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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郁达夫:一个人的旅程
卞流光
    ①郁达夫少年即负文名。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从他的诗中,可以感觉到他认为自己早晚会成名。扬名海内的《沉沦》发表时,郁达夫不到26岁。可是他等这一天仿佛等了好久。
    ②郁达夫属于早慧的人,因为三岁丧父,他的童年生活是孤寂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奔波在外,祖母每天念经礼佛。这在一个小孩的心中播下了孤寂的种子。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从私塾到新式小学到中学,郁达夫的成绩一直优异,性格却越来越孤僻,这两者好像相辅相成,形成了他既自负又自卑的矛盾性格。1913年17岁的郁达夫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除了积极广泛的学习本领外,孤寂和落寞再次强烈地包裹了他。他曾给一个叫隆儿的女孩做过这样的诗句: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立名。感情上的不顺,志向的难酬,这是他一生焦虑的开始。
    ③1922年回国后,接触到中国现实后,郁达夫跟许多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有一种幻灭感。《还乡记》这样写道: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留学时代在异国的首都里每晚每晚的夜行,把当时的情状和现在在中国的死灭的都会里的流离的状态一对照,觉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成了过去的云烟。《沉沦》的风行海内并没有给郁达夫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经济上照样无法立足,还引来无数的误解和谩骂。回国后一直到1927年僻居上海,郁达夫挣扎在大学教职和作家、杂志编辑两种身份之间。回国伊始,郁达夫一边在安庆教书,一边写作、编杂志,然后又因为生计无着,再去教书。这样来来回回有三四次,"为饥寒的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
    ④这个时候郁达夫写过一系列文章,如《还乡记》、《还乡后记》、《南行杂记》和《感伤的行旅》,给读者一个飘零的旅行者的背影。1926年春,时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远在北京的儿子龙儿病危的电报,仓惶北归,却还是没来得及见儿子一面。多年来的奔波漂泊的苦楚,一下子汩汩而出。他在散文《一个人在途上》的结尾这样写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远了。自家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如此凄凉的自况,孰料却成为他一生的谶言。
    ⑤感情上的连连受挫,加重了他的流离感。1927年与王映霞相遇之前,郁达夫放浪形迹.流连酒楼歌馆。"检点青衫旧泪痕,歌场到处有名存。"然而其背后的孤苦和辛酸,恐怕十倍于他的放纵吧。与王映霞的结合,让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达夫拒绝了鲁迅的劝阻,从上海移家杭州。过起来了半名士半隐士的家居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与国事一样,家庭同样遭遇风雨?飘摇。备受打击的郁达夫此时应该是很绝望的,从他的选择可以看出:只身去国,自我放逐。"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坟墓)在星洲。"见过郁达夫临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沧桑的面容,蜷曲凌乱的发须,几乎让人难以辨识。
    ⑥他的一生,仿佛是一次一个人的旅程。不管是选择还是命定,郁达夫没有回头。郁达夫的性格中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气质。他的沉沦、颓废、软弱、自卑、自我暴露,掩盖不了其率真赤诚对这个社会强大的冲击力。郁达夫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让人恨,也让人爱,因为这就是他。终其一生,他没有屈服改变过,哪怕这漫漫旅程,他必须一个人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巴金: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
李致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一九八一年,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一九九一年冬我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九九一年秋,原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珍健同志双腿残疾,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了。我找了一个折衷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珍健同志表示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五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觉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⒀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日
(节选自《我的四爸巴金》,有删改)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脸谱
梁实秋
   ①我要说的脸谱不是旧剧里的所谓“整脸”“碎脸”“三块瓦”之类,也不是麻衣相法里所谓观人八法“威、厚、清、古、孤、薄、恶、俗”之类。我要谈的脸谱,乃是每天都要映入我们眼帘的形形色色的活人的脸。
   ②人的脸究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否则也就无所谓谱。就粗浅的经验说,人的脸大别为二种,一种是令人愉快的,一种是令人不愉快的。凡是常态的,健康的,活泼的脸,都是令人愉快的,这样的脸并不多见。令人不愉快的脸,心里有一点或很多不痛快的事,很自然的把脸拉长一尺,或是罩上一层阴霾,但是这张脸立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立刻把这周围的气氛变得阴霾。假如在可能范围之内,努力把脸上的筋肉松弛一下,嘴角上挂出一颗微笑,自己费力不多,而给予人的快感甚大,可以使得这人生更值得留恋一些。
   ③我永不能忘记那永长不大的孩子潘彼得,他嘴角上永远挂着一颗微笑,那是永恒的象征。一个成年人若是完全保持一张孩子脸,那也并不是理想的事,除了给“婴儿自己药片”作商标之外,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不过赤子之天真,如果在脸上还保留一点痕迹,这张脸对于人类的幸福是有贡献的。令人愉快的脸,其本身是愉快的。这与老幼妍媸无关。丑一点黑一点,下巴长一点,鼻梁塌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上面漾着充沛的活力,便能辐射出神奇的光彩,不但是光,还有热,这样的脸能使满室生春,带给人们兴奋、光明、调谐、希望、欢欣。一张眉清目秀的脸,如果恹恹无生气,我们也只好当做石膏像来看待了。
   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游戏:早起出门,留心观察眼前活动的脸,看看其中有多少类型,有几张使你看了一眼之后还想再看?
