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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位于福建西部连城县的四堡,与传统书业有关。明清时期,四堡曾与北京、汉口、浒湾齐名,并列为我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目前是全国唯一保存比较完整的雕版印刷遗址。
四堡居民,多为躲避战乱的客家移民。客家人始终保持耕读并重的人文传统,一大批落第秀才为生业计,也加入了印刷业,为雕版在四堡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四堡周围山岭高耸,森林茂密,取之不尽的小叶樟、山梨、梓木、竹子等自然资源,为雕版印刷提供了充足的生产原料。当然,印书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也对四堡印刷业的繁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刺激与催生作用。
四堡雕版印刷业“起源于宋,发展于明,鼎盛于清”。在清中叶的鼎盛期,四堡成为我国南方刻坊中心。据有关资料统计,四堡仅马、邹两姓就曾有72010的人口、1200多人从事刻书印刷,印书坊至少100家。四堡雕版所印书籍远销13个省份150个县市,《汀州府志》记载,四堡出版的书籍垄断江南、行销全国、远播海外。
到了清朝末年,四堡雕版印刷业先后遭遇了战火的侵扰和两次新技术的冲击,逐渐衰微。以横扫儒教、推翻满清为使命的太平天国运动,将战火烧到了偏远的四堡,毁于兵燹的书籍、版刻不计其数。清咸丰年间,上海开始出现了石印,石印采用活字印刷技术,和雕版相比,在成本和技术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尽管如此,四堡人并未感到多大危机,印刷业在原有轨道上照常运转。清朝末年,国外铅印新工艺传入中国,很快垄断市场,四堡雕版印刷业无法与之抗衡,遂一落千丈,一蹶不振。印书坊大多停业倒闭,只有残存的几家苦苦支撑,惨淡经营至民国三十一年,终于落下最后的帷幕。
四堡雕版的兴衰,促人思考和警醒。首先,新技术的引进及内容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四堡先人大胆引进、采用最新雕版印刷技术,大获成功。然而,清朝末期的四堡雕版印刷业故步自封,对新出现的具有潜在威胁的石印、铅印等创新技术无动于衷;科举废除后,印书内容依然是以儒学经典为主,未能及时转向,遂使失败成为必然。其次,适度的产业聚集,有助于区城经济的发展。当四堡雕版印刷业如日中天之时,外地书商往来云集,江西浒湾的书商在四堡采购转运,客最茎芸翁孥箸萎印刷业的繁荣,四堡人对他们反而刁难排挤,结果浒湾书商购走四堡刻版,回到故乡经营自己的印书坊,成为四堡强劲的竞争对手。再次,加强版权意识,有利于出版业走向规范有序之路。为避免恶性竞争,四堡马氏与邹氏宗族内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族人利益的措施。每年春节,马、邹两族各书坊都张贴公布来年新刻书籍的封面,表示“版板所有”。但真正现代意义的版权意识和出版秩序并没有也不可能。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人愉快时面呈笑容,哀痛时放出悲声,这种内心情感也能在中国书法里表现出来,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唐代韩愈说张旭善草书,“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的书法不但抒写自己的情感,也表现出自然界各种变动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是通过他的情感所体会的,因而能形成情景交融的意境。
    汉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书法家可以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使写的字成为一种表现生命的艺术。元代赵子昂写“子”字时,先习画鸟飞之形,从中吸取对生命形象的构思,使“子”字有着鸟飞形象的暗示,成为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书法家要想使字表现生命,就要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许慎说:“书者,如也。”书的任务是如,写出来的字要“如”我们心中对于物象的把握和理解。但这里并不是完全像绘画那样直接模示客观形体,而是通过较抽象的点、线、笔画来表现的。
    中国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使用毛笔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毛笔铺毫抽锋,极富弹性,所以巨细收纵,变化无穷,这是欧洲人用管笔、钢笔、铅笔及油画笔所不能比的。正是这个特殊的工具使中国人的书法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独特的艺术。中国书法用笔有中锋、侧锋,方笔、圆笔,轻重、疾徐等各种区别,皆是运用单纯的点画而成其变化,来表现丰富的内心情感和世界诸形相;就像音乐运用少数的乐音,依据和声、节奏与旋律的规律,构成千万乐曲一样。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说张芝学习草书之法,“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石涛《画语录》也说,“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但这里所说的一笔、一画,并不真是一条不断的线纹,而是如郭若虚所言,“自始及终,连绵相属,气脉不断”。中国书画家正是运用这一笔的点画,构成万千的艺术形象,创造中国特有的书画艺术。
