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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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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仪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包括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南宋时,著名大儒朱熹撰写了《家礼》一书,其中依据古时礼仪,并参考北宋时司马光撰写的《书仪》,对士大夫的冠、婚、丧、祭四礼作了设计,而加冠、结婚、丧葬、祭祀,确是古代人们在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四件大事;这四方面的礼仪,确是当时的家庭和家族所要践行的最重要的礼仪。自南宋至清末的近千年间,中国传统的家族礼仪,即当时大大小小的家族所遵行的居家礼仪,大体依据着《朱子家礼》中的规定。

    由于家族礼仪不仅有代代相承的基本面,也有不断演化的另一面,后世的人们仅凭古籍的文字记载往往不能真切地了解古代的礼仪。东汉时,著名的大儒郑康成率先对先秦的《礼记》作了图注。随后出现的同类著作有阮谌的《三礼图》,夏侯伏朗的《三礼图》,张镒的《二礼图》,梁正的《三礼图》,以及由隋文帝敕撰的《礼图》等。五代时,聂崇义“博采众家,参以己意”,又纂成了一种《三礼图》。随后,他又向宋太祖赵匡胤进呈了该书的修订本。此后,配有图说的礼学著作才有所出。例如,在南宋时,朱熹的学生杨复推出了《仪礼图》,布衣杨甲纂成了《六经图》。到清代,由于进一步认识到庶民直至皇室都应依据礼仪图来行各种礼仪,并要根据礼器图来制作器皿,如果这些图画出现错误,便会误导整个社会,动摇皇朝的根基,因而清政府就直接组织了礼图的编绘。在此期间,便出现了经乾隆皇帝御览的《钦定仪礼义疏》《礼器图》。尽管这些配有图画的著作不免有若干差错,但因它们的作者几乎都是著名的礼学专家,从总体来说,经他们确认的图说都较为精确。有了这些资料,后人对传统的家族礼仪便可有较为形象的认识。

    除了上述阐明礼仪的图画外,还有一批更为生动的作品可以帮助后人认识传统的家族礼仪。它们是自古代直至民国初期描绘民间日常生活的图画。于明代、清代出版的很多小说、剧本等,如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剧本《西厢记》《金钗记》等等,都有插图。这些插图显示的是小说或戏剧的重要情节,其中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各种礼仪。到清代后期,随着近代新闻事业的逐步发达,多种图说社会新闻的画报先后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是《点石斋画报》。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环球社的《图画日报》等。由于各地的人们在践行各种家族礼仪时往往受到地方风俗的影响,这些画报的绘画者们所绘的是他们目击或熟悉的情况,其作品的有些细节未必符合传统的家族礼仪。不过,这些图画有血有肉,描绘的常常是令人喷饭的社会趣闻,因而有较强的可读性。

    在经历了唐代末年与五代十国的大动乱后,自古以来拥有大庄园的名门望族土崩瓦解,小家庭成为宋初基本的社会细胞。后来,这些小家庭演化成了不同的家族。这些家族陆续纂修本族的族谱,兴建本族的宗祠,并大多参照朱子《家礼》制订了本家的宗祠祭礼。这些宗祠礼仪,以及家族在墓地举行的祭祀礼仪,无疑也成了传统家族礼仪的组成部分。各个家族在纂修或生修族谱时都会将有关文字,直至绘制的有关图画,载入此类家族的史册。

(摘自《中国家族传统礼仪•前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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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周汝昌

    晚清有一个姓陈号蜕庵的学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我觉得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归入子部,等于说《红楼梦》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野史或“闲书”,而是一部思想巨著。在晚清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可惜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与重视。

    他说的“子部”,就是指我们中华文化体现于书册形式上的“四部”“四库”:经、史、子、集中的“子”类,皆为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亦即“诸子百家”的“子”。这就点明了《红楼梦》的巨大的文化蕴涵。这是敏锐的文化眼力与灼见,十分重要。

    何谓“文化”?“文”,大家都懂得,那么这一个“化”字如何理解呢?“化”即感化、教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化”,而且古时以异族学习汉文化为“归化”。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记得甄士隐与贾雨村,但有谁记得他们二人的名字?贾雨村,名“化”,取“春风化雨”之意,表字“雨村”。甄士隐,名“费”。《四书》中有句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名“费”,字“士隐”。在雪芹时代,读书识字之人一看都懂,又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这是独特的汉语文之魅力!我认为汉字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特征有两大条主脉:一条是“仁义”二字,这是自修待人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另一条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凝结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懂了这两端,再看《红楼梦》,体现的也主要就是这两大方面。即: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

    有人问我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吗?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

    《红楼梦》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写到宝玉与众清客穿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一带清流泻于石隙之下。贾政欲因水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的取义当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上场时那段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西厢》“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字面“香艳”,内涵沉痛。这就是汉字语文的精髓之表现。

    如果你不懂《红楼》与我们的文化的关系,你又怎能懂得它的价值意义,又怎能领会欣赏它的意境之美妙呢?