   ⑤不要以为一个人只有一张脸。女人不必说,常常“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自己另造一张”。不涂脂粉的男人的脸,也有“卷帘”一格,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进入仕途的人往往养成这一套本领。对下属道貌岸然,或是面部无表情,像一张白纸似的,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或是面皮绷得像一张皮鼓,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好几尺!但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得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直线条全变成曲线条;如果见到更高的上司,连笑容都凝结得堆不下来,未开言嘴唇要抖上好大一阵,脸上作出十足的诚惶诚恐之状。帘子脸是傲下媚上的主要工具,对于某一种人是少不得的。
   ⑥不要以为脸是和身体其他部份一样的受之父母,自己负不得责。不,在相当范围内,自己可以负责的。大概人的脸生来都是和善的,因为从婴儿的脸看来,不必一定都是颜如渥丹,但是大概都是天真无邪,令人看了喜欢的。我还没见过一个孩子带着一副不得善终的脸,脸都是后来自己作践坏了的,人们多半不体会自己的脸对于别人发生多大的影响。
   ⑦难看的脸是到处都有的。在送殡的行列中偶然发现的哭脸,作讣闻纸色,眼睛肿得桃儿似的,固然难看。一行行的囚首垢面的人,如稻草人,如丧家犬,脸上作黄蜡色,像是才从牢狱里出来,又像是要到牢狱里去,凸着两只没有神的大眼睛,看着也令人心酸。还有一大群心地不够薄,脸皮不够厚的人,满脸泛着平价米色,嘴角上也许还沾着一点平价油,身穿着一件平价布,一脸的愁苦,没有一丝的笑容,这样的脸是颇令人不快的。但是这些贫病愁苦的脸,还不算是最令人不愉快,因为只是消极的令人心里堵得慌,而且稍微增加一些营养(如肉糜之类)或改善一些环境,脸上的神情还可以渐渐恢复常态。最令人不快的是一些本来吃得饱,睡得着,红光满面的脸,偏偏带着一般肃杀之气,冷森森地拒人千里之外,看你的时候眼皮都不抬,嘴撇得瓢儿似的,冷不防抬起眼皮给你一个白眼,黑眼球不知翻到那里去了,脖梗子发硬,脑壳朝天,眉头皱出好几道熨斗都熨不平的深沟─—这样的神情最容易在官办的业务机关的柜台后面出现。遇见这样的人,我就觉到惶惑:这个人是不是昨天赌了一夜以致睡眠不足,或是接连着腹泄了三天,或是新近遭遇了什么闵凶,否则何以乖戾至此,连一张脸的常态都不能维持了呢?