    中国书法从一笔入手,但一笔不能摄万象,须要变动而成八法,才能尽笔画的“势”,以反映物象里的“势”。这“永字八法”由“永”字的笔画而来,为侧(点)、勒(横)、努(直竖)、超(钩)、策(提)、掠(长撇)、啄(短撇)、磔(捺)。这些笔画,悬腕中锋,运全身之力以赴之,笔迹落纸,反映着生命的运动,显示着力量。点,不称点而称为侧,是说它的“势”,左顾右瞰,欹侧不平。卫夫人说“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一点之力真是石破天惊。横画称为“勒”,是说它的势,牵缰勒马,跃然纸上。书法的“美”就是势、是力、是虎虎有生气的节奏,它倾向于壮美。
    字由点画连贯穿插而成,点画的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和笔画具同等的艺术价值。所以大书法家邓石如曾说书法要“计白当黑”,无笔墨处也是妙境!虚实相生,才完成一个艺术品。中国书法艺术里这种空间美,在篆、隶、真、草、飞白里有不同的表现,尚待我们钻研。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小题。
警惕视觉文化对美育的负面影响
    所谓“视觉文化时代”,也称“读图时代”,是指全球化以来,文化出现了一种从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的变迁。20世纪最后十年,伴随着电子媒介广泛深入地向人类社会渗透,审美日益摆脱精英姿态而向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和泛化,最终结果是艺术和审美的生活化、普泛化,而其伴随的表现形态就是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可以说,图像的展现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正在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生活的逻辑形式。
    然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视觉文化时代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的创造力的美育,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我们以当代视觉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影中“奇观”效果以及“暴力美学”为例,分析美育在内容和方法上面临着何种冲击与影响。
    在视觉文化时代,电影格外青睐一种被称为“奇观化”的艺术表现方式。“奇观化”主要指电影借助高科技手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奇幻影像,作为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轻叙事而重场景,因此契合了视觉文化时代影像的诸多特征。视觉文化时代的电影更将奇观效应作为电影构成的主要支撑,注重场景的铺陈和空间的展示,弱化时间,突出空间,大幅度地削弱情节和叙事。如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该片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电影所呈现的场景奇观:在色彩上运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交替铺陈画面来营造视觉交响,黄叶漫天、红衣舞动、湖面如镜,武者交流;粗犷的敦煌沙漠、壮阔的内蒙古胡杨林,秀美的九寨沟风景。在《英雄》中,一切都是视觉的震撼以及对于高科技媒介的顶礼膜拜。
    奇观虽然带来了审美的震撼,满足了观众追求视觉刺激的猎奇心理,但它往往忽视了一部作品所蕴涵的深层次的文化力量。“奇观化”带来了对美育的消解,因为以图像来传达意义,注重眼睛的“可视”而忽视了人脑的“可思”,审美停留在视听享乐中,将导致当代大众思维方式的退化,形成被动思维和平面思维,这对美育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暴力美学”是一种在纯粹暴力趣味的追求中发展起来的美学,在电影艺术中,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血腥暴力场面的形式感,并将这种形式感发扬到精美绝伦的程度。暴力美学竭力弱化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在影片中规避直接的道德评价,因此它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由于图像时代的全面来临,暴力美学与现实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美育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暴力美学通过对暴力内容的美学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功能,宣扬人们内心潜藏的暴力倾向,放大了人们对血腥的本能嗜好。所以,尽管暴力影片在形式上眩目诱人,但它严重干扰了人的道德评价。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美育在内容、特征和方法上发生着诸多变化。图像渗透至社会生活,以其感官性(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生动性(图像使人身临其境)、普泛性(图像的接受不受主体自身文化条件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图像面前人人平等)等特点为人所接受,在带给人极大的感官享受的同时,实现了现代审美教育的目的。作为现代美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图像美育注重人的感性特征,在图像的审美接受过程中人的整个感性生命投入其中。但不可忽视的是图像中“奇观化”和“暴力美学”对现代美育构成了冲击,这是视觉文化时代美育遭受的困境之一,这昭示着传统美育在现代性进程中应密切关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同步,对其进行调整和改善。这样审美教育才能真正做到在视觉文化时代恢复人性完整,唤醒人的理性,建构全面和谐人格,按照美的内在尺度塑造人类文化的创造主体,促使人类文化健康发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元宵节舞鱼龙灯的习俗在我国历史悠久。在我国古代文献、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均可以找到关于鱼灯的记载。东汉张衡《西京赋》中有关于鱼化龙、龙化鱼的记载,两千多年前,在西汉京都长安,鱼灯、龙灯及鱼龙文艺已盛极一时。南朝粱元帝萧绎《对灯赋》中也有“本知龙灯应无偶,复讶鱼灯有旧名”,对元宵夜抢眼夺目的龙灯、鱼灯称赞有加。宋朝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中生动再现了通宵达旦舞鱼龙灯的盛况,体现了鱼龙舞在花灯表演中所担负的重要角色。