(有删减)

【注】红学,即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五四运动前后,红学作为一门严肃学问堂而皇之步入学术之林,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20世纪三大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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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笑话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这些寓言故事就是早期的笑话雏形,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幽默、讽刺方面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笑话确立并不断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笑林》作为第一部笑话专集出现,增强了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独立性。笑话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专集不断涌现,代表作有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

    在《笑林》出现之前,中国先秦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其创作意图大抵是为了达到说理辩难的目的,并非单纯是为引人发笑的纯幽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笑林》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统,在笑话的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幽默而幽默”的观念。

    笑话中的幽默,就是用简单的情节,巧妙引出出人意料的结果。《笑林》以搞笑故事为主,往往在简单的篇幅中不忘情节的巧妙设置和形象的精心雕琢,表现出高超的引人发笑的叙事技艺。不少故事在铺垫中巧打埋伏,让人进入一个典型的环境中,之后突然揭开一个人们难以预料到的结果,使读者或者听众经历由最初的期待紧张到结尾的醒悟释然这样一个快速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而引爆笑声,而这个转折就是传统笑话中的“笑点”。笑点能不能让读者感到好笑是笑话能否成功的关键。

    笑话能够达到“欢声满座”、“揭瓦哄堂”的艺术效果,其奥妙之一还在于精妙的修辞。古代笑话在修辞方面的成就很高,它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很注重运用多种修辞。从语言语境的角度来研究笑话中的幽默语言,能够帮助理解古代笑话的幽默,而艺术夸张是古代笑话中比较重要的修辞,在幽默理论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从美学观念看,笑话是属于喜剧的范畴,幽默讽刺是其瞩目的美学特征,因而其中的夸张手法必定与幽默结为一体。笑话就常常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矛盾,不仅把隐晦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像放大镜一样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开来。在描写人或事物的时候也有利用非合情合理的极度夸张,违反生活逻辑、违背生活真实来达到“可笑”的目的,例如建议鲁人人截竿入城的老父、一叶障目取物的楚人,等等。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使语言更具幽默性,也给人深刻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宋扬《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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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西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鈍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摘编自何怀宏《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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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夏人们对于《延禧攻略》的持续关注,再次将国人对清宫剧的热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可否认,在纷繁庞杂的电视剧剧本当中,以大清宫廷为背景、帝王及其后宫女性为人物设定的清宫争斗剧,一直在电视荧屏、视频网站大放异彩。从80后、90后荧屏集体记忆的《还珠格格》,到越发注重描绘大清后宫女人真实情感的《甄嬛传》,大清后宫男男女女们的卿卿我我、尔虞我诈、血雨腥风可谓“玩转”当下影视圈,很多追剧的观众无时无刻不在为某位妃子或是小宫女的多舛命运而操碎了心,或许这也是“泛娱乐化”给予国人的某种心理慰藉。

    为什么大清帝王及其后宫如此备受电视剧制片人、观众的青睐?尽管清宫剧尤其是大清后宫争斗剧发展至今,每每都会有新的“人设”出现,进而激发观众们的猎奇心理,虽不可避免地有些固有的情节套路,“一男多女”“一女多男”等情感模式,但始终无法动摇观众对于清宫剧的喜爱之情,这当然还有其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等原因。

    清朝是离当代中国最近的一个封建帝王时代,自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其统治后,至今也不过百余年的时间。大清王朝较完整地延续了中华文明的源流、文化传统与生存方式,与观众在心灵上的距离感并不算太大,容易产生亲近感。诚如学者林风云所言,“清朝与当代中国这种可感的几乎可以碰触的承继性的内在理路和连贯逻辑,从时间性上保证了民族性延续的说服力和可信度。”更进一步说,对清朝的这种情感上的共鸣以及文化上的认同,同样彰显了国人对中华民族传统历史的一种回望与求知欲。

    然而相较于《康熙王朝》《孝庄秘史》等清宫剧,不论是“戏说”还是“历史正剧”,早年的清宫剧几乎都有共同的价值指向——从宫廷斗争透视家国命运,更多体现的是对国家命运以及民族未来的一种思考和想象,借古鉴今的目的比较明显。而近些年的清宫剧逐渐趋向内在,特别是演变为“后宫女人”的争宠后,不仅失去了此前清宫戏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人文情怀,反而以架空历史的方式来讲一些小情小爱、钩心斗角,借此影射当下职场的那点“小九九”和是是非非,而这也正是当下生活即刻化、碎片化的一种投射。

    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求真务实的制作态度的回归。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故事,既包括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包含了中国历史故事。需要指出的是,优秀古装剧即便不是严谨的历史再现,也需要通过虚构情节之下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底蕴来昭彰历史,抵达一种虚拟外壳下的真实内核,从而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肯定。这中间,见章法、见功力,也见人心。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帆《清宫剧热,历史感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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