(节选自《雅舍小品》,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各题。
故乡的食物
汪曾祺
    ①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得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②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也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执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③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作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钵状的东西。她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
    ④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蓍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佣人偷了。这女佣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⑤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郑板桥说“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是说其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如板桥所说“佐以酱姜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愿来一小碟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瘪子”,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这种食品是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种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的。
    ⑥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炒米,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是应急。有一年,我还在上小学,党军(国民革命军)和联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特别关照,把一坛炒米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选自《汪曾祺文集》,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山头
朱红娜
    郝老师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这张照片。在空荡荡的破旧房子里,墙上这张镜框精美的24寸彩色照片显得异常夺目,给整个破旧房子增添了无限的光辉。每天郝老师都会小心翼翼地擦拭一遍,让它保持一尘不染。每当看到这张照片,郝老师就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谁说不是呢,全村甚至全镇全县的人们都羡慕郝老师,有几个人除了在电视上谁亲眼见过市长呢?而郝老师是被市长亲自接见并授牌的。
    五年前,市长刚刚从副市长成为市长,就把教育当作最重要的工作,发动了一场名为“寻找全市最美教师”的大型活动。在山旮旯里秀村呆了三十几年的郝老师,突然就像埋在某个角落的金子,被人“挖”了出来,金光闪耀,市长看到眼前一亮。
    其实当年郝老师不是不想走出大山,是走不出大山。走不出大山不是因为他腿脚不好,是因为他有高中毕业的文凭。秀村唯一的老师退休了,学校成了无人看管的荒野,本该规规矩矩坐在教室上课的学生就像笼子里放出来的公鸡,满山遍野地乱跑。高中毕业的他就被村支书强推硬拽上了讲台,成了郝老师。当同龄人纷纷出门打工的时候,他也曾经想出去,但一张张熟悉稚嫩的小脸像一块块磁铁吸住了他,让他动弹不得。当同龄人的儿子成了他的学生时,郝老师依然孑然一身。村支书做通了村里一位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女孩的工作,让她嫁给郝老师。新婚之夜,郝老师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头上大哭了一场,坐到了天亮。
    此后,郝老师就把学校当成了家,把学生当成了儿女。一批批学生毕业后都走出了大山。只有郝老师陪着这越来越少的的学生,最后学校只剩下两个学生。
    郝老师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能以受表彰的方式走出大山,走进市里,见到市长。当市长亲手将大红匾牌授予郝老师的时候,郝老师的手抖得差点将牌子掉到地下。镁光灯照相机闪得郝老师头晕目眩,但市长亲切的笑容让他感觉很温暖。第二天,市长给他授牌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不惜花费他半个月的工资将照片放大装框,端端正正挂在房子最显眼的墙上。
    几天后,郝老师接到县教育局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任命郝民同志为秀村小学校长职务的通知》。
    接下来一个多月,郝老师还被要求在全县乡镇做事迹报告,秀村小学被迫放假,郝老师只好利用周末给学生将课补上。
    自从被市长接见了以后,每天,郝老师准时收看新闻,看到电视上的市长神采奕奕,他就好像自己上了电视一样兴高采烈。他见人就讲市长如何如何重视教育,如何如何待人和蔼……他把所有的他能想到形容好人的形容词都用在了市长身上。
    好久没在电视上看到市长了。这天,郝老师像往常一样准时等着看新闻,他惊呆了:市长因为违纪被“双规”。郝老师胸口一阵揪痛,竟倒在了电视旁。
    醒来后的郝老师仿佛一头暴怒的狮子,一跃把照片扯了下来,高高举起,用力往地上一摔,哐,精美的相框顿时被摔成碎块,郝老师仍不解恨,迅速捡起碎块,连同鲜艳的照片,一把丢进正在燃烧的柴火堆里。火光映照中,郝老师的泪水晶亮晶亮的,滴滴答答。
    几天后,郝老师接到县教育局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免去郝民秀村小学校长职务的通知》。
    这一夜,郝老师再次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头上大哭一场,又坐到了天亮。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年第22期,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蓝袍先生
陈忠实
    我依稀记得,爷爷死后,父亲脱下了蓝色长袍,换上了一件藏青色布袍,一来表示给爷爷的亡灵守志守节,二来标志着他已过而立之年,该脱下青年时期的蓝色长袍了。爷爷死后,父亲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那眉骨愈加隆起,像横亘在眼睛上方的一道高崖 , 眼神也散净了灵光宝气,纯粹变成了一副冷峻威严的神色,在学堂里,他不苟言笑,在那张四方抽屉桌前,正襟危坐,腰部挺直.从早到晚,也不见疲倦,咳嗽一声,足以使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吓一大跳,来去学堂的路上,走过半截村巷,抬头挺胸,目不斜视,从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别人和他搭话问候时,他只点一下头,脚不停步,就走过去了。
    在我18岁的时候,父亲把我推到了那座黑皮太师椅上。
    过罢正月十五,私塾又开学了。我穿上蓝布长袍,第一次去坐馆,心里怎么也稳实不下来。父亲一般先读书,后晌才写字,我也应该这样做。我在父亲用过的石砚台上滴上水,三只指头捏着墨锭,缓缓地研磨。
    我刚写下两字,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蓝袍先生——”
    我的脑子里轰然一声爆响,耳朵里传来学堂里恣意放肆的哄笑的声浪。我转过头,看见一张傻乎乎愣笑着的脸,这是村子里一个半傻的大孩子。这个傻瓜蛋儿,打破他的脑袋,也不会给我起下这样一个雅号的,我立即追问:“谁叫你这么称呼我?”
