以及对人格圆满的追求、对格物致知的理性思考。

(选自罗旻《宋代道学共同体的形成及其特征》,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明星畸高片酬谁之过

詹庆生

    ①近段时间,影视明星高片酬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其实,明星超高片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早已被广泛论及:占投资成本过半甚至更高比例的演员片酬,挤占了其他制作环节的成本投入,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明星片酬的无节制哄抬,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随之而来的影视演员一夜暴富、拜金炫富等现象所传达的价值观偏差,也给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冲击。

    ②在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都进入了急剧扩张期。仅就制片领域来说,各种热钱汹涌而至。而在放映播映平台方面,也猛增许多。这些新出现的影视投资、制片、发行、放映主体为中国影视业创造的“世界奇迹”贡献巨大。然而,当其他环节都在急剧扩张的时候,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却难在短时间内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市场需求急剧扩张而供给相对不足时,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价格上涨似乎就成了必然。

    ③近两年来,各影视公司不仅给明星开出超高片酬,还纷纷高价收购明星们的公司以期绑定与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刚刚进入影视制片领域的新军,为了在激烈的明星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往往打破既有的行业规则,为明星开出难以拒绝的超高片酬。

    ④事实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对于明星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创意和制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以好莱坞为例,一些风靡全球的影视作品,启用的大多是小演员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演员。这些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明星的光环,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生动精湛的演技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制作水平。反倒是这些作品培养和成就了一批演员,让他们走上明星之路:而在稳定的影视工业体系当中,影视公司、演员、经纪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谈判议价的行业规则,明星片酬固然会因走红程度而起伏,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片酬大面积坐地驭升的反常情况:所以,当前中国影视业明星片酬反常飙升、过度依赖明星的畸形现象,恰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影视产业在创意能力、制作水准、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均未发展成熟的现实。“唯票房论”使中国影视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浮躁时期,那些蜂拥而入的热钱更是以赚快钱为目标,导致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弥漫整个影视业,IP热追IP,“鲜肉”热追“鲜肉”,明星似乎成了赢利的保证,而故事创意、表演艺术、精良制作这些对于影视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节,反倒成了可以忽略不升的东西。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疯狂之后,电影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暑期档的低迷现象,已经给那些故事拙劣、面瘫表演、制作粗糙、批量出炉的影片以冷酷的回应。虚火上升的市场终将面临现实的惩罚。

    ⑤可以说,反常的规模化高片酬现象,固然有基于供需关系失衡的市场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的中国影视产业结出的病态畸形的恶果,是狂飙突进背景下的产业“热症”与远不成熟的产业“幼稚病”双症并发的典型症候。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于反常高片酬、追捧明星的现象,我们应该以倡导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对节目形态和导向进行宏观引导,在产品营销与购播环节加强政策指导和舆论管控来治标,再以加快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升级,建立成熟规范的现代影视工业体系来治本。

(选自2016年10月3日《光明日报》)

阅读《王小谟:75岁不失棱角》完成下题。

王小谟:75岁不失棱角

邱晨辉

    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大会上,无数闪光灯照亮王小谟的那一刻,他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成绩更是被人们反复传颂——提出中国预警机技术发展路线图,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媒体赋予他的诸多头衔——“中国预警机之父”、著名雷达专家等等。

    然而,近些年来,王小谟倒是经常放出些“得罪人”的话,甚至会因为“有个性”“直爽”惹来一些“争议”。8年前,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北京代表团中,时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的王小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就建议要克服在科学研究上的浮躁情绪,切勿追求短期效应。值得一提的是,王小谟当时话锋直指科技体制,称“要从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入手,才能推动科研健康发展。”

    在两院院士中,就是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中也不乏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但王小谟的履职方式却颇具个性。至少,与绝大多数科学家只在科技领域谏言不同,这位“学问最高”的代表群体中的一员,还会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看待社会问题,并颇有“个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在10年前的一次两会上,王小谟揪住“两院”报告就是一连串的问责,他称报告里面列举出很多数字,说明“两院”做了很多工作,具有说服力,但是,“要做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此”。王小谟发言道,对于人民关注的大案要案,要加大审理透明度和报道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实情并受到警示教育。当然,这样的“敢言”和“个性”,也让王小谟尝到舆论的苦头。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让人们看到了国家装备预警机的紧迫性,预警机研制又一次提上了日程。王小谟主动请缨,与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要求自主研制预警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想法一经提出,迎来的不是技术上的挑战,而是受到了一些质疑。“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这句话后,王小谟不再发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干活儿”去了。再一次公开露面,已到了2009年。在10月1日的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机群,分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有人看到,看台上的王小谟“流泪了”。

    王小谟选择的逻辑很简单,他只想要属于科学的答案,却从不愿意随波逐流。

    1987年5月,当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轻型飞机直入苏联领空,突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之一的地面雷达防空网后,苏联被吓到了,中国同样震惊了。低空防御雷达成了一个必须拿下的科技。那时,已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38所所长的王小谟跃跃欲试。然而,国家并没有把低空雷达的研制任务交给38所。王小谟没有就此放弃。“不让我们做,我们针对国外出口行不行?”看似不合组织口味的这一招,却用成果打败了美国、俄罗斯的雷达,并以国际价格卖给了不少对技术要求很“刁”的国家。王小谟和团队也因此收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今天,他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民大会堂里,面对前来采访的年轻记者,他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微笑着握手。

    王小谟总是对年轻人青睐有加。这位曾经的中国预警机系统总设计师,先后培养出18位中国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中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事业传承有望!

    王小谟,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50多年的科技生涯中,先后主持研制了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建设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节选自2013年1月19日《中国青年报》)

【相关链接】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王小谟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三坐标雷达研究。

以前的雷达车上没空调,四五十度的高温,人在里面就算只穿一个小裤头,也热得汗珠直冒。经常待在里面做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中的辛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顽固理念,需要巨大的勇气。

果然,这一理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王小谟斩钉截铁:“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你那设备有什么用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后来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减噪等。

1986年,王小谟担任38所所长。此时的38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了很多问题,253名技术人才“南飞”。地处边远山区,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怎么办,对此,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干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经过改革,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38所逐步走向国内一流水平。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中国最早的边疆,是在陆地疆域内划定的。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基本上就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边疆治理尽管内容复杂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围绕处理族际关系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的边疆构架也随之而进行了调整。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传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族际主义”的取向仍然在延续甚至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陆地边疆,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仍然是突出而典型的边疆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同时还与其他的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影响着其他边疆问题的解决。于是,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成为了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21世纪以来,以“族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的陆地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形势和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目标的改变,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的文化属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的忽视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战略的定位。另一方面,陆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从传统的边缘地带凸显成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其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作用日渐突出。

    因此,必须抛弃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确立“区域主义”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把陆地边疆界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的思维和定位,把陆地边疆明确界定为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改变传统的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做法,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重于解决这个特殊区域内的区域性问题;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在陆地边疆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族际关系问题也必须纳入到区域治理的框架中谋划,在促进边疆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来谋求族际关系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样的目标定位,陆地边疆的治理需要聚焦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稳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突出的区域和时间,应该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陆地边疆治理还必须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等,尤其是是要注重解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反贫困问题、建设问题、交通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问题等。与此相适应,寻求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应该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选自2017年《新华文摘》第1期,作者周平,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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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

——让我们的人生更开阔

林治波

    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慨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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