    那么,究竟什么是鱼龙舞呢?鱼龙舞是鱼灯和龙灯混合表演的舞蹈。鱼龙舞成为古代节日文化重要的表演习俗,源于古人的崇鲤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追溯至六千年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生动的鱼纹。人们在从事日常的捕鱼生产中,把有关鲤鱼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加以神化,将鲤鱼视为神鱼加以膜拜,并发展到以鱼为图腾的原始巫术舞蹈。这种发轫于巫术的舞蹈对后世鱼龙舞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元宵节表演的鱼龙舞总给人鱼龙相随,鱼龙混杂的印象。宋代《埤雅•释鱼》记载:“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本草纲目》称:“鲤为诸鱼之长,形状可爱,能神变,常飞跃江湖。”清代《辛氏三秦记》记载:“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不上者为鱼,故云曝鲤龙门。”唐朝大诗人李白专门为鲤鱼跳龙门写了﹣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按照民间传说,凡跳过龙门的鲤鱼即可变成龙,即与《西京赋》中“鱼化龙”的说法相吻合;没有跳过龙门的鲤鱼“归来伴凡鱼”。也有记载显示,“归来伴凡鱼”的既不是原来的鲤鱼,又不是飞过龙门的飞龙,而是在“鱼化龙”中变异而成的鳌鱼。鳌鱼保持了龙头、龙角、龙须,其身上却布满鱼鳞,保留鱼尾。这一变异在传说故事中是以鲤鱼“偷吞了海里的龙珠”实现的。无论是“鱼化龙”,还是“龙化鱼”,均反映了“鱼龙合一”以及它们之间极为特殊的关系。
    传承至今的鱼灯舞是研究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它们传承千百年而不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分布在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广东梅州的鲤鱼灯舞以及福建莆田的九鲤鱼灯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三地的鱼灯舞和宋代的鱼龙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沙头角鱼灯舞的表演形式以众鱼围绕“神鱼”黄鳢角展开,整个舞蹈呈现了群鱼献祭的主题。舞蹈的重点角色“黄鳢角”即为鳌鱼的化身;梅州的鲤鱼灯舞也被称作“五鲤跳龙门”。五鲤由一雄四雌组成,唯一的一条雄鱼,即为青色的鳌鱼。舞蹈由5位年轻的女子表演,鲤鱼灯舞深受汉代乐舞百戏的影响。莆田的九鲤鱼灯舞在表演时,由9条不同的鱼在龙珠灯的引导下出场。据考证,九鲤鱼灯舞和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无论在舞蹈动作,还是在鱼龙组合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鱼灯舞蹈的表现内容、源流和传承发展来看,三种鱼灯舞均呈现了较强的独立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们与中原古代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中,不断吸收各地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才发展到如今人们在元宵节花灯中所看到的精彩纷呈的鱼龙灯舞。
(摘编自《元宵时节舞鱼灯》,《百科知识》2016.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与“高贵”的文字结缘
曹文轩
    书是有等级的,是有不同用场的。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这些有益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后再读的书。这里,我们不必去衡量谁更有价值,只是说,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有先后次序,其情形有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是面漆。对于孩子而言,这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与孩子的认知能力是呼应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趣味。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为孩子的成长确认用于打精神底子的书,尽管因为时代的局限、认识能力的局限,有些时候,我们确认的书并不理想,甚至还有害。但确认这类书籍的雄心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却是应当肯定的。当一个善良、充满母爱的母亲为孩子选择了某种书,我们基本上可以放心地说,那些书就是用来为孩子打精神底子的。相同的,当一个母亲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看某些书时,我们当对这些书心存质疑——尽管母亲们的判断并不绝对可靠,整体上我们相信一个母亲的直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孩子的喜爱与厌烦。那些只会让他们厌烦的书,恐怕也不可靠。我们只需看到:当下,并未用打精神底子的文字来为孩子打底子,而用本来是打完底子再读的文字来打底子了。这一倒置,是很糟糕的。对于这一局面的形成,不要怪罪出版社,也不要怪罪作者,需要检讨的,是我们这些学者、批评家。我们缺乏对这一阅读格局的剖析与解释,缺乏理论上的辨析,更缺乏警钟般的提醒。