    教室里的笑声戛然而止,静默中潜伏着许多期待。
    “他……他不叫我说他的名字。”傻子说。
    “你说——他是谁?”我冷眼追问。
    “我不敢说——他打我!”傻瓜怕了。
    “我先打你,看你说不说!”我说。
    我从桌上摸过板子,那块被父亲的手攥得把柄溜光的柳木板子,攥到我的手里了,心里微微忐忑了一下,我就毫不退让地说:“伸出手来!”
    我从他的背后拉过他的左手,抽了一板子,傻子当下就弯下腰去,用右手护住左手嚎啕起来:“马娃子,你教我把人家叫‘蓝袍先生’,让我挨打……呜呜呜呜呜……”
    我立即站起来,一下子瞅住杨马娃,命令:“杨马娃,到前头来!”
    杨马娃虎不失威,晃一下脑袋,走到前头来了。
    “是你教唆他的吗?”我斥问。
    “不是。”他平静地回答,早有准备。
    “就是你!”傻子瞪着眼,“你说……”
    “谁能作证呢?”杨马娃不慌不急。
    “……”傻子急迫地瞪着眼。
    “不要作证的人!”我早已不能忍耐这种恶作剧还在继续往下演,“伸出手——”
    杨马娃伸出手来。他的眼里滑过一缕无可奈何的神色,漫不经心地瞅着对面的墙壁。
    我抽一下板子,那只手往下闪了一下,又自动闪上来,没有躲避,也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唤。我又抽下一板子,那只手依然照直伸着……教室里很静,听不到一丝声响。我记得父亲打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从来不看被打者的脸,更不听他们的呻吟和求饶,只是打够要打的数字。我抽下五板子了……
    傻子突然跪倒在地,抱住我的板子,哭喊说:“先……先先先生!马娃叫我叫你‘蓝袍先生’,我说你要打手的,他说不会,你和俺俩都是在一块念书的,不会打手的。他就叫我跟你耍玩,叫‘蓝袍先生’……我往后再不……”
    我似乎觉得胳膊有点沉,抬不起来了,再一想,如果马娃一直不开口,我能一直打下去吗?倒是借傻瓜求情的机会,正好下台,不失威风也不失体面。傻瓜先爬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跑下去了,杨马娃则不慌不忙,文质彬彬地鞠了躬,慢慢走回到座位上去了。
    杨马娃退学了。对杨马娃的退学,我也不觉得遗憾。杨马娃早该退学去做庄稼或当相公去了,只是生得矮小,父母疼其体力不支,就叫他在学堂多混几年……迟早是要走的。
    两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秩序正常。我从村中走过去时,可以踏出缓急有致的脚步了,再不紧张了。我在教桌前端直坐一晌,看书或授课,不再觉得腰酸腿困了。人说,我活脱就是二十年前我爸的原样儿!连脾气也跟我爸一模一样了。
(选自《蓝袍先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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