    有的书具有高贵的血统,有的书则不然。你得承认:中外历史上不少经典之作,比如鲁迅的书、《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徒生的书、《夏洛的网》等,都具有高贵血统。我这不是说:我们要将一切非高贵血统的书排斥在外。只是说:我们应创造机会让孩子多亲近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经典之作。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想提升境界,大概是很难的。
    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属于读者的童年,这样的作品、作家恐非一流。一部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属于读者一生的。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其实没有任何特殊性,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质是完全一致的——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只会停留在读者的童年。如果一个成人不愿提及自己的童年阅读史,那么,那些所谓的儿童文学必是糟糕的。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弥留之际呈现在即将消逝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大幸福,就在于其作品能被当年的小读者在晚年时充满感激地回忆着。
(选自《人民日报》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电视剧《大军师马懿之军师联盟》因各种原因引发了热烈讨论。有人调侃,《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片名像网游,时间线混乱,司马懿成了“妻管严”,和真实历史相去甚远。大家争论的焦点,其实大多围绕在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的边界问题上:是遵照历史多一点,还是创作者的想象多一点?当艺术想象与历史记载相悖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②不必追根溯源,以国内影视剧常拍常新的热门题材“三国”为例,该题材的影视剧中虽不乏优秀作品,但却往往背负着“不尊重历史”的罪名。其实,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是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话本小说积淀而成,本就是对历史的演义,其中诸多描述早已和《三国志》等正史记载相去甚远,是否遵照历史可以说是个伪命题。。
    ③关于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边界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对此,郭沫若、吴晗等前辈也曾有过经典论述。郭沫若曾指出,历史剧的创作不能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历史作家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权威,但历史剧创作又不等同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讲求实事求是,而历史剧创作是实事求似,毕竟,历史剧不是历史教科书。吴晗则指出,历史剧既要有历史根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再从《三国演义》到一些优秀的“三国”题材影视剧,或许正好证实了这个创作逻辑。
    ④再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为例,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一段描述:吕不韦看到质子子楚,称他奇货可居,认为子楚很有利用价值。如果从常识和逻辑来判断,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吕不韦是不是真说了这句话,但司马迁将此写入《史记》,非但不会影响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更是以寥寥几笔,勾勒出了吕不韦商人出身的特质。
    ⑤以历史为题材,首先要尊重历史,拒绝瞎编乱造。汉朝人吃红薯、唐朝人啃玉米这样的笑话,自然要尽力避免,但最要紧的是价值观不能乱,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所共同遵循的理想信念要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得以展现。历史细节上的小问题可以修改、弥补,但创作者秉持的观念,既要敬畏历史的真实,也不能缺少拥抱当今时代的胸怀。
    ⑥以历史为素材的影视作品,对于历史的撷取应是创造性的,拒绝瞎编乱造的同时,也不能束缚住创作的手脚。参照正史刻板地创作,只能沦为缺乏艺术趣味的枯燥“记录”。与其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不如探讨人物的性格是否饱满;与其纠结于正正史和野史的差别,不如关注剧情的推进是否符合逻辑。由此,方能抵达“诗比历史更真实”。
(选自肖家鑫《历史剧把握好“不虚”与“不拘”》